番薯不是台湾的原生种，却早被视为在地象征。（图片来源：Pixabay）
“好吃的番薯，又甜又便宜，快来买啊！”每隔一阵子，我家门前马路就会行驶过一台贩售烤番薯的小货车。相信，这台货车沿路的广播声，总能激得许多民众嘴角上扬，再也按捺不住，即刻奔出门购买。父亲则三不五时会扛着一袋番薯归家烘烤，半年下来，想必啃过的番薯早已超过上百颗。番薯就是有如此大的魅力。
番薯可谓是世界性的产物，一般认为是哥伦布在海地发现了它，并将之带至欧洲，献给了西班牙王室，由此开展了它跨越各大洲的旅程。番薯在东西方的际遇大不相同。刚抵达欧洲之初，番薯成为了宫廷、上流社会的珍品，但在抵达东方后，却与普罗大众、贫困扣连在一起。在十九世纪的台湾，番薯与社会身分、经济地位勾连，是一种深富阶级涵义的作物。道光十二年稿成、由周玺总纂的《彰化县志》即点出：“每日三餐，富者米饭，贫者食粥及地瓜，虽歉岁不闻啼饥也。”
虽然番薯不是台湾的原生种，却早被视为在地象征，与台湾的关系绝对是最最紧密的。近日气温飙高，不少新闻就提到正处于“全台烤番薯”、“热成烤番薯”的状态。不少人是打小听长辈将台湾人比喻为番薯长大的，对番薯自然而然感觉亲切又熟悉，仿似真有亲缘关系般。只是，缘分之深，不只因台湾外观状似番薯，更因为台湾人民大多有番薯经验。番薯陪伴无数台湾人度过了艰苦难熬的岁月，让他们不必苦于粮食难栽难得，不必循环往复的身陷饥饿窘境中。
因为台湾气候与土壤等条件适合番薯生长，因此台南等地在十七世纪中叶就随处可见番薯了，后续有得郑成功、郑经及郑家军等等的努力，番薯更是顺利的壮大。根据清朝多本方志所载，番薯已遍布整座台湾。
番薯是台湾人最常使用的称呼，它另有蕃薯、甘薯、甘藷、金薯、红薯、赤薯、白薯、黄栀薯、文来薯、红苕、地瓜等诸多俗名。文雅的“甘藷”二字，则是其正统的学术名称，但迄今并未进入台语发音系统中。透过这些名称，能进一步探掘番薯在台湾这四百多年来的传播历程或有趣故事。举例来说，金薯之名，是源自于纪念明朝福建巡抚、第一位在中国推广番薯的金学曾对世人做出的贡献，而非指内肉呈现金黄色；地瓜之名，则存在源自福建与源自浙江的两种说法；特殊的红苕一名，则是四川发音，意指红番薯，是由移民带至台湾的称呼。
至于我们有时会在新闻中听见的“台农N号”这类编号名，则可追溯至1907年。总督府农业试验所那时从中国、日本、冲绳、美国等地引进各类番薯品种，以进一步改良台湾番薯的品种，在历经多年淘汰选种过程后，于1922年开始了番薯的杂交育种，并以“台农N号”来为新品种取名。从日本时代至战后七零年代，番薯产量在全部农作物中，均高居首位，而台湾更早在十八世纪初就成为番薯的主要输出地，翻转了往昔从中国等地输入番薯的情况。因此台湾被视为“番薯岛”，台湾人被称为“番薯囝仔”，可谓实至名归。台湾培育番薯的工作迄今仍进行中，且更与在地结合，陆续产出了台南1号至16号等品种。
只是，在翻阅日本时代的农业相关资料时，仅见米农、茶农、蔗农等称呼，未见薯农一词。这是因为番薯的经济价值较其他农作物来得低，很少农人选择一整年在农地里只栽种番薯的。换言之，单一栽种番薯并非主要形式，农人大多拿番薯与其他作物采取“轮作”或“间作”或“糊作”的农作方式。因此，种植番薯这一款便利又灵活的作物的农人，可能是被定义为米农、茶农、瓜农或果农的。
父亲则三不五时会扛着一袋番薯归家烘烤，半年下来，想必啃过的番薯早已超过上百颗。（摄影：yi-hsin/看中国）
如今的番薯价格虽然未达洛阳纸贵的程度，却也得掏钱购买，方可一尝其香甜，故难想像长辈口中描述的那个天天啃食便宜到无人问津的番薯的艰困时代。
犹记母亲煮饭时，会在白米上放上番薯块，放入电锅蒸煮。当一掀锅盖，番薯的香甜即弥漫在空气中，令人食指大动。可是，眼见孩子专挑饭上的番薯吃时，母亲一再老话重提，强调自己幼时吃番薯吃到一看到番薯就满心惧怕！原来在五六十年代，许多人因为家贫，缺钱购买大量白米喂饱每个孩子，遂将价格令买家无比欢喜的番薯锉成细条，再放到日头下晒干，制成了保存期限更加久长的番薯签。所以，在日日一成不变的吃着煮过后的番薯签之下，一些老一辈的台湾人见到番薯总免不了先心惊一回。
幸亏现在的番薯商品多，什么地瓜片、地瓜烧、番薯麻糬、番薯圆等等，总有一样是能让长辈解解馋，顺道借此遥想过去的艰辛岁月。
纵使如此，相信大家仍不愿抹灭番薯最大功劳——最佳的救灾粮食。其实，番薯造福的百姓可是多到让人无法想像。在传入福建并在官方大力推广下，番薯快速成为该地的重要粮食，让地方官得以欢喜上奏，强调番薯的盛产状况，让人不忧惧日后爆发饥荒。此外，由于价格远低于米谷，致使个人在储备粮食或官方赈灾发粮之际，会更愿意选择番薯来度过危机，并省下一大笔费用。加上番薯食用方便，不似其他存粮需要额外耗费人力与时间碾米去壳，就更让人推崇这一救灾效率高的食材了。作为台湾首任日本总督的桦山资纪还在一次参观张姓向导的华丽家园时，亲眼见到这户人家的储藏室中堆满了晒干的番薯。连曾经企图在晚清时期于“噶玛兰”（现今台湾宜兰）建立长驻据点的西方探险家们，也选择种植番薯与马铃薯来一绝粮食困顿问题，好跟当地原住民进行长时间的对抗。
由于台湾番薯物美价廉，东港还于1970年3月27日爆发一起走私番薯案。四个从中国偷渡来台的人坦承，已跟人谈妥，要购买台湾的番薯拿去内地贩售，以赚取一笔可观的差价。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台湾人口少，土地肥沃且盛产稻米，有钱的大地主在吃得起米，甚至是能大吃特吃的情势下，仍秉持克勤克俭、坚忍不息的精神，将大部分的米卖到中国去，自己吃着白米混合着番薯的番薯饭。正因如此，能在贫脊环境中成长的番薯，给人一种坚忍不拔、不屈不挠、适应力相当强韧的印象。
番薯对我而言，是一个让母亲免于挨饿，但早生抗拒的香甜美食。每每在餐桌上瞧见它，就次次揭露我与母亲的世代差异。我们这一辈的衣食无虑，番薯既存的台湾人早期的生活缩影及历代意象，自然是难再体会，只能凭借想像去建构过去充满辛勤不懈、隐忍不发等古朴精神的台湾人生活，健康、养身等现代人追求的饮食风格，则化为番薯现今最强的符码，提醒贪求口腹之欲的大伙儿，理应选择可口的它的关键何在。
除此之外，因为童年时期不时听见长辈分别拿番薯、芋头比喻台湾人与外省人，故更视番薯为可亲之物。家中种有番薯、不时吃着番薯与番薯叶，也就是一件再理所当然不过之事了。
不过，进一步深究，我们将会发现，芋头很早就在繁衍，甚至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它亦成为不少原住民的主食，比起汉人大量迁台后才逐渐拓展开来的番薯，可谓更适合作为台湾的象征物。只是，番薯终究是击败了芋头，夺下了代表台湾意象的符码之位。番薯到底是何时开始成为台湾人的代号呢？
日本时代仅有少部分台湾人自称自己是番薯，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去过中国的台湾人因台湾状似番薯，这才自喻为“番薯仔”，至于台湾的芋头在此期间，尚未具有任何符码，被视为一种植物、食材而已。到了1949年后，才出现大规模将台湾人称为番薯，将随着国民政府迁来台湾的外省兵，特别是士官长称为“芋仔”的情况。
根据部分老荣民回忆，外省兵初到金门时，见当地人以番薯为主食，故称金门或台湾姑娘为地瓜小姐，并叫体能差的台湾新兵为番薯，戏称他们是吃番薯长大，才会土、体能差。因为番薯与芋头均属块茎类作物，台湾兵自然会称呼外省兵为“芋仔”来做反击，其中因素还包括台湾兵跟外省士官和军官在诸多方面存在极大差异，故以“芋仔”之称做出区隔。一开始，这般不带恶意的戏称无伤大雅，多限于军中范畴，但1960年代后，入伍的台湾人数量增多，在族群逐渐对立的政治事态当中，芋仔、老芋仔之称逐渐普及，并被赋予了负面意涵。
犹记部分人士对于拿番薯与芋头这两样作物来为台湾这一块土地上的人进行划分，感到不悦，甚至口出恶语。其实，真正认同台湾，爱惜脚踩的这一片土地，无论祖籍何处、家乡在哪，相信都不会是产生隔阂的原因。人降生于世，理应懂得饮水思源的道理，切勿吃穿用均在此处，却又不懂珍惜，样样嫌弃。
引用资料
蔡承豪、杨韵平《台湾番薯文化志》（台北：果实出版，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