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大学生在就职市场找工作。（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水浒传》是元末才子施耐庵所作， 是中国四大奇书之一。这本书奇在什么地方？这本书奇就奇在那些年竟然有人敢以替天行道为旗帜，写民间起义为题的通俗文化创作。不要少看这种民间通俗作品；因为在民智未开的社会，这种故事可能就是一般民众可以接触得到的唯一娱乐；事实上，认真考究的话，就知道《水浒传》中的人物和章节，很多都是由南宋到元、明年间，民间戏剧的剧目，作者将之串连起来，以反映时弊，借古讽今。
《水浒传》的故事背景，是北宋年间的贪腐。在元末年间写北宋的贪腐，那可是一个很保险的方法。中国古代的文人，早就已经习惯了以这种手法来避过政治审查。又例如白居易写《长恨歌》，虽然写的是“汉皇重色思倾国”，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写“唐皇”李隆基。
所以，《水浒传》写的，当然是元末的社会状况，而不是北宋。元末的群雄逐鹿，究竟又是什么一回事？元帝国的崩溃，由红巾军之乱开始。红巾军的组成，由这帮人的几个首领的出身就可知一二。韩山童是地方的宗教首领，刘福通是地主，杜遵道本为元帝国的官僚，后来加入红巾军成为谋臣。
这种结合了宗教、地方经济力量和官僚知识的组合，在这片土地上往往能在短时间内结集可观的人力物力，与远在京城的中央政府抗衡。而红巾军起兵的原因，亦不外乎是因为朝廷对各地的苛征税收和民役，这些地方的小农知道，假如未能如数向朝廷上缴收成，被怪罪下来也很可能性命不保，所以反正是烂命一条，豁出去跟统治者拼命或者可能有一线生机。
当然，事情到后来往往又会变质。元末的民变，是中国史上极为罕见的一次例子，最终由其中一支武装力量，建立新的帝国。但明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建设，有很多其实都是沿袭宋、元两朝。到明末，历史又再重演。真正结束明帝国统治的，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两人本来都是地方的低级公务员，一个是欠下了地主的高利贷，一个犯了罪被判死刑，走投无路之下连结当时的犯罪网络，结果又像滖雪球那样，成为了颠覆统治者的地方力量。
但明末的剧本和元末有个最大分别，就是代表着农业经济既得利益的地方仕绅，也受不了这些流氓的冲击，结果联合了在关外的满州军事力量，建立清帝国。其实在清末的太平天国，又一次历史重演，同样是类似的组合，但这一次更多了洋人的参与。清帝国勉强镇压了民变，但国家严重耗损，地方经济被破坏，最终导致清帝国积弱。
但是《水浒传》所描绘的那种社会状况，包括朝廷对地方和民间经济的苛索，中低层官员的贪腐，帮会和犯罪网络的形成，基本上就是政局不稳的几个元素。一直以来，这个文化体系内的统治者，都很清楚明白这些问题，尤其是吏治与平衡地方经济利益。但毕竟这片土地的幅员辽阔，在太平盛世的日子，经济产出能够满足到各方的需求，还可以相安无事。问题是由盛转衰的日子，就不是那么简单。在古代，不论中外都有个现象，就是每当人口增长到一定地步，也就是土地不足以支持膨胀的人口，社会的经济平衡就进入一个危险的阶段，也就是经济历史学家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在十九世纪前的世界，马尔萨斯陷阱的结果若非饥荒就是战乱。
但是到了廿世纪之后，这个社会现象却忽然消失，原因是现代农业技术，尤其是化学肥料的出现，极速提升土地出产；土地不再是粮食生产的障碍，再加上机械化的耕作技术，农村人口移入城市，并成为工业化社会的生产动力。这也是廿世纪的经济主调。其实最初工业化社会，一样会因为争夺天然资源，尤其是能源和矿材，而引发各种地缘政治的冲突。
但是现今的世界，欧美等先进国家都已经进入金融化的后工业年代，传统的农业、工业已经不再是重点。反而是中国，不论是农业和工业，仍然是以人力密集的模式进行，生产效率奇低。到了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因为外来资本和技术，才忽然跃升，但本质上，中国大陆到近年，仍然是以“人多好办事”的心态去经营生产，但是当人口红利续渐消散，经济增长亦出现放缓。中国大陆政府当然也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挑战；甚至乎早在1980年代起，就已经面对到现代化的挑战。
简而言之，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两难是，如何在提升经济产业的结构同时保留古老的政治文化？当两者不能融和的时候，作为制定政策的人又会如何决择。这个平衡极为脆弱，外围因素的变化，可以构成的影响亦难以想像，所以也出现近年的内卷化。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有不少农村的人口，其实都是往大城市谋生，反正在农村他们也是剩余的劳动力。
2009年的四万亿美元刺激经济方案，本意是将资源导向发展农村，而在最初的几年，也见到城乡差距有一定的收窄。但是到2015年后，这一笔投放的影响又渐渐消退，城乡收入差距也没有再收窄。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更多人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意思指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变革，最终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
经济发展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最大原因是现代化初期的资本，大多数都投放在固定资本如基建，也就是表面上见到的钢筋水泥，但没有用来人力资源的发展。结果是，人力资源的生产力竞争力始终不如人，除了靠出卖廉价的大量劳动力就别无他法。一旦外围经济发展再一步转型，剩余的劳动力没有出路，经济增长裹足不前事少，这批人却不能回到传统的工、农业，除了闲在家中躺平，另外一条出路就是犯罪的勾当。事实上，在拉丁美洲不少国家，情况就是这样，经过一段日子，渐渐形成犯罪网络，也就是大家在新闻经常见到的毒贩。
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出毒枭，但这个普通的现象说明了一件事，犯罪往往不是个体户能够做得来的事，而且到达一定规模的时候就会与地方的官员出现勾结。在政治和法制不建全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官员参与有组织罪行的情况，只不过是恒久不变的历史和经济现象。
在元末的群雄当中，力量最大的一支张士诚军团，领军者就是私盐贩子出身。私盐，就是当时的走私客，也是朝廷在苛征重税下的副产品。从这个角度分析，某神奇国度在廿一世纪的今日，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新一代的各种罪行，例如人口贩卖、骗案集团、甚至是毒品“芬太尼”（fentanyl）的制造和分销。这个现象不但影响到国际之间的关系，也将会是中国大陆政府最大的社会隐患。
注：标题为编辑所拟，原标题为《水浒传》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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