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Public Domain）
【看中国2024年1月24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李德言报导）武汉封城四周年之际，流亡澳洲的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于2024年1月22日在一次网络读书会上分享了他在国内花了8个月如何完成纪实文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的惊险过程。该书被《经济学人》杂志等评为2023年度好书。
2022年3月在澳洲出版的书籍《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记录了慕容雪村在2020年武汉封城后期在武汉采访了一个月后记录下的封城人民的声音。
以下是他在读书会的发言摘录。
关于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其实这本书的起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当时我在北京，跟所有被吓坏了的中国人一样，我在家里储存了大量的粮食，几乎从来不出门，有时候哪怕出门取个快递、取份外卖，我都要拿消毒酒精先喷一喷，特别的小心。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好像只出去过两次，后来一次出去的时候已经是3月末了。在北京当时各种各样的花都已经开了，就是迎晚春了。我走到北京的一个路口，被面前的景象惊呆了。大家都了解，北京是一座1700万人口的城市，马路上永远都很繁忙，可是在2020年3月末的那一天，我站在那个红灯路口，所看见的只有交通灯寂寞的从红变绿、从绿变红，我往前看、往后看、往左看、往右看，都看不到一个人、一辆车。
这是很诡异的景象。当时我就忍不住想，在千里之外的武汉，在那座被封锁的城市，那里的人又该过着怎样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好朋友、澳大利亚的一位教授，他给我打来电话。这通电话很简短，但是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他问我说：“慕容，你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北京呢。然后他就问：“在北京，你为什么不在武汉？”
这个话其实问的并不是特别有道理，但对我来讲，就好像是有人在我脑袋上敲了一棒子似的。我想对啊，我为什么不在武汉？一直以来我都特别想做一个在现场的作家，去记录那些发不出声音来的人的那些声音，去记录那些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人的故事。而新冠已经发生了两个多月了，我居然哪里也没去，就躲在自己的家里，难道我不应该在武汉吗？
所以正是因为这通电话，我就下定了这个决心要去武汉，我要找到那些被消失的人，我要找到那些被消失的声音，我要记下他们的故事，我要帮助他们发出声音来，而且要让这声音被全世界听到。就这样很快的，我就跟这位教授打了另外一通电话，我走到一个特别隐蔽和僻静的地方，我们用保密软件通了一次很长的电话，就和他讲好了我要怎么样去武汉，要怎么样写这本书，同时我也在紧张的准备。我买了大量的口罩、护目镜、手套以及消毒的酒精，把这些东西全都装到行李里，然后买了一张去往武汉的火车票，在2020年4月3号，我就踏上了这个行程。我在中国曾经坐过大概几百次火车。
我们都了中国的火车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人满为患的，但在那一天，我所乘坐的那列火车，在我那个车厢，从北京到武汉6个小时，只有我一个人。还在火车上的时候，刚刚进入湖北省境内，我的电话就响起来了，号码很奇怪，6个0，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电话。但是我一生中接过很多次这样的电话，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于秘密警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保打来的，秘密警察打来的。他们一定是发现了我的行踪。那个电话我一直没有接，就看着手机一直响，到最后自动挂了，过了一会儿电话再次响起来，但我还是没有接，然后这次对方的耐心显得并不是那么充足，很快这通电话就断掉了。
我为什么不接呢？我当时也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那通电话不好接，如果接起来他们不允许我去武汉，我怎么办？所以我就假装没听到。那么这样呢到了武汉，列车停下来，我提着行李走到车厢门口，那个列车员在说：“你要下去啊？”
我说是的，他说现在武汉还在封城呢。我说我知道。他说：“可能很危险哦。”
我说这个我也知道。在武汉的整个期间，我相信我的行踪，包括我见谁，秘密警察全都有所掌握，他们可能不完全知道，但我想他们知道我在武汉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到达武汉的第一天，我住在新华路上一个很好的酒店，我本来计划在晚上出去走一走，虽然没有出租车，那个时候也没有公交车，但还有很多共享自行车，我想我可以扫码骑上一辆，在夜里走一走武汉的街道，得到第一步的感受。但那个时候我住的酒店到夜里都上锁，我出不去，就只能在18层楼上通过窗户，俯瞰着眼前的这个武汉，这座1,100万人的城市。那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我看到的景象其实有一点惊悚，很多大楼都亮着灯，霓虹灯路灯、交通灯都在亮着，我看到很多立交桥，看到很多宽阔的马路，但没有人。而其它的灯都在闪烁着，我用有点羞耻的说法，看到这座城市就像一座巨大的幽灵客厅。
这个景像我后来无数次的见到，比如说有一天我走到一个叫“王家墩”的地方，那里本来是很繁华的市区，我在王家墩走到一个楼口，那里停着特别多的车，路边的墙上贴着一些海报，包括一张寻找走失老人的海报，一阵风吹过来，那张海报有半边已经从墙上散落下来了，啪嗒啪嗒的响，有这些景物，但是缺了什么呢，唯独没有人，怎么看都看不见人，非常恐怖。
在清明节那天，我专门去了一个公墓，叫扁担山公墓，清明节是中国人扫墓的日子，按理说，那里应该人山人海才对，可是我走进去发现，那么大的一座公墓，只有我一个人。我在一座座墓前停留、驻足观看、思考。有一些很老的墓，比如说有一八九几年的墓，但已经又有一些特别新的，就是新冠死难者刚刚下葬，墓碑还是崭新的，能看到他们的名字，他们有的家属写在墓碑上的那些文字，都非常沉痛。
在武汉期间我去过很多危险的地方，比如说第一个，我当时特别想去华南海鲜市场看看。在那个时候，人们都认为华南海鲜市场就是病毒的起源地。当我去的时候这座市场已经全部被清空、封锁了。有一排蓝色的围墙把这座市场的门严严实实的封了起来。通过这个围墙的缝隙，隐约还可以看到里边的建筑和摊位，可以闻到卖海鲜的那种咸腥的味道，但是不能进去。在外边有两个保安懒洋洋的在打盹，他们在看守这座空无一人的海鲜市场。我在那里给自己拍了几张照片，给自己录影，讲述我为什么要看海鲜市场。视频刚录到一半，那两个保安醒了，就走到我面前来，非常粗鲁地呵斥呵斥我：“哎，不许录像！“我说：“为什么不能录啊？”其中一个保安态度要和蔼一点，他说：“最近美国正拿新冠这个事大做文章，你不要录这些，万一成了给他们刀把子，成了他们陷害中国的证据，那就不好了，你说对吧？所以不能录。”
我也不想跟他们争，所以就走开了。我也去过武汉的中心医院总部，去过它的南京路分院，也去过李文亮所在的医院，在武汉中心医院里，都能看到有些年轻人往医院台阶上献花，而且我们很容易知道这些花是献给谁的，是献给在3个月前不幸去世的李文亮医生，后来我跟这些年轻人聊天，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每个人都在可以自由出入小区后，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要去祭奠和悼念李文亮医生。我也去过火神山医院，当时号称是建设最快的医院，我去的时候火神山医院基本已经没有人了。而且那边把守森严。我刚走进去不久，就看到旁边两边的橘子树都在开花，有股很好闻的花香味。我刚走进去几十米，就有一个中年男人站出来，他说：“哎，你是干什么的？”我说不干什么，就进来看看。他说：“不准看，赶紧出去。”就这样把我给轰出去了。
还有那个武汉P4病毒研究所，那里比较远。我专门跑过去看，但是没有走近，离这差不多有200米，那里有武警把守，而且气氛非常的紧张，并不像华南海鲜市场那两个保安那样那么懒散，每个进出的人都要受到盘查。我当时绕着这个P4研究所走了小半圈，我确定我自己不可能进得去，所以最后就怏怏的退出了。还有包括金银潭医院红十字会医院，我也去过很多的受难者家里，在采访的过程中我跟这些家属一起吃饭一起聊。很奇怪的是，我当时在北京对这个病毒特别紧张，我到了武汉之后反而一点都不紧张了，我去这些危险的地方，去死难者家里边，跟这些死难者的家属、跟那些感染过新冠的重症病人握手、一起用餐，我一点都没有负担。
后来很多朋友会问我说，你这个转变是怎么怎么实现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为什么在北京你会那么紧张，到了更危险的武汉你反而不紧张了呢？这个问题我要想一想才能有答案。我的答案是这样的，在北京最可怕的其实就是新冠病毒，但等我到了武汉，发现最可怕的不再是病毒了，而是另外一个东西，我想在座的已经猜到了，是的，是中共政府。
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多位公民记者去过武汉了，他们走进停尸间、走进医院，他们报导武汉市民的生活，像方斌，他直接在停尸间里边报导：“你看这个死了，那个也死了。”让外界得以知道武汉真实发生的事情。但用不了多久，这些公民就一个接一个地失踪，方斌是2月份失踪的，李泽华是3月份，陈秋实随后不久也失踪。不仅是失踪，而且压根就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而我当时很清楚的知道，我去武汉就是要采访记录，要写这样一本书。而我随时都有可能像方斌、像李泽华一样被失踪，然后关在某个不见天日的小黑屋子里边，不知道何时才会被释放。
不过，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做的工作和记者的工作不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我所发现的不会及时发表出来。我会搜集整理，然后慢慢的去做，直到他变成一本书。所以一直到最后他们都没有对我采取什么特别强硬的措施。不过在武汉期间，他们整体上一直在盯着我，以至于我在整个武汉期间特别的紧张。我每次在出门、离开我酒店房间的时候，我都会在门缝里夹一张小纸条，然后很小心的把门关上，回到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检查那个小纸条在不在原来的位置。如果不在了，我就知道有人进过我的房间了。
有一天大概夜里12点钟左右，我正在那整理一天的采访材料，主要是录音。突然听到外边走廊里传来说话的声音。那个时候那个酒店几乎没有别的客人。我听到外边这两个男人说话的声音，让我特别的紧张。我就悄悄地走到门后面，把灯关了。通过那个门禁小心的往外看。可是这两个说话的人并不在我的视线半径之内，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当时就有感觉，就是他们要来抓我了。我站在黑暗中，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等着。半个小时之后我才缓过神来，发现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我到现在也不确定那两个人是随机住店的客人，还是秘密警察。
我想更可能就是住店的普通人，但我当时那种紧张的反应，你可以想像到当时的空气、当时的氛围，有多么紧张、多么恐怖。我为什么最后会离开武汉呢？我在武汉大概待了一个月左右。按我当时的设想，我还要采访更多的人，找更多的材料。当时张展也在武汉，他们决定跟几位死难者家属一起维权。我想我不会直接去做这种事，但我会跟着他们，我会看他们怎么做、怎么说，我会做好记录。我还想再去华南海鲜市场去找那两个疲倦的保安，我想再跟他们聊一聊。因为这些会是很好的写作细节。但这些计划都没来得及实现。
就在我到达武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了另外一通电话，来电者是名北京口音的男士，也是一个神秘的号码。电话刚一接通，他就非常粗鲁的问：“哎，你去武汉干什么？”
我当时反应很快，我说不干什么，我就是来看看啊。
对方说：“看看，那看看你可要小心啊，你可千万别感染了，你要感染了，那可就麻烦了。”
从表面上听来，这通电话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像是两个朋友平常的交流和问候。但作为一个常年被秘密警察监视监控、甚至约谈的这样一个老的意见人士，我很清楚的知道这通电话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在威胁对方，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你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样，你在哪里做什么，我们全都知道。“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已经采访了几十个人，积累的采访资料大概有100多万字，这些变成了我的负担。发现这通电话之后，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只想怎么办，如果继续在这里采访下去，那他们很可能要对我下手，到时候把我的手机电脑一检查，这些就全都前功尽弃。所以想来想去，我决定先保住这100万字再说。所以我就紧急的准备离开武汉，在我去武汉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健康码行程码，共产党还没有开启二维码统计。
当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有健康码了。我去武汉的时候不需要核酸证明，离开的时候各地都需要核酸证明了。所以我去医院里边做了一次核酸检测，拿到阴性证明之后，我就离开了武汉。我没有直接回北京，因为在北京我随时处于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有那么多眼睛盯着我，我想他们一定不会允许我顺顺利利的把这本书写完。我得找个别的地方，我对四川比较熟，我知道四川有个地方可能会比较安全，那就是峨眉山。我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先到了长江对岸的湖南岳阳，待了一晚上，然后从岳阳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到成都。在成都我有特别多的朋友，但在这个时候我没有见任何一个人，我直接又买了一张汽车票去了峨眉山。我本来打算住在一座寺庙里，把这本书写完。但在疫情期间寺庙不开放对外住宿。所以我只能找一家酒店，在那里住了8个月，直到把这本书写完。
在这8个月中也有很多次特别惊险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张展被捕。在我离开之后大概十几天，张展就突然被捕了。她被捕之后，武汉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有一次我们大家在一起聚餐，聚餐的大概有十几个人，后来还拍了照片，照片上的每个人留在武汉，都被警察约谈过了。这位朋友告诉我说：“你肯定跑不了，你肯定是下一个。”这个话真是把我吓坏了，我就把电脑清空，把所有的资料传给我的朋友，让他保存。我在电脑里边下载了两个特别弱智的桌面游戏，那两天全都在心不在焉的玩这两个游戏，等待他们上门。那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些警察可能也怕感染，他们一直没有来找我。过了两天我想这样不行啊，不能干等啊，还是得干活，所以我把这些资料下载下来，传输回来又重新开始工作。
在这8个月期间，他们有几次打电话过来，打电话的有的是北京国保，也有四川本地的国保，电话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就问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我肯定不能说实话，对吧？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写一个科幻小说。如果对方还要继续问，我就会绘声绘色地讲这个科幻小说的内容，这个科幻是怎么科幻起来的，中间的爱情是怎么样的，这个人物叫什么，说的有鼻子有眼。这其中也有个原因，因为在那之前我恰好跟朋友在策划一个科幻的电影，剧本已经写了几稿大纲，所以我对这个故事很熟悉。我想这个一定是很有作用，我相信这些国保们听我讲完这个故事，他们很多都相信了我，我说的这个就是我在峨眉山在那里正在写一个科幻小说。虽然我去过武汉，但你看我那段时间特别老实，我也不在社交媒体上说什么，也不在微信朋友圈中说什么，看起来好像真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一样，正在写一本科幻小说，他们大概会相信。
整个写作过程中的这8个月，我的电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除了睡觉的时候。其实我在洗澡的时候，我都把电脑放在浴缸的旁边。我其实有两台电脑，一台可以上网，一台不能上网。我去任何地方都把这两台电脑背在身上，同时每写完一章，我就把这一章的内容传给我在境外的朋友，让他来保存，然后从我的电脑中删除。我一章一章地写，一章一章地传，传完最后一章的时候，我真是长出了一口气，就感觉这件事终于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即使再出点什么事情，就是他们再找我，我至少完成了一件事情，完成了一个心愿。
当最后一章传输完之后，我在保密软件signal上给朋友留言，我说：“你记住，无论我接下来出什么事，这本书都必须按时出版。”这位朋友说明白，在那个时候我真是认真的，我讲无论出什么事，包括我能想到的最坏的结果。因为一旦这本书在海外出版之后，我想他们一定会来找我，像方斌是关了三年，陈秋实也关了很久，李泽华也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这个情况比他们更严重，因为我采访了那么多人，写了十几万字而且在国外出版了，我大概能够想到等待我的是什么。当时我想如果运气好的话，判个三年，运气不好了判个五年六年，如果运气实在太糟糕判到10年，又感觉有点太冤枉。我想既然走出了这一步，既然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该来的迟早要来，那我就来承担好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说出这句话之后，我真是做好了准备。
后来这本书在澳洲的一家出版社快到出版最后阶段的时候，这家出版社就觉得这样不行，说：“你一直还在中国，万一我们把这本书出版发行上市，媒体报导，你肯定会有巨大的麻烦，所以你必须出来，你要不出来，我们良心不安，一旦你被捕了，那我们将背负巨大的道德上的压力。”所以他们那时候几乎每天都跟我联系，催我让我赶紧离开。我一开始其实并没太想离开，但被他们催的次数多了，我就想好吧，那我试试看。其实我并不确定我能不能走得成，因为在那个时候好多人也是被阻止出境，像我这种情况，在过去这些年里边，我写了那么多批评共产党、批评习近平的文章，发表了那么多次批评他们的演讲，我在国保的这个名单上，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算是很敏感的人物，以前呢我也曾经被国保软禁过、约谈过，所以在那个时刻我真是不确定能不能离得开。但是既然这么说了，那我想我就做一下准备吧，我买了机票。
就在出发前一晚上，我才开始收拾行李，一个旅行箱里边装了二十几本书，几件衣服两双鞋，就这么多。我当时在北京租的房子，一屋子里边都是我这47年来所积攒的、所建造的一切，不过都没有带，我就提着箱子去了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一位朋友去送我，快到机场的时候，他问我：“你觉得你能顺利出行的概率有多大？”我说一半一半吧，只有50%的可能性。
到了海关，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很奇怪的是海关工作人员居然没有问我太多问题，就看了看我的护照，看了看机票。我当时有份邀请函，是英国的一家剧团邀请我去伦敦，帮他们做一点戏剧上的事情，这个事情也是真的。这他们认为我可能就是出个短差，你看这个人连租的房子都没有退，也没有收拾什么东西，只提了一个行李箱，这应该不是彻底离开的意思。就这样我就离开了中国，先到香港，然后到伦敦，一直到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的心感觉才渐渐的落了地，感到才平安一点。到了香港之后，就是一种长出一口气的感觉，我想现在基本上他们不可能把我抓回去。我到了香港发了一条朋友圈，告诉朋友们说我已经离开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回去了。
这样就有人开始传说我已经走了。后来我在伦敦待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一直在等澳洲的国境开放。澳洲国境开放之后，我第一时间到达澳洲，然后很快这本书就出版，而且还有不错的结果。
澳洲版之后很就快出了，美国版、英国版啊、日语版也出版了，波兰语版近期也出版了，还有其他的语种，比如说德语的、法语的也很快会出版。但比较奇怪的是，就像我刚才跟主持人讲的，中文版反而一直出不来，到现在为止，很少有中文的出版社对这本书表示有兴趣。虽然这本书在媒体上、报导上包括销售上反响都不错。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经济学人》杂志把这本书评为年度好书之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杂志叫《Kirkus Reviews》也把这本书评为年度好书之一。但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最应该出的中文版一直没出版，最应该读到他的中文读者，一直没有读到，也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