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吃人事件较为普遍的广西武宣县,街道的墙上贴满毛泽东语录。(图片来源:乌拉跨氪/Wikipedia/CC BY-SA 3.0)
1949年中共立国之后,毛泽东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共的宣传机器也不断说中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旧社会了,外敌侵略及内乱也从此结束了。但在共产党主政之下,其实一直都没有令中国的体制走向合理、更文明,反而比以往更独裁、更封建。也因为如此,中共政权的政策连番出现错误,政治运动此起彼落,政治斗争不断发生,体制性的贪腐也长期存在。除了搞到这国家经常民不聊生,事故不断发生之外,还出现了50年代后期的大饥荒,60年代的十年浩劫。结果就如上周所说,人吃人的事件也一再出现。
大饥荒时期的人吃人事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吃人事件,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都只是人祸。这些真实出现过的人吃人事件,固然令人不寒而栗,但极权政治下对人造成的伤害,甚至可能比人吃人更严重,其波及面也更大,伤害也更深远。
毕竟人人都得在体制里生活,体制缺陷造成的损害,无人能够幸免,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而暴权体制制造的破坏,因为没有制衡权力的民间力量,没有公民社会作缓冲,也会造成更广泛,更深远的创伤。就算在可见的形式上没有人吃人那么可怕,但其结果可能根本没有分别,甚至可能更惨烈。
鲁迅在他的那篇《狂人日记》中,把主人公写成好像有点精神错乱,但最能看透表象背后的邪恶有几可怕的正是他。小说中最有暗示效果的一段,是如此描述那狂人如何看中国的那些所谓“传统礼教”的:“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段话的讽刺不可谓不深刻了。鲁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人吃人只是一个文学意象,不是真正发生过。但到了所谓新中国,这个文学意象便变成了事实。
在近世历史上,造成大量人民死亡的屠夫政权,当然不是中国一个。史太林(也被译作“史大林”)领导苏联的时候,曾经在乌克兰地区制造了与大跃进时期相似的饥荒事件,令二百多万至一千万人死亡。日本侵华的时候,首相东条英机领导的军国主义集团,屠杀了六百万中国人,也令1400万中国人民非正常死亡。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二战期间总共杀了约一千八百万人。上世纪70年代中期,曾经短期执政的柬埔寨波尔布特赤柬政权,也杀死了超过二百万国民。但如果把这些与中共执政头三十年造成的八千万人民死亡数字比较,全部都只算是少数。
近世历史上,因为饥荒及其他灾难事故而引致的人吃人事件,确实不只在中国发生过。这方面的数据并不完整,也没有严格的统计记录,但如果以“大跃进”引起的三年困难时期曾导致四千多万人死亡这个数字来看,相信那一次也是一个空前的历史纪录。而且还不应忘记,那个饥荒,本质就是一个人祸。
至于不因为饥荒或灾难而出现的人吃人事件,近代历史上就只有上世纪70年代乌干达的政治狂人阿敏,据说他曾经把反对者烹宰吃掉。但这件事一直都未有确切的证据。而在文革期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人吃人事件,已经是确确凿凿,有越来越多证据说明曾经广泛发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几十年之间总共令超过8000万人在自然的生死规律之外失去生命。这个数字不是比人吃人更可怕、更严重吗?8000万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等同于当代德国的整体人口;这数字也是日本侵华八年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四倍。对于那无端失去了生命的那8000万人而言,与被吃掉其实是没有本质分别的。
鲁迅在105年前写作《狂人日记》的时候,有想像过在他所处的那个国度的往后日子里,会真的出现人吃人事件吗?当年他鞭挞传统礼教的时候,会想像到有一个在他身后才出现的新中国,会创造出比他不断批判的传统礼教更麻木邪恶的体制与文明吗?显然不会!
鲁迅虽然鞭挞旧社会,他虽然悲观,笔锋有时也苛刻,但在他写下的许多篇章中,他显然还是流露出对未来还抱有盼望的。如果他此时有知,又看到今天这个所谓崛起中的新中国,相信也会十分失望、十分愤怒,十分难过。
一个一手造成这种邪恶的集团,制造了不止一段人吃人的历史事故,还在天天搞迫害、搞斗争,又复兴封建,拒绝文明。现在还正不断残害香港的一代菁英、剥夺年轻世代的人生与未来;另一方面就不断武力威吓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又对周遭国家不断展示肌肉,这不也可以算是人吃人政治的延续吗?这个政权还好意思天天以自身永远正确自居,还容不下批评,还继续意图把更多人的人生摧毁吃掉。
钟剑华
2023年3月10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