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本人提供）
今天（2024年5月7日）我们要讨论的是美国当前的一场校园风波。这场风波在美国闹得很大，已成为头号话题之一。我想强调，尽管大家可能主要接触的是中文信息，但我建议不要仅仅局限于中文报道，这场校园风波的复杂性远超过我们通常看到的。正如1989年的民主运动，尽管被暴力镇压，但大多数参与者并不完全理解民主的真正含义。他们的诉求多种多样，比如反官倒、反腐败，诉求丰富远不是经典民主运动的概念所涵盖的。
这场校园风波同样包含了多种诉求，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犹太人的声音。我自己在白宫附近两次目睹过犹太人的集会，他们都是反对以色列执政的利库德集团。目前，美国有100多所高校发生了类似的校园风波，警察已经抓了2000多学生。这些学生来自不同国家和族裔，他们的行动不应被简单地视为易受欺骗或操控。与中国的洗脑教育环境不同，美国学生在一个自由讨论和自由辩论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在各大校园中接触到各种信息，每个人都进行独立的判断。这与中国不一样。中共的洗脑教育很厉害；在洗脑教育成功地愚民后再煽动大规模暴民运动。他们因此以为，其他的运动也是洗脑教育或操纵的结果。中共总是说我是背后一些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的一小撮幕后操纵的人。但我亲身感受想要操纵民众其实很难。我尝试启蒙中国人几十年，被我唤醒的很少。比如在座的各位，但你们混得好的时候，谁也不会听我的，甚至反而会相信共产党的话，认为我就是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其实，中共才是最大的启蒙者。
当很多企业家受到中共的迫害时，他们就觉醒了。我常说，来找我们的都是倒霉的人，谁让他们倒霉？共产党。共产党让他们倒霉了，他们就知道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他们在中国再怎么努力，最终都归零。
再比如李克强，他是我的老同学，最后被谋杀了。我们两个在北大时讨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改变中国。他跟一批做官的北大校友认为，当时改变世界的所有的资源和手段都在共产党手中时，真要改变中国，就要入党；即使有些事情不如人意，也要隐忍；先掌握权力，然后才能改变中国。当时我也确实不认为他是错的，因为80年代初的时候，工作、住房和社会福利都是共产党掌控的。任何一个能影响中国人生活的资源，都在共产党手里。改变中国必须是共产党干部。不过，我们也知道，要想改变中国，先要有人能把改变中国的道理说出来，要自由探讨。共产党里没有这个空间。如果这个人是共产党，因为有党纪在那，还有政治学习要统一口径，是不可能探讨真理，更不允许说出真理。总有人要承担探讨和传播真理这个代价。我决定承担个人牺牲，独立思考和发言，不受中共约束，不在中共内发展。
现在看当年分道扬镳的是非，结论一目了然。他命都没有了。他也到了一个重要位置位置，到了第二把手，又怎么样呢？当年本来李克强是排在习近平之前的，但后来又落到习近平之后，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李克强的血统不纯。因为中共怀疑关键时刻他可能是戈尔巴乔夫，是蒋经国。共产党元老担心，他不会让这个江山一直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所以就把习近平拿上来。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接班人标准，习近平这个人既没有学历和专业，也没有政绩，本来不该作为接班人。但他就是靠他的共产党血统，比李克强更红一点。其实李克强的父母也是正厅局级的干部，也是抗日时候参加了共产党，但还是被认为不够纯。所以就把习近平这个所谓共和国原始股持有者的后代选上来，现在确实证明了习近平为了不让共产党江山变色，宁愿逆历史潮流而动，把中国拖入到一场灾难中。
讨论美国校园风波的时候，我们做政治结论要谨慎。美国现在抓共产党的特务的时候，我对FBI的作法不满，我和他们讲我从政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中国目睹了太多因为政治原因造成的人间悲剧。政见可以不一样，但是一定要准确地理解这个人的想法是什么。不能因为政见不一样，或者讨厌对方，就进行曲解，无限上纲上线，然后进行无情的打击，造成毁掉一个人一生的悲剧。
我们讲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尼克松曾经说毛泽东影响了整个地球，而毛泽东自己说他只影响了北京的几个区县。毛泽东非常清楚，没有几个人是真心跟着他搞革命，许多打着毛泽东旗号的人都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
在西方社会，人们能够准确地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道路，是因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例如，一个穷人可能会说这个政府福利多一点就符合他的利益，所以要选择民主党，因为民主党倾向于劫富济贫。还有的人认为政府要小一点，少收税就符合他的利益。比如有钱人会选择共和党，因为共和党主张减税和保护产权，要压制不合理的暴民要求。但是这些都是民主社会，不要以为共和党是不管穷人，或者民主党就是要劫富济贫，都是民主社会框架内存在的。
在美国校园中，起初动员最多的并不是巴勒斯坦人或者反犹的，更多的是“Cease Fire”呼吁停火，和要求人道主义救援直接到达妇女和儿童手中，以及对以色列士兵的行为进行约束，避免误伤。这就像刚才我讲在白宫看到两场犹太人的抗议都是针对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这表明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表面的是非对错。例如，联合国设有有效的援助线路将生活和医疗必需品送到和平平民手中。即使打击哈马斯看似合理，也必须考虑到对妇女和儿童的粮食供给和其他支持受到保障。
你要问，哈马斯拿走了粮食那怎么办，这是在实施过程中的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就在于那个地方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如何安排。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所有政府现在都支持两国论，即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各自建立一个国家。然而，以色列方面担忧，如果巴勒斯坦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他们的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因此不允许在以色列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让巴勒斯坦建国，而利库德集团更加反对巴勒斯坦人建国。
哈马斯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中一直存在争议。了解巴勒斯坦的人都知道，哈马斯是人民运动。而西方国家，尤其是以色列，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西方并不是不知道哈马斯的本质，但他们认为，人们有和平表达政见的自由。他们只惩罚那些拿起武器、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政治目标，改变国际社会安排的做法；这类势力被定义为恐怖组织。因此，他们一直将哈马斯界定为恐怖主义军事组织，并对其进行打击。但如果哈马斯只是和平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是被允许的。
巴解组织是主张和以色列和解的，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把这个曾经的执政组织给选掉了，把哈马斯选上来。利库德集团认为，如果把哈马斯现在的军事人员都消灭了，明天拿起武器的巴勒斯坦人又会成为新的哈马斯，所以要让巴勒斯坦人意识到，支持哈马斯就要承担代价，震慑他们不要再加入哈马斯的军事组织。此外，以色列认为，既然阿拉伯人关心巴勒斯坦人，那就开闸，让他们到埃及去。联合国的传统是，如果一个国家发生战争，就会在交战地区的周边国家建立难民营，安置战争难民，等战争结束再回去。但现在埃及不让他们过去。埃及担心，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后，以色列不允许他们再回去，以色列会永久占领加沙地带。
背后的复杂性和是非，并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彻底讨论清楚的，我们肯定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一致的立场。但我要强调的是，校园风波的一个主要触发点是这场战争对平民造成的伤害。因此，学生们希望找到一种解决方式。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多次向以色列的利库德集团施加压力，甚至威胁要切断对他们的支持。整个加沙地带，哈马斯有十几个旅，目前12个旅已被消灭，还剩下6个旅，四个名最精锐的旅在拉法。以色列认为要打击恐怖主义，就必须进入拉法。
美国关心的是该地区50万至100万巴勒斯坦人的安置问题。目前，以色列的计划不足以保证人道主义的生存条件。
全球普遍认为，以色列的特工队伍是世界上最精锐的，理应能够实施精准打击而不必引发大范围冲突。这一点引起了世界对以色列的质疑：为何不采用精准打击，而是通过战争来震慑平民？拜登在战争一开始向利库德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分享了美国反恐的教训。美国曾在进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但两年后这些民众加入了反对美国的阵营，如ISIS就是萨达姆·侯赛因过去的军官组成的。阿富汗民众后来支持塔利班卷土重来。这都是因为美国在反恐行动中未能保护平民，使当地的人民从一开始支持美国转而反对美国。后来，美国吸取了这个教训，美国调整了军事策略，开始使用小规模精英部队而不是反恐战争，成功在巴基斯坦击毙了本拉登。
阿拉伯地区内奸和叛徒特别多，以色列完全可以通过收买信息或者内奸来对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进行逐一精准打击。但利库德领导人认为，哈马斯作为一种人民运动，即便是消灭了某些领导人，新的反抗力量仍会源源不断地涌现。这就造成了以巴两国都没有安全感。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两国方案，但现实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案可以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深层仇恨。就校园风波这件事，学校的领导怎么看待学生的行为？多数的教授都反对警方介入校园运动。这种情形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八九六四，1989年当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时，多数的人都希望他们撤出去，但是当军队要开进去镇压的时候，之前各种立场的人都几乎站在学生一方，反对镇压。
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试图劝说学生离开，并最终向他们下达最后通牒：如果他们不离开，将被视为不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这种情况下继续校园内集会就是违法行为，可以对他们进行武力驱逐。但校方在给国会作证时说，一个人有表达政见及和平示威的权利，但不可以使用违法行为，干扰学校正常运作的方式去强行占领。
因此，这个运动就在美国引发了一个讨论，即一个人是否可以用非正常方式表达政治意见。支持这些学生或想保护他们的人认为，他们的做法不对，但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学生想要保护生命是好的动机，因为谁也不想看到学生对待生命变得冷酷无情，学生们只是想对受到危险的人说几句话，但是他们必须了解背后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反对者和学校认为社会需要秩序，无论表达政见与否，都不能威胁到校园和整个社会的秩序。
就像我们来到西方民主社会，我们将来也会面临许多两难的决定，比如是否支持同性恋大游行。在美国，左派在同性恋问题上非常开明，但有些左派华人一旦涉及到自己孩子的问题，马上就变得非常保守，变成极右派。我们华人置身于这个新社会时，如何理解这个社会，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最关心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我在一些节目中与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互动时，他们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理由是他们的年轻一代和老一代发生冲突，导致社会撕裂。确实，美国现在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斗争已经到了极其激烈的程度，比如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川普(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斗争。现在，校园风波带出另一个撕裂美国社会的分歧线，这就是代沟。冷战后生长的千禧年世代与上几代的分歧和冲突。
但是中国人对西方社会还是存在普遍误解。我举两个例子，关于疫苗，美国的左派认为应该接种，右派则反对疫苗。而在中国对待疫苗也存在两派观点。美国的右翼反对疫苗是不相信疫情的存在，他们不接种疫苗，也不戴口罩，不遵守社交距离的规定。而中国疫苗反对者则认为疫苗背后存在阴谋。另一个例子是，在2020年大选后，川普及支持者声称选举舞弊，但对所有法院的裁决结果他们都接受了；没有人指责法官被谁收买了。但在中国人圈子中，那些详细选举舞弊的人中间，法官被共产党收买了的传言流传甚广。美国人不会轻易相信法官被收买的说法，因为他们这些人一同成长，接受了相同的教育，他们知道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此，中国人进入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后，需要学会在党派站队之间保持准确地理解分歧的理性态度。美国有Peers的说法，认为左右两派都是同胞，都是同伴，可以有分歧，但不要产生仇恨，要在这片土地上一起生活，一起建立这个的国家。
很多来自中国的人，他们可能反共，但他们的政治文化中被共产党暴政深深植根着共产党文化特有的仇恨种子。你经常会看到中国人因为政治观点分歧，在吵架的过程中把问题升级到了个人攻击，甚至变成了道德问题、家庭背景问题，祖宗三代问题。把原本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意气用事地变成了对基因问题、身世问题的道德审判。你会发现很多问题最后除了打架以外无法解决。在西方，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就分歧进行争论，可能也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彼此之间没有怨恨。最严重的情况也就是我们说的“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中国就不一样，会升级成破坏对方的生意，或者其他严重的后果。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理解落差有多大。
加沙问题最后如何解决我也不清楚。现在最近的进展是，以色列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准备进入拉法地区。但在最后一刻，哈马斯认怂了，表示愿意接受谈判。但以色列认为哈马斯的谈判方案离他们的安全要求相去甚远，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哈马斯无法交出足够的人质，许多人质已经死亡，无法以人质换取停火。因此，以色列军队已经占领全部进入拉法地区的入境点，所以战争一触即发。
上个星期我给我们美国党部的党员上党课，其中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党员问到，以巴冲突对地球另一面的中国的影响如何？我回答说，唯一能够制止利库德集团的就是美国，而美国总统拜登现在最在意的就是学生的态度。因为在威斯康星州初选时，学生们表示不会投川普的票，因为川普是右派，这些学生是左派，但他们也可以不给拜登投票。美国的大选结果往往取决于几千票的关键差异，而威斯康星正好是摇摆州。这几千名学生的选票如果不投给拜登，拜登就会输掉大选。所以对于拜登来说，这件事关系重大，这种杠杆可以影响美国的政治。未来，我们在加拿大可能也会遇到类似情况。美国的红州和蓝州的选举结果不管怎么改，结果都是红的或蓝的。只有那七个州可能会决定胜负，所以说，选举就看这七个州。我们还记得2000年的选举，佛罗里达的小镇的选票决定了整个州的选举人票，佛州的选举人票又进而决定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全国选举中的输赢。这就是民主政治中的现实，有时候一个州一个镇的几千票就决定了整个选举的结果。
我今天要讲的是，习近平现在中国搞的是意见一致。而在美国，左右两派在互搏，尤其是在校园风暴中，我们党员的看法和美国上一代的看法相似，上一代人和年轻一代的观点有很大落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是否会撕裂？有人问共产党是否会打台湾？我说，共产党现在只有在一个情况下才能动手，那就是如果美国真的分裂了，因为现在唯一能制止中共的就是美国。如果美国自顾不暇的时候，那台湾将面临最危险的时刻。但美国会发生这种情况吗？
在历史上，美国曾经因为类似情况而撤出越南，这一举措导致东南亚落入共产党阵营。尽管美国总统明白，如果撤出东南亚，将会失去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而苏联则会席卷之势在全世界各地扩张。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这就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影响到了总统选举。结果是：数百万曾支持美国的当地人被屠杀，还有上百万难民逃难时被大海淹没和海盗袭击而死不计其数。美国的颓势直到里根总统上任才将这一局面稳定下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关注的是，校园风波的结果将会决定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会影响俄乌战争和加沙地带战争的结果。
即使这样的局面发生，我们中国民主党人也不必悲观。在研判这种情况的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是否团结一致或许会决定短期一两个事件的走向，但长期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制度有没有自我调节的能力。60年代后期的美国曾经比今天脆弱得多。那时，在国内，当时反战运动、学生运动、人权运动都在持续进行。那时的美国大学校园不是警察进驻，而是军警，例如在哥伦比亚大学、俄亥俄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地，军警曾经枪杀学生。那时，街头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运作。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德国和日本急剧崛起，美国则节节败退，甚至日本人都曾试图收购洛克菲勒中心。有人曾说日本一度是世界第一，美国人的信心跌到了谷底。在外部，前苏联曾一度席卷全球，中美两国联手也难以抵挡。在两大阵营对峙中，美国失去东南亚、失去中央条约组织、失去非洲许多盟国。
但正是因为校园里学生的吵吵嚷嚷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改变了世界版图，也警醒了美国人。他们开始认真对待二战后建立的社会的问题。能让大学生走上街头，这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而是很多不满积压在一起，是对上一代的社会治理的怀疑，对制度的不信任。他们开始研究问题、根源和解决方案。今天，治理美国的人就是当年校园运动的那批学生同龄人，三十年前他们出总统。现在已经80岁，还是他们出总统，他们仍在治理美国。为什么他们能够持续活跃，正是因为他们在当年的校园运动中成长了，他们成熟了，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浪。当他们重新理解了社会，重新回归制度之后，他们对这个社会有了信念。
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其实他们把很多美国制度中的问题都暴露出来，其实给了美国解决问题一个机会。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你看美国这么乱糟糟的，中国一片非常团结的这种景象。我说那个团结是什么呢，中国有很多问题都被压下来了，这些问题将来会导致中国的衰落。而美国的问题，都通过校园运动这样的方式暴露出来，而实际上把问题提出来才能解决问题。所以美国将来一定就会像60年代末期一样赢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变革，信息革命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才可以自由的表达，自由的表现，而且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冲突最后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看吧，20年后一定是还是美国赢回来。
我是在中国的科学的前沿做过的。做前沿研究的人最清楚，一个封锁信息的政府，一个不能自由讨论，科学家不能自由出国，不能跟别的国家的科学家自由交流的政府，就不可能产生世界前沿的科技。也许一两个大脑可以在一两个领域中获得领先，前苏联也有过一些领域非常领先，但是整体的科学和技术，是一个生态、一个体系，一定要有自由的环境才能发展。所以我对美国充满信心，各位也有幸看到了美国社会乱糟糟的状态，但千万别把问题简单化。
所以美国在60年代这场学潮之后，美国各界精英都在研究我们中社会到底出了什么事了，然后就开发了很多解决方案。我们今天看到的加拿大社会中很多宽容，包括女权主义，其实都来自于那个时代的反思。所以今天他们的年轻人可以提出很多诉求，可能包括我们在内都看不惯的社会现象，这些不要紧，等到最后尘埃落定的时候，美国一定会赢过专制国家。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