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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圆家人的“时尚梦”，她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收受了“朋友”的帮助。然而，这个朋友并非善类，只是用诱饵引她入套；在道德与利益中，她一度失去平衡；虽然她也有过挣扎和害怕，但是贼船已上，似乎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2017年3月底，美国司法部对一名60多岁的美国国务院女官员进行了指控，此案被外界评为“继斯诺登”（Edward Snowden）之后的又一大案。细读指控书，不仅会被大量的细节震撼，还能一窥中共特务机构的真实运作。
特务，就可能藏在你的身边
1999年，克莱伯（Candace Claiborne）进入了国务院工作，第一次工作的地点，就是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出发去中国之前，她完成了外国服务机构（FSI）的普通话训练。2000－2003年，她被委任在经济大使顾问的管理专员办公室，以及大使馆的安全工程中心工作。2003-2005年，她被调去了上海的驻华领事馆工作，随后又去了阿根廷和伊朗。2009－2012年，克莱伯被重新调回到北京工作。也就是说克莱伯前前后后，差不多在中国工作了8年。
之后，克莱伯被调回华盛顿总部，再派往苏丹，直到2015年8月，克莱伯再次返回华府工作。
一切都是从“朋友”开始
克莱伯与中共特务的交集是从她的一位家人开始的，由于起诉书中已经抹掉了这个人的相关信息，我们在这里就称他为“A某”。经过分析，A某很大可能是克莱伯的儿子。
据悉，从2007年开始，克莱伯一家认识了一个自称进出口商、并且在上海经营水疗和餐厅业务的中国人“B某”，并与他成为了朋友。认识之后，克莱伯的家人A某便给B某发邮件，希望B某能帮助自己在中国找一份教英文的工作。当时的A某21岁，正值大学毕业，迫不及待的想找一份正经工作。与此同时，克莱伯来拜讬B某帮忙。第二天，B某就帮A某在上海微笑星学校（Smiling Star School）找到了一份教职。
同年12月底，在一次聊天当中，克莱伯向这位自己现在唯一信得过的中国朋友大倒苦水说，A某想在中国学习时装设计，但是现在的困难是大学学费没着落，不知B某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这样，这位经济紧张、向往中国，并且还身份特殊的克莱伯，给B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整个2008年，克莱伯、A某以及B某这三人，都在谈论“在中国找工作”这件事。到了2010-2011年间，A某和中共特务B某之间，更是有了大量的邮件往来，不外乎都是关于申请艺术学校的内容。这段期间，克莱伯在北京工作，A某还在美国，而B某在上海。
2010年7月，克莱伯利用出差去上海的空档，与B某在万豪酒店（JW Marriott）见了面，具体聊了什么内容不详，但两人特意留影纪念。8月，克莱伯告诉家人“钱现在有点紧。”并说在她回国时，会尽力把债务都补上。她的家人听了这番话之后，隐约的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当真。不过，这似乎预示着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时机已成熟？第一个任务来了
这一切貌似很正常的朋友关系，然而到了2011年却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当年5月9-10日，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由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以及中共副总理王岐山参加，那时的中共情报机构费尽心机的想要打听出美国的底线。
可能觉得克莱伯这条线“成熟”了，于是，她变成了中共手中主要的消息源头。
5月10日左右，B某立即给克莱伯发邮件说，想要知道“美国政府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的内容以及时间表”，并进一步表示，如果美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将会如何对中共政府施压。邮件中，B某要求克莱伯，报告“美国高级官员对这一问题的内部态度”。
在5月18日的一封邮件往来中，B某还明确告诉克莱伯，“想要一些从网上找不到的东西”，并且要求她不要使用邮件发送，以免被人通过网络查到。最后，B某亲自从上海飞到北京，取走了这些资料。
中共特务B某很清楚克莱伯当时的处境，那就是急需用钱。因此，4月份时，也就是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之前，克莱伯的美国账户，便收到了B某提前汇来的2,480美元的款项。根据起诉书，这笔汇款是从中国银行（香港）汇出，汇方是三洲船务有限公司（Delta Shipping Co.Ltd），备注一栏写着：From Shanghai。根据网上查出的资料，该公司2003年注册，属于香港私人股份公司，运营9年后于2012年注销，然后同年又有另一家公司道达航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使用同一英文名字注册。
在克莱伯收取这笔钱的前一个月，美国国务院刚刚发出规定，美国各大使馆或领事馆雇员只要接受外国政府350美元以上的礼物，就需要报告，有形和无形的礼物都包括在内。不过，当时经济窘迫的克莱伯，没有报告这笔礼物，她在日记中算到：如果一年能从B某那里拿到2万的话，就可以帮助A某在未来完成海外学业以及达成职业目标。
看的出来，在伦理与金钱之间，克莱伯第一次偏向了后者。
共收数万礼物开弓哪有回头箭？
作为一名美国国务院的雇员，克莱伯曾多次接受反情报培训，她很清楚B某和随后出现的C某都是中共特务，当然，她也知道以自己在国务院的薪酬，根本不可能负担家人追逐“时尚梦”。所以，在金钱的诱惑下，她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倒下。
2012年，克莱伯又经B某引荐给C某，C某自称是中共情报机构人员。以后一直到2016年，克莱伯都在持续将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立场以及应对底线等，通过邮件、见面等方式，发送给在上海安全局的B某和C某。期间，克莱伯还收受着这二人给自己送的大量的金钱和礼物。
每次中方在获得情报前后，都会给克莱伯或她的家人A某直接汇款作为报酬；而对克莱伯和家人的各种经济需求，也是各种满足，比如提供多次国内或出国旅行或购买iPhone、电脑等支出，以及负担A某在2012－2013年在上海一美术学院的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甚至当A某在中国犯事时，中共特务B某和C某都会出面介入，阻止警察进行调查，最后让A某“全身而退”。这足以见得B和C在中国的权限绝非普通人。
但这些年来，克莱伯也对这层关系感到害怕。她知道一旦事情败露，她得面临什么，那将是沉重的代价。
害怕？想要抽身却被家人“坑”
在A某越发肆无忌惮的享受着眼前的这一切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克莱伯却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劲。当时，克莱伯对A某说，“我真的不想自己或你的脖子被套在绳索里，但是已经有人对你这么做了。”然而，当时尝尽了甜头的A某，铁了心认为中共特务B某是真心实意的帮他。因此，他不仅没有听取克莱伯的劝说，反而还背着克莱伯跟B某联系，甚至还跟B某配合给克莱伯施压，最后逼得克莱伯只能认栽，甘心被拖进泥潭。
为避免越陷越深，克莱伯开始躲闪，但是她完全没料到她摆脱不了控制。
2014年，克莱伯以“自己要退休了”，告知家人A某说：“我不想你继续寻求他们的帮助，然后把我拖下水”。谁知A某居然回复道，自己从来都跟B某没有任何关系，不要把自己扯在其中。”当时的克莱伯听到这话，肠子都悔青了。
克莱伯深知贼船难下，便不得已向美国政府，隐瞒了她与中共间谍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面对国务院背景调查员以及联邦调查局的常规调查时，她多次选择了撒谎；甚至还指示中共间谍删除他们之间联系的电邮、Skype以及微信等通讯信息。
直到FBI的卧底探员钓鱼执法，克莱伯才意识到行动败露、一切都结束了。在2017年被捕后，克莱伯几乎都是一言不发。
在经过2年庭审后，直至2019年4月24日，美国司法部发出通讯稿，指法官定于2019年7月9日宣布最终判决，时年60岁的克莱伯，将面临5年的最高入狱刑罚。
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助理检察长德默斯（John Demers）说，克莱伯清楚对方在为中共情报部门服务，但却隐瞒信息、并反复说谎。因此，她的认罪是我们对这些不光彩犯罪行为伸张正义、迈出的一步。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档案记录，克莱伯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收取了中共情报人员送予她及家人的总价值数万美元的礼品、现金、电子产品、旅游招待、一间公寓及家人在一所中国时装学校的学费和生活费，仅最后一项就近6万美元。
对此，负责此案的检方代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查官刘洁茜（Jessie Liu）表示，当克莱伯接收外国官员的礼品和钱时，她已经损害了公众信任。美国将继续寻求追究官员滥用信任的行为，让每个人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分析报导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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