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3日，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为党员上党课（中国民主党提供）
【看中国2024年1月25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报导）1月23日中午，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在加拿大委员会为党员上党课，他讲述了中国民主党的历史性机遇和发展计划。
王军涛表示，中国民主党目前正面临一次重大发展。
他说，党员们自入党以来已听到他强调的这个提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受到的紧迫感愈发强烈。
“看看我现在的日程，就知道我忙得不可开交。上周我飞往德州，这周又飞往俄勒冈，周末我将前往洛杉矶，下周则要飞往多伦多。每次出行，我都会遇到越来越多想要加入我们行列的人。这些人代表了越来越广泛的群体，他们对共产党的绝望情绪日益加深，特别是对习近平的绝望，这也反映了对共产党整体的失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正在经历重大的变革。最近举行的两个会议，分别体现了不同的取向。去年11月，魏京生、王丹和我曾在亚太峰会前讨论即将召开的国是会议。现在，在欧洲，我们又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主要讨论后共产党时期的局势。同时，国内最近也有一个人出来，发起了征文活动，悬赏几十万人民币，探讨如何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他的会议主要议题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运动。
这两个会的取向还是有所不同。我们的会议，不管是魏京生和王丹，还是我，这三个发起人，我们都明白，中国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实际上不会受到和平、理性和非暴力这些原则的约束。
人民在面对不讲理的共产党时，往往会放弃讲理的方式。中国历史上有句古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句话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模式。
秦朝作为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强大的王朝，其覆灭开启了不同于西周和东周时期的政治调整模式，政治的调整是通过贵族和国王间的博弈实现的。当某个国王或贵族表现不佳时，人民会投奔表现更好的领导者。孔子曾言：哪里有道，他就往哪里去。这意味着政治调整通过贵族和国王之间权力兴衰完成。这也是西方现代政治之前的政治调整模式。
自秦朝起，中国历史上的起义多由讲实力的豪杰而非讲理的知识份子领导。知识份子解决的是统治的正当性问题，但一个不正当的政权被推翻基本上是实力革命完成的。这是因为秦始皇实行的焚书坑儒政策，使得问题无法通过讲理解决。在中国历史中，独裁者的倒台往往不是因为被讲理说服，而是因为改朝换代。只要君王还愿意听取建议，他的统治就不会被推翻。即便有忠臣被杀或出现昏君，只要继位的是明君，人民仍会支持王朝的延续。然而，一旦君王过于野蛮和独裁，人民便会支持推翻他。在这种情况下，起义通常不是知识份子而是边缘农民所发起的。
当统治者不讲理时，讲理便无法解决问题。人民一定要解决问题，于是他们会选择果断行动的豪杰。今天的情况是，民间对独裁暴君习近平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但关键的时刻尚未到来。当前，人民还纠结于是否应当讲理。当公众普遍认为统治者彻底不讲理、只有通过暴力推翻时，他们才可能选择革命的道路。关于革命与非革命、理性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观点。在中国民主党中，我们鼓励个人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们有必要准确地理解革命与非暴力的观点的含义及争论焦点。
革命派与和理非之争
反对革命的观点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革命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革命推翻暴政的胜利者是否会进行民主建设或放弃权力，这是未知的。历史上的例子如袁世凯和毛泽东，表明了这一点。许多民国时期的人士原本支持共产党，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却发现共产党在夺权后开始清洗民主党派人士，如反右运动。事实上，这场运动实质上是针对那些曾支持共产党的左派知识份子。反对革命的观点还认为，即使革命领袖成事前标榜自己，一旦掌握大权，权力可能会腐蚀其本性。黄炎培作为民国时期的代表人物，与毛泽东的对话，尤其是“窑洞对”中的讨论，是一个例证。毛泽东曾邀请他观察解放区的治理，尽管黄炎培对解放区的治理给予了正面评价，但他也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问题，质疑共产党是否能避免历史的轮回。毛泽东曾表示，共产党找到了民主这一解决方案，认为实现民主后，共产党就不能失信。这表明毛泽东对民主的本质有理解，但在掌握权力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当他可以通过革命中获得的暴力实力镇压不同意见时，他放弃民主的理念选择新的专制，因为这符合他的政治利益。同理，习近平不一定是长期隐忍以图独揽大权，最初他也许是一个厚道人，但他大权独揽后，心态变了。人在不同人生阶段和际遇会有不同的心态，政治领导人也是如此，一旦掌握大权，他们的性格和做法可能会发生改变。如何获取权力者一般会以同样的方式维护权力，因此，对革命论的一个主要批判是，革命不会带来民主，而只会为新的独裁者铺路。反对革命的人虽然理解这一点，但当革命真正来临时，如果他们选择逆流而行，便可能成为革命的目标。历史上的启蒙领袖在革命浪潮中往往首先被攻击，他们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以前的讲道理的立场在革命的非理性冲突中显得犹豫不决。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讲理的，而是以实力为依归。
我们目前的民主运动当然要推翻共产党，这只能依靠实力，因为单纯讲理是无效的。在实力决定胜负的局面下，那些仍在讲理的人会被认为是在为共产党洗地，为反动统治者服务，从而拖延革命进程。因此，这些人往往成为革命的牺牲品，作为展示革命决心之坚定的祭旗仪式。在革命高潮来临时，许多最初反对革命的人，包括一些做过启蒙的领袖，会意识到革命很可能造就新的专制。在这种情况下，若你向革命者表达反对意见，很可能会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批评革命的人可能被认为是在为共产党暴政延续寿命，破坏革命。
第二，反对革命论还认为这个时代通过革命不太可能成功。这种看法的依据是，在过去，如刘项时代的冷兵器时代，即使拿着简陋的武器，也能与朝廷抗衡，因为兵器上的差距并不太大。但在现代热兵器时代，老百姓手中的武器资源与政府力量相比，差距过于悬殊，几乎无法抗衡。
支持革命论的人论点也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们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解决统治者的问题，即当统治者不讲理时，只有用革命的方式才有效，他们只认革命的力量。因此，很多人强调，必须依靠实力解决问题，这不是迷信实力，而是认识到对抗共产党只有靠实力才有效。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成为不得已的选择，不管是否喜欢，只要目的是推翻共产党，就不得不采取非理性的方法。如果想讲理，就会被视为在浪费时间，甚至是在送死。革命有时是不得已的选择，它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至于革命之后，他们也承认革命不一定会带来民主。然而，获取权力的手段不一定是维护权力的手段。中国封建王朝轮替，都是暴力推翻旧暴政，但建立新政权后会开科取士，让知识份子治国，将暴力推翻旧政权的功臣封赏，如果不守文官治国新规矩的则满门抄斩，但是都没有走出历史的轮回，都没有实现民主。关于革命后的治国方式，如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尽管也是暴力革命，但之后并没有建立新的专制制度。因此，对革命者来说，有时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当革命大潮来临时，无法避免，无论是否支持，都无法阻挡革命的进程。例如，辛亥革命前，汪精卫本是革命党领袖，试图刺杀摄政王未遂，但被监狱里摄政王的治国理念说服，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爆发，汪精卫在历史上可能就成为革命的叛徒。
革命者认为，当革命大潮来临时，不管个人是否喜欢，都必须准备迎接并接受它，因为反对也无济于事。例如，即使汪精卫和摄政王联手，也无法阻止武昌起义，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我常打个比喻，不是说我们喜欢万有引力，如果地球没有引力，那可能减少许多死亡事件，因为世界上许多人人是摔死和砸死的。但地球有引力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只能在有引力的情况下寻求更好的生存方式。
在这个争论中，我认为中国民主党不必站队，而且在现实操作中，讨论革命还是改良实际上是个假命题。
假设最主张非暴力的人，如果真的面临民众选择了暴力反抗，他们也不会反对。我到现在没有见到任何人反对民众暴力自卫来推翻统治者。例如，如果警察作恶，民众用暴力反抗警察或城管，即使最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也认为警察和城管受到应有的惩罚，因为他们自己违法了。政府法治不彰导致民众只能用原始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
另一方面，有人主张暴力革命，如杨佳刺杀警察的喝采者，当非暴力运动主张者提出和平换掉坏警察或者改良警政，那革命者也不会反对。
所以，在具体的反抗事件中，革命者与和平、理性、非暴力者一般不会相互指责，而是会相互声援。这就像香港勇武派在街上行动时，那些不是勇武派的人也不会与他们切割，而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分化，不割席”。在具体事件上没人反对与共产党讲理。但是，那些不准备和共产党讲理的人认为讲理无用，因为中国人都知道，那些贪官污吏不会听你的话。
中国民主党的历史性机遇
我主张中国民主党不应预设立场，只要能够推翻共产党，发动民众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我们就支持这些所有的事件。我们至少愿意看到这种事件的涌现。这两个会议说明人们已经迫切感受到中国即将发生变化。我们需要讨论革命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争论，这是关于变革手段和道路的问题。但还有一个问题：变革后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们国是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计划在3月初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一些总的大问题，第一是共产党之后的中国形态，第二是我们如何过渡到那个方向。
我认为中国民主党本身在最近几个月，尤其是去年11月的亚太峰会后，会有一次大发展的机遇。那时，中国民主党在街头与中共的暴徒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在网上广为人知，给许多在美国的反共人士带来了希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联系我们，希望建立地方组织。我打算开始做一个调研，探讨民主党在中国大陆和自由民主世界中如何发展。今天早上，一位民运人士对我说，中国民主党应该有一批人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社会，甚至去台湾发展，打选战，积累经验。他强调，意义不在于胜负，而在于干部储备。
他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机遇，最有准备的人将会受益。他说，许多组织没有实力做政治，但我们这个组织规模最大，各地发展最好，人才也最齐备。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民主党。
民主运动的四个阶段
在过去，我曾在民运最低潮时也这么讲过，因为我从1976年开始就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我是最资深的成员之一。从我的经历和整个中国的政治起步来看，民主运动实际上有四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需要的人才都不一样。
在民主运动的第一个阶段，称为“苦撑待变”，整个社会都跟着共产党走。在这个阶段，搞民运的人要面对四把刀：第一把是共产党的打压和抹黑，第二把是老百姓的误解和攻击，“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都是轻的；老百姓常常跟着统治者骂你。即使在美国等西方社会，尽管有个人可怜的生存机会，但是在主流社会中没有位置。那些掌管资源的政客、商人和专业人士，希图中共掌控的机会而疏远甚至诋毁民运。第三把刀是内部的互相倾轧和小矛盾；第四把则是家庭的反对，因为搞民运的人往往家庭破人没亡，很少有家庭愿意承受前三把刀，因此家庭多破裂。人没死也大多数退出民运。极少数强大者还继续坚持。
今天大多数反共的人都是从普通人觉醒来的。但几年前如果有人讲民主运动，大家可能会更相信共产党而不是那个讲民运的人。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像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坚守信念，为国家的未来在最黑暗的时刻保留一束光，照亮国家的前程。
第二阶段的民主运动是“破局”的时期。在这一阶段，需要一批能够迅速反应、敢于站出来的人。就像我在1989年，虽然一开始认为学生们不成熟，但后来在西方学习政治学后，我意识到历史正需要这样有血性、热情和激情的人。他们像星星之火，能迅速燎原，点燃他人的斗志，在街头上有着非常好的感觉，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例如吾尔开希、柴玲等人都是在那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他们的爆发力非常强，那时他们不了解共产党的邪恶和凶残，也不相信共产党会开枪，不像我们那么谨慎。一开始我认为他们不成熟，但后来我意识到，如果大家都像我们那么谨慎，就不会有89年那场运动，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发展。虽然有人说，那样就不会有六四事件和坦克大屠杀，但历史就是这样。
第二阶段所需的人恰好具备了第一阶段所没有的素质。比如我自己，在“苦撑待变”的情势中，养成了一种一贯的惰性心态：无论外界如何变化，我不变。但在第二阶段，需要的是能够适应变化、敢于行动的人。
第三阶段的民主运动需要各地组织的发展壮大。如果一旦在大事变中，像89年那样，第二阶段的人跳出来并打开局面，这时候就需要在各地建立组织。我反思我们当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如果在1989年，当共产党还没有下决心，邓小平的坦克还没开上来，各级领导还同情运动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在各个地方建立民运组织，共产党的镇压就不会那么容易。但当时我们只是处于搞运动的状态，最后也是一触即发，没有扎下根基，运动很容易被打压。所以，第三阶段的任务就是迅速建立组织。例如，我们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王有才先生，是八九运动的领袖之一，北大学生领袖，在第二届北高联担任秘书长。他反思，89年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建立组织。虽然即使建立了组织，大概率还是会失败，但有组织和没有组织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98年我们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国内组党，虽然也被镇压了，但中国民主党这一脉一直留下来了。如果在八九年以前建立了组织，那么那场强大的运动中虽然被镇压，但今天民运的格局会很不一样。
现在，我觉得中国民主党真正要开始登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现在开始考虑如何发展地方组织。甚至连党员在中国国内秘密发展的策略，我们也参考了西方的经验和中国古代帮会、行会的经验进行了研究和调研。我认为现在已经是时候将这些提上日程了。
第四阶段的民主运动将涉及全国范围内的选举战。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和共产党进行竞争，因为人民可能还会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如果中共可能承诺政改和开放转型。比如台湾在开放选举初期，国民党的李登辉赢得了选举，但在第二次选举中，民进党的陈水扁击败了国民党。我们的目标是在第一次选举中就击败共产党，因此，我们需要全国范围内提出一个大的政治纲领。为了第四阶段将中共逐出执政舞台，我们需要现在开始建立地方组织，并为选举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大量各种干部，因为大事业并不一定需要极高素质的干部。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当他们在1921年成立时，很多人并没有特别高的素质。当时，那些所谓留洋读书的，其实是身份过期被迫滞留打黑工，然后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洗脑。
中国民主党的发展计划
我认为，现在我们需要开始建立地方组织，为未来的选举和政治斗争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各种干部来参与这一大事业，要把共产党结束掉，让中国人也能过上有尊严、权利、公平发展机会的生活。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社会，因为这才是值得做的大事业。
在国家大变革的时期，那些在旧政权中有地位、有官位、有地位、有经济实力甚至有专业和思想定式的人动作往往较慢，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拖累。民国时期，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最初都是由像我们一样的普通老百姓组成的，生逢其时，恰逢机遇，果断行动，超越那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精英。他们最初走上国家更新之路时也没意识到后来是国家新政的栋梁。但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不断积累经验和成就，最终成就国家和个人的大业。
当和普通党员讨论党的发展时，我觉得这相对容易，因为他们像一张白纸，有烟火气，接地气。我们的任务是着眼于实际，抓住机会，而不是过分追求理想化的标准。我们要记住，能够吃饱就行了，不必过分追求完美。
然而，和精英讨论前景和行动就很困难。他们脑子里充满一些华而不实的概念，但很固执，不愿过去经验形成的定式。现实中的新事物苗头他们不愿接受，因为觉得不符合他们的理念。就我和一个知识份子谈论刘邦，他说刘邦就是个流氓。我告诉他，尽管后世的知识份子如何把他贬低成流氓，刘邦也是一位开创新时代的豪杰。他在高龄开始领军造反，成功推翻了强大、统一了六国的秦朝并随后打败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那个时代的豪杰和悍将们都愿意为他所用，没有人说他是流氓。
刘邦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个人才能，更是因为他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大变革往往不是由所谓的高素质的精英推动的，而是由那些敢于行动、敢于担当的普通人推动的。
普通人的觉醒和行动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关键力量。在关键时刻，是他们站出来，用自己的方式改写历史。因此，我们应该尊重并鼓励每一个个体的努力和贡献，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理论和概念。实际行动和对现实情况的正确判断，远比空谈理念更为重要。
历史上的变革往往为普通人提供了机会，正如共产党初期的将军们，他们的出身并不比在座的任何人优越。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通常是那些包袱最少的人最能抓住机遇。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人可能因为思想固化而错失良机，而普通人或者边缘人物由于灵活性和敏感性，往往能在动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例如，观察民国时期的文化人物、政治家，许多高深莫测的人物最终都未能在政治变革中把握住机会。那些精英不乏黑白通吃、僧俗皆懂、文武双全、朝野买账的一时才俊。在中国民主的道路上，强大的动力并不只来自于精英，而是来自于每个普通人的共同努力和奋斗。
我们需要建立并强化各地的组织结构，确保中国民主党的发展与壮大。通过在基层建立坚实的基础，可以为未来的政治变革做好准备。中国民主的未来，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携手共建一个更加公平、自由的社会。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的理想，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和影响我们国家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