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忏悔呢，还是觉悟？（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按：已是高级将领，官至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红得发紫。可此时他亦是中共的高级间谍，将许多重要的作战计划给了毛泽东。孟良崮之战国军第74师被全歼，师长张灵甫牺牲。电影《红日》就描写此事。蒋介石到台湾后十分痛心地向人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抗战英勇 绝顶聪明
四川出才子，也出无耻文人；四川出将军，也出败类叛徒。各朝各代都有这样的人物，历史会给他们的功过是非，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让后人去评说。
郭汝瑰，四川铜梁人，毕业于黄埔五期，早年参加中共，后失去与地下组织的关系。追随国民党抗日。在抗日战争中他作战极其英勇，深受陈诚和蒋介石先生赏识，一路走好，步步高升。在国共逐鹿中原的战争中，他已是高级将领，官至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堪称蒋的爱将，可此时他已是中共的高级间谍，将许多重要的作战计划给了毛泽东。
历史有时捉弄人，可一些人也在捉弄历史。当历史发展的轮廓为浓雾深锁，呈现出假象的时候，纵是聪明绝顶的人也会上当受骗。我认为郭汝瑰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在1937年抗战爆发的当口，参加了蒋介石先生率军百万的淞沪大会战，他作为42旅代旅长，在数十架日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嚷顶不住时，他就冲出掩护部督战，并在战局危急关头，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84团指挥作战。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八千多人还剩下两千余人，阵地仍未丢失，自此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受到陈诚的赏识。后在长沙会战中他善于指挥，又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旋又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为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防研究院任委员，并被自任团长的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的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1944年3月，他又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归国后，已经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报请蒋介石批准后，即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崇奉马列成为共谍 向中共提交最高机密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汝瑰已是国民党中将军衔的上层军官，常有机会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其中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听了蒋介石的30多次讲话。由于他思想左倾，早年崇奉马列，还是觉得马列主义才是“救国良方”。在国共内战紧要关头，他通过各种关系与渠道终于和共产党地下组织接上了头，并多次和董必武见面，秘密接受中共党员任廉儒的单线联系与指挥，终成为中共方面高级的情报工作人员。由于他隐藏得很深，从未有过暴露，故一直深受国民党当局的信任，不久又“一年三迁”，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成了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要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且要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他又随蒋介石还都南京。在整个三年内战期间，郭汝瑰将蒋介石先生作战计划的最高机密，通过任廉儒全部提交给共产党，毛泽东才有自吹的“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节节胜利，直到把国民政府逼走台湾。
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8时30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他与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同时到达，参谋总长陈诚与参谋次长刘斐也相继到来。这时，山东军情紧急，共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讨论，蒋介石决定：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对共军实施合围。会议刚完，宋美龄走进客厅，请大家用餐。郭汝瑰一回到家，即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第74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
果然，共军因为提前得到情报，经过一番激战，在孟良崮之战中，全歼了国民政府的王牌部队第74师，杀害了其师长张灵甫，使国军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严重受挫。电影《红日》就描写此事，仅无郭汝瑰提供情报一说。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准”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国民政府的军队，就被郭汝瑰报送到共军的指挥机关。以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国民政府军在移动中被共军分割围歼的机会，以至日后原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这时，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生业，人又矮小，所以称他为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
早在淮海战役胜负未分，杜聿明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已决心放弃徐州，坚守蚌埠。因为对郭汝瑰有些怀疑，所以在会议上他没有公开说明，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蒋介石又三变决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杜聿明已经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杜聿明以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我接到这一电令后，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很后悔我在28日（即在南京参加作战会议时）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弄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陷国军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政府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准备到共产党占领区去。但中共仍叫他留下来继续搞垮国民党，预计共军渡江后，蒋定会固定西南，双方必有一场恶战，叫他掌握一支部队，待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与此同时，继何应钦之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徐永昌也挽留他说：“重大决策都是老头子决定的，哪能要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不久即任命郭汝瑰为72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共军围歼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
“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郭汝瑰待委任状一下达，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开始招兵买马，并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他还利用各种关系，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要了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枪械、车辆；然后奔赴四川，一面举办军官队，一面派员招兵，尤其到自己的家乡铜梁县去招兵。他公开号召：谁能招一连人就当连长，招一营人就当营长。四川人家乡观念重，铜梁一带的贫苦农民担心被抓壮丁，都愿意前来应征。没有多久，郭汝瑰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72军就拥有了三个师一个团，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72军的同时，单线联系指挥郭汝瑰的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公开身份来到四川，并带来共军二野联络部的赵力钧。为便于赵力钧进行活动，郭汝瑰委任他为72军重庆办事处的办事员。
直到这时，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以为在此节节失利、军心涣散之际，郭汝瑰还能临危受命，组建起一支很像样的部队供自己驱使，实在难得。当共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之后，还亲自召见郭汝瑰，询问他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当得悉解放军已经进入贵州，由贵入川时，蒋介石又叫国防部电令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21军、44军、72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72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共军决战。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郭汝瑰已经剪除了72军中所有拥蒋人员，在共军入川时，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破坏了他固守大西南的计划。在他到台湾后十分痛心地向人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台湾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文革挨斗 死前忏悔？
应该说，郭汝瑰为毛泽东夺取天下立了丰功、奇功，可是在中共建立政权后，只给了他一个川南行署交通厅长一职，相当于一个副局干部。后来，他奉命调到新建的南京军事学院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教研处副处长。不久被怀疑为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在“肃反”运动中遭关押审查。原来他1949年举行的那个率众投共是假投共，有不少投共人员“反水”叛变，杀了共产党派去的军代表。其中有个投共师长叫肖烈，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64年冬我被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时竟和这位矮个子师长同一个中队，据他说起义部队根本无人“反水”，中共反正枪毙了不少人，判刑了不少人，团长、营长、连长、以至班排长，多遭杀戮。肖一直不“认罪”，说自已是“有功之臣”，直到1975年才获特赦。好在郭汝瑰安然无恙，“肃反”后仍当他的教员。
当然，无端被诬，他不能不有意见，心想自已为共产党“革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反被疑为特务，真是滑稽至极！好在这个运动很快结束，对他伤害不算大。不过他发觉，现实中的共产党与自已当年想像中所“信奉”的共产党有“天壤之别”，认为“肃反”是无法无天，践踏民主，破坏宪法，无端诬陷好人。在一份材料中他写道：“一些无耻之徒，希图过关，假坦白，攀诬好人。一时满城风雨，鬼影幢幢，逼得悬梁的悬梁，投水的投水”。为此，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在中共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将心里积怨与不满，一古脑儿地倾倒出来：“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从善入流，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几百年。我们要力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为此被定成右派，遭到猛烈的批判斗争。由于他是投共将领，中共法外施恩，宽上加宽，只把他降职降薪发配到农场进行监督劳动改造。在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作为死老虎“学术权威”拉出来批斗，抄家游街备尝辛酸。好在他是“聪明”人，从不硬顶硬抗，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认，方逃过死亡一劫。
在这凄风苦雨二十多年的贱民生活中，他想得很多很多，金戈铁马，淞沪大战；冠盖如云，拜将封相。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军对共军作战的最高机密全给了共产党，到今天自已却成了阶下囚。历史啊历史，你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直到1978年他的“问题”才得到解决，此时郭汝瑰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还能做什么呢？不过还好，他以无权无钱耄耋之躯，联络当年各方战友编写了两本600余万字的巨著《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记》，道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万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国民党是抗日的，蒋介石先生是抗日的。
在他1997年生命结束前夕，说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忏悔呢，还是觉悟？不得而知，让后人去想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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