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远藤誉出版了一本书，中文书名可翻译成“毛泽东，与日军勾结的男人”。（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为了摆脱困境，“改善对日关系”，不但对被关押的日本战犯极尽优待宽大，对绝大多数日军战犯“免予起诉”，使他们比抗日国军战俘提早20多年释放归国，引起国内民众和国军战俘的强烈不满和愤怒。
1948年毛泽东污蔑蒋介石、白崇禧等人为“头等战犯”
1948年12月27日，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宣称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为国民党“头等战争罪犯”的前六名，这份名单包括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孙科、戴季陶、阎锡山等43人，中共污蔑他们“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
1949年中共窃国后，把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跟日军战犯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和内蒙古的6个“战犯管理所”。
为摆脱外交困局 周恩来力促尽早释放日军战犯
据日前大陆历史文章披露，1950年，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攻打联合国军，扶持金日成独裁政权，导致西方封锁孤立中共。为摆脱在国际上的外交困境，周恩来提出要对日军战犯实行“宽大处理”，力促尽早释放日军战犯，以“改善中日关系”。
在抗战期间假抗日真卖国的中共，在1955年声称对被关押的日军战犯“进行起诉的证据不足”，决定“日军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结果，中共只对1000多名日军战犯中的45人进行起诉，对其余人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周恩来决定把他们分成三批释放回国。截止1964年3月，日本战犯44人，除了1人死亡之外，全都归国，其中29人是在刑期期满前被释放的。
中共讨好日本的奴颜媚骨和卖国行径，当即引起国内民众和干部们的强烈不满，据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金源回忆说：“不仅一般干部，领导干部也爆发不满，强烈要求党中央变更政策。”而周恩来却动用“党中央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组织纪律压制党员干部和民众的强烈不满。
日军战犯获优待 国军战俘被强制劳动改造
据有关资料，中共对被关押的日军战犯给以高规格的优待，他们最低的待遇是每天四角多钱的伙食费，这在当时可以买一斤猪肉和一斤优质大米，这个标准远远超过七十年代解放军战士每天0.42元的标准。日军战犯不仅吃得好，并且玩得也好，有体育场、有俱乐部、阅览室、露天舞台、浴池等。住宿也十分整洁而宽敞。战犯们一日三餐全是细粮，而当时所有管教人员吃的往往都是黑窝窝头。
这些日军战犯中，有在中国到处建立无人区的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有制造多次血腥惨案的日军59师团中将团长藤田茂，有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旅团长（后任日军14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看管日军战犯的战士居然在这里认出了强奸他亲姐姐并杀了他全家七口人的刽子手，他愤怒地从厨房里拎出一把菜刀追那个日军战犯，而其他中共管教干部硬是拦住这位战士，把菜刀夺了下来。在场的战士们无不憋屈得流泪。
对于抗日国军战俘，中共就严加监管和歧视对待，强制他们洗脑和劳动改造。他们的伙食也远比日军战犯差。例如，国民党中央常委、复兴社创始人之一、襄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就因为伙食差，竟然不顾自己身份，在大食堂当众拿汤杓多捞分布在面片周围的肉末，遭到黄维等在场国军将领的鄙视和斥责，也让在场中共监管人员讥笑。
黄维怒骂共产党：“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周恩来：杜聿明等人加以利用为好
1955年，总共有926位国民党高级人员被中共定为“战犯”，其中军队系统736名（中将72名，少将388名，校级军官276名），政府系统46名，国民党党务系统27名，特务系统117名。
在这些人当中，国军名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张灵甫的顶头上司）曾是蒋介石中央军王牌军的军长，抗日功勋卓著而获得过最受推崇的青天白日勋章，也是国军在抗战胜利后戡乱剿共作战中的前线指挥官。
1948年，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宋希濂在开赴徐蚌（淮海）战场前，在武汉对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上将发誓说：“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
可是，宋希濂、杜聿明、王耀武这些昔日的抗日英雄却无法抗拒中共的威逼利诱和洗脑，变成“学习毛着积极份子”，对中共歌功颂德。周恩来发出指示说：“对于康泽、杜聿明、王耀武等内战罪犯，把他们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为好……”
为了对台湾统战，1959年12月4日，中共宣布特赦国民党第一批“战犯”名单，最先向中共屈服并为其歌功颂德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最早被释放。
用易经明辨正邪 北伐抗日英雄张淦“被病死”
在功德林“炼狱”，也有抵制中共洗脑，拒绝认罪和背叛三民主义信仰的硬骨头，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桂系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就是一例。这位自1926年北伐开始，“打了28年仗，当了18年中将”的钢7军前任军长，既是儒将，又是悍将，他和小诸葛白崇禧都是保定军校校长、著名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得意门生。
张淦文武双全，精通周易和风水，有“活济公”的美誉，作战时罗盘随身带，喜好卜卦看风水，被白崇禧笑赠“罗盘将军”的绰号。1938年，张淦提前准确预测出日军将进攻津浦线上的台儿庄，并呈请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早作准备。
1949年8月，陈明仁、程潜、唐生智在湖南率领数万国军叛变投共后，白崇禧策划部署青树坪战役，大败林彪共军，并痛歼其“虎贲师”。此役的前线指挥官是张淦，他提前卜卦，准确预测出林彪共军进入青树坪地区必将惨败，并布下奇门阵，大败号称中共“巴顿将军”的钟伟第49军。
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张淦，49年底在广西战败被俘后，拒绝写认罪检讨书，埋头研究周易和风水，用中华传统文化明辨中共的邪恶，不屑和抵制共产党的强制洗脑和思想改造。在政治学习和批判会上，他不是一言不发，就是冷笑对之，经常讥讽那些投机钻营的墙头草。
有一次，在批判检讨会上，张淦引用易经判定中共的邪恶，并批判其斗争哲学：“炎黄子孙历来以谦让为德行，唯有阶级斗争论者数典忘祖，变谦让为对抗，为祸一国之根本。”
中共监管人员讥笑张淦敬天信神，热爱钻研易经是“封建迷信”，并质问他既然善卜为何还会被俘时，“张罗盘”气定神闲，答曰：“这是天意，非人力可挽回。文王善卜，尚被囚百日，况我辈哉！”
“文王善卜被囚”一事，指西伯侯姬昌（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留在羑里（即宋朝时的汤阴，武穆王岳飞的出生地）时，依据后天洛书四十五占推演出周易和后天八卦。周文王姬昌应了凤鸣岐山的天兆，应劫出治，开创了“礼乐文章八百秋”的周朝，同时为后世留下了后天八卦以及六十四卦卦辞。
1959年，“打了28年仗”的北伐抗日英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张淦就不明不白地“被病死”在监狱。
抵制中共思想改造27年 黄维最后一批被释放
功德林的另外一条硬汉是被某些人讥笑为“书呆子”的蒋介石王牌18军前军长黄维，胡琏的顶头上司。从被俘起的第一天开始，兵团司令官黄维对中共不合作、不配合。当被问到在淮海战场为什么不投降，黄维把桌子一拍，大吼起来：“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
有同期战俘回忆说，在“战犯管理所”，黄维走路始终挺着腰杆，将军风范丝毫不失。他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黄维抵制中共的洗脑和思想改造，拒绝认罪。1952年的一次政治学习中，有人宣读中共污蔑诋毁蒋介石政府的政治宣传说：“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所有的银行，将全国人民的财产盘剥到自己手里时”，黄维反驳说：“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又受到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全国人民的财产都到毛泽东一家的手里了？”
国民党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而黄维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他不批判蒋介石，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
黄维在中共眼里是“拒绝改造”的典型，被关押了27年。1975年3月，71岁高龄的黄维跟其他293人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中共特赦。此时，谁也不知道黄维内心真正的想法究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