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4日，地震后的四川汶川县映秀镇。（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5月12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综合报导）16年前的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中国政府迄今仍在拖延对因豆腐渣学校建筑倒塌造成大量学生伤亡的回应，而民间并未停止对政府的追责。多次考察过前汶川地震灾害现场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告诉《看中国》，汶川地震伤亡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他对16年来真相仍未得到还原感到悲哀。他表示，在扭曲的政治制度下，下一场大地震的结果只能更为惨烈。
死难学生名单至今未公布
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的居民李德全12岁的女儿因其就读的洛水镇洛城小学校舍倒塌，和其他100多位同学不幸遇难身亡。16年来，李德全一直在向政府不同部门申诉，还向法院提出了诉讼，希望追究校舍倒塌的责任者，但一直未得到答复或处理。
2008年5月12日地震后的第三天，成都人杨雨就带着香港电台的摄制组进入了地震的核心区域四川北川老县城。在现场他看出学校建筑垮塌比其他建筑更厉害，其中必有蹊跷。一个月后，杨雨又和四川异议作家谭作人协助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进入地震灾区，拍摄学校受灾的视频。一年后，艾晓明完成了记录片《我们的娃娃》，反映512地震中是学校建筑豆腐渣工程造成了学生死难。杨雨当时作为成都公民社会的成员，要求政府将官方统计的5335名死难学生的名字公布出来，但就是这个最低的要求16年以来也从未得到满足。
对比汶川地震、智利地震和台湾花莲地震
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说，汶川大地震后，他数次考察过汶川地震原点、地震灾害现场，以及汶川周边环境。“汶川地震悲剧在于，十多年还没得到真相还原。相对于对地震和建筑质量能进行有效管理的国家而言，汶川地震的伤亡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为灾难。”
2010年，赵兰健和多位地质学家重返汶川，看到在地震原点对面的山坡的显眼处，距离公路很近的位置，政府已盖了统一震后样板房。随行的地质学家一致认为，这个位置不适合再建设民宅，周围地质结构并不适合地震震后安置。
“当地政府执意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过路游客能直接看见整齐如一的官员政绩。这个安置居民点的对面，就能看见对面山坡上，2008年汶川地震原点流出物质的流淌痕迹，地震原点也是黑的一个洞状破坏点。”他说。
8.3级汶川地震两年后，2010年智利发生8.8级大地震，比汶川大地震高出0.5震级。智利死亡五百多人，而汶川死亡失踪近十万人。巨大的数据差距的原因在哪呢？
赵兰健分析，这是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所致。
“1960年智利发生，人类历史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大的Valdivia大地震，震级高达9.4--9.6级。首都圣地亚哥南部城市Chillan市中心有一处教堂，地震发生时天主教徒奔向这个教堂，祈祷上帝保护自己，教堂建筑质量不导致整体坍塌，躲避的教徒全都遇难。震后Chillan建设水泥浇筑的鸡蛋型教堂，鸡蛋的一半埋在地下是隐藏建筑，一半留在地上是主体建筑。寓意是地震再来时，鸡蛋滚动不会坍塌，保护里面避难者。1960年智利大地震之后，智利用法定形式规定了建筑物的抗震指标。若有地震坍塌伤亡损害，将追究建筑物的设计方、建筑方、管理方的责任，而且是终身追责。这是2010年智利发生8.8级地震，只有500人死亡的原因。而2007年汶川地震8.3级死亡失踪近十万人。”他说。
他说，汶川地震并未到对中华民族警醒的作用，原因在于中共当局不允许任何人对汶川地震追责，甚至也不允许民众查明真相。至今连汶川中学学生的死难者名单都列为机密，有民间人士想要前往调查都被官方抓捕。
赵兰健认为，“多难兴邦”是温家宝留给中华民族的可耻记忆，在这种扭曲的政治制度下，下一场汶川地震只能更为惨烈。
“汶川死亡学生名单都成为一种神经敏感，追责汶川建筑质量问题更不可能实现。因为中国的现有的社会制度是扭曲的，不允许真相呈现，不允许询问为什么。只能用一种迷信般的政令对民众做污浊式洗脑。无法认知，不能认知，使中华民族一直处在厮杀和争斗的恶性循环中。甚至人们已经迷恋上这种扭曲价值观。每当共产党喊出多难兴邦，民众都能处于酣傻状态，期待下一次灾难降临。并在这种自然和人为的灾祸中，寻找着错乱兴奋点，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赵兰健透露，2015年他陪同商务部领导再次抵达智利，在圣地亚哥街头看见大型仓储式超市一角坍塌，并未导致人员伤亡。五年时间里，一直在追究建筑商的法律责任。但汶川地震全部的伪劣建筑商，被中国的现有社会惩罚机制放过了，扔给了历史。
“正因为这种罪恶的管理机制的存在，才有了本文开头我讲的在汶川地震原点对面建筑了新的安置工程。这其实就是中国制度下的无解恶性循环。”他说。
他还对比了4月初台湾花莲7.2级地震仅18人遇难，其有条不紊的救援模式的科学性也给经历汶川地震的国人上了一次深刻思想教育课。无论是2024花莲地震、还是智利2010地震，民众迅速反应自救能力和社会服务救援机构组织能力，都远远是中国汶川地震无法相比的。
他也认为，对于危机自救，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教育也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强调公民的素质教育，后者强调的是公民应试教育。
“智利国民从小到大要经过三个独立系统的教育，这三个独立系统互不干扰，消防系统培育国民体能和自救训练，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延续到普通的成年公民的自救自护训练。教会系统，教育公民从小到达的伦理道德和生理卫生教育。教育系统，教授公民从小到大的普通科学教育。而中国的应试教育，是完全脱离生活实际的教育，逃生、自救、脱险、体能，这些能力训练在中国教育里完全缺失。这也是导致汶川地震惨烈死亡的原因之一。”
“严苛限制公民自由的社会，导致全民族人种劣化，要求听话和遵守纪律的奴隶训练方式，导致中国国民人人巨婴化。这也是中国社会危机发生时，全局出现混乱的必然。无论是地震还是一场战争，这是整体国民素质决定的，奴化教育的必然结果。”他补充道。
不遗忘 不放弃追责
汶川地震发生时，金吉（化名）在成都读小学，从未忘记地震中倒塌的学校楼房造成大批学生死亡的情况。现居美国旧金山的金吉计划在5月12日与当地青年行动组织“擦星星事务所”合作播放艾晓明的记录片《我们的娃娃》。“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因为我觉得，不遗忘是一切的开始。政府是很希望我们忘记这件事情的，但我们去纪念以及我们去追问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人本性使然。”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她表示，从当年四川地震中倒塌的学校建筑，到近年的白纸运动等等，都不是单一的事件，她看到中国的公民社会行动空间不断缩小，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责任不受监管。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即将出版新书《中国在震中》，书中分析了2008年以来中国形成的控制体系。夏明说，中国政府当年对四川地震灾后处理的严格控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北京奥运会，这种控制在奥运后被延续，他对此总结为“五子登科”，即枪杆子（军队）、刀把子（警察）、笔杆子（媒体宣传）、密探子和钱袋子。
16年前的5月23日，身在纽约的夏明和HBO（美国家庭票房电视网）团队进入汶川地震灾区拍摄。当时团队在拍摄现场被看似政府密探的人士跟踪，行动很快就受到当地政府阻挠，团队所有人于6月一度被警方抓捕。夏明及其同事担任制片人，HBO出品的记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于2009年获奥斯卡最佳记录短片提名。
赵兰健则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现状，避免下一次汶川地震惨烈灾难的发生，必须首先面对汶川地震灾难的根本原因。中国只有解禁言论打压，建立伪劣工程的追责机制，认知历史性错误。才有可能像智利、台湾、日本一样遭遇地震，而能把生命损失减少到最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