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从来都面对两难。一旦容许地方政治经济力量发展起来，对中央集权就是一种威胁。（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贵州的债务危机，并不教人感到意外，但背后牵涉到的根本问题，可能远远超过多数人的想像。
自从2006年起，地方政府的开支，不成比例地膨胀。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十一．五”之后，中共希望透过扩大开支去发展落后地区。但这个过程不但浪费，而且衍生不少投机取巧的活动，以让官僚中饱私囊。由2016年起的“十三．五”，中共尝试改变了经济发展策略，甚至近年积极打击房地产，以抑制地方政府无序杠杆放大。
每个大国，都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高度发展的地方是少数，绝大多数地区能够达到小康已经算不错了。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自由流动是最重要的因素；让农村地区的人口移居到经济中心地区，留下的人口的平均收入自然会相应提高。更重要是，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大陆透过人口流动，满足了劳动力需求，这也造就了二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劳动力将资本带回乡郊，也成为了乡效地区发展的动力。
然而，在中国大陆，编户齐民是数千年来最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所以，到现在户籍制度仍然是中央集权的主要社会控制手段。一、二线城市的居民也不愿意开放自己的身份给外来人口。结果过去十多年，高度发展的大城市出现了人口急速高龄化的现象，劳动力和人口增长却集中在落后地区，令当地的人均收入停滞不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整体的经济增长率开始放缓的原因。
以上的因素彼此相关。如果中国的人口能够自由流动，一些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可能会更强大，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历史证明，这些地区的发展趋势往往会在中长期内挑战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这也是为什么中共非常关注“在地城镇化”，而不是透过人口流动来解决发展不均的问题。
中国大陆这一片土地上的政权，从来都面对着同样的两难。一旦容许地方政治经济力量发展起来，对中央集权就是一种威胁。反之，要维持中央集权，就唯有回到封闭的经济模式，透过控制极少数的寻租者来间接地控制更广大的民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有少数知识分子曾经幻想过，这个神奇国度会走向共和与联邦；但这种想法也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彻底改变。但过去十五年来，已经再没有人够胆想像中国大陆的体制会循这个方向发展。
反之，现实中的中共，却不断增加中央的控制。目前见到的财政困局，某程度上亦可以视为是集权中央的代价；事实上，这种中央集权的代价远高于大多数人的认知。由于要控制社会结构，中共不愿让人口自由流动，与此同时亦尝试引导资源，发展落后的乡郊，结果这种人为的资源导向，却令地方开支不合理亦不成比例地膨胀；地方政府不断膨胀的开支，变成结构财赤，并成为债务。地方的债务到了不能负担水平，最终还是由中央埋单。
所以，贵州债务危机所揭露的，其实只是整体管治问题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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