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女主临朝，主要就是在年号为天圣的十年中。那么这十年间发生了什么呢？（图片来源：故国神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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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我们说到，章献太后辅佐仁宗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前朝留下的危机四伏的人事格局。将奸臣丁谓罢相贬放。正所谓亲贤臣，远小人，小人已远，我们再来说说贤臣，有哪些贤臣为章献所重用呢。
首要一提的是王曾。丁谓被罢相的同时，参知政事王曾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之职。说起来，权臣丁谓被罢免，除了刘太后起了决定作用之外，这位王曾则是起到关键作用，正是王曾将雷允恭、丁谓改变山陵修建计划的事情上奏的，刘太后也就借此事将丁谓治罪。所以王曾在这个过程中是立了大功的。
其实不只如此，在北宋从真宗朝向仁宗朝过渡的这个关键时刻，王曾对于稳定朝局，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真宗朝最后几年，太子开始听政，但是政务其实是由刘皇后做决策，当时很多大臣都担心大权旁落。王曾就对刘皇后的亲戚钱惟演说“太子幼，非中宫不能立，中宫非倚太子则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则刘氏安矣。”意思是说，皇后与太子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太子年幼，需要皇后来抚养、培养，而皇后又因为抚养、培养了太子，从而使得人心归附。对于王曾的话，钱惟演、刘皇后很认同，可以说，这对于刘皇后明确自己的正确定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后来寇准被罢免贬放，本来真宗的意思是将他贬到江淮一带就可以了，但是丁谓私自决定将寇准贬去更远的道州。当时权臣丁谓气焰正盛，没有几个人敢于提出异议，而王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敢说真话。他提出这不是真宗的意思。但是丁谓就说了一句，居停主人不要再说了。什么意思呢，居停就是当时用来出租的房屋，用于居住，或者是做仓库，那么居停主人呢，现在的话讲就是房东的意思，王曾曾租房子给寇准，就算是有这么一点点的私人关系吧。丁谓强调这一点，言外之意是威胁王曾，你也是与寇凖有联系的，所以你不要替寇准讲话，否则会受到牵连。虽然在寇凖被贬放这件事上，王曾并未能成功阻止丁谓，但是他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顶着压力说真话，是难能可贵的。
再比如，我们上集讲到过，真宗驾崩后，诏命“军国大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丁谓为了最终能够大权独揽，就想去掉这个“权”字，当时也是在王曾的据理力争之下，才阻止了丁谓。
丁谓被扳倒后，另一位宰相冯拯继丁谓为首相，但是冯拯却有意效仿丁谓擅权，王曾就跟冯拯晓之以理，让他明白此中的利害与是非。就这样，因为有王曾在朝，冯拯没有成为丁谓第二。
可以说，王曾在这段时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时真宗初崩，内外汹汹，曾正色独立，朝廷倚以为重。”
此外，还有一位名臣，是参知政事鲁宗道。鲁宗道，在正史中这样评价他，“为人刚正，嫉恶少容，遇事敢言……”是这样一个人，所以鲁宗道人送外号鱼头参政，一是指他的姓，“鲁”，这个字是鱼字头，另外是说他骨鲠如鱼头，性格非常耿直。
刘太后为什么会重用鲁宗道呢，事情还要从真宗朝说起。有一次宋真宗有急事要诏见鲁宗道，结果鲁宗道出去喝酒，回来晚了。来找他的使者就问他：皇上要是怪您来晚了，我要怎么说。鲁宗道说，你就照实说。使者说，皇上如果知道您是因为喝酒来晚了，万一怪罪起来怎么办。言外之意，你能不能换个理由，使者也是好意，担心鲁宗道被责怪。结果鲁宗道说什么呢，“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使者一听，那好吧，那就照实说吧。结果宋真宗果然责问起鲁宗道来了，鲁宗道就回答：“有故人自乡里来，臣家贫无杯酌，故就酒家饮。”意思是我家里来了朋友，但是没有像样的好酒，所以就去了酒家。结果真宗听了之后，就觉得鲁宗道这个人很忠实，堪当大任，回来后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刘皇后，所以刘皇后就记住了有鲁宗道这么个人，于是在丁谓被罢相后，她就任命鲁宗道为参政。
说到这儿，插一句。有句话叫以史为鉴。就是把历史当镜子，边读边照。我们能照到什么呢。比如刚才这个关于鲁宗道的故事，如果我们读过后，看到的是，啊，这个鲁宗道都是副国级干部了，怎么家里连瓶茅台都没有啊，还得跑外头喝酒，如果我们读出这样一个结论来，这历史就白读了。再比如刚才的王曾的故事，如果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王曾，皇后掌权的时候，他替太子说话，丁谓得势的时候，他替寇凖说话，冯拯当了首相，比自己高一级，他不去赶快站队，反过来把领导教育了一通。这个王曾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如果我们读到的是这些，那这个历史就白读了。
那我们应该从这些历史故事中读什么呢？其实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类似的故事，就是一个人位高权重，但同时呢，他在道德修为上境界也非常高。如果这是一例两例，我们可以说是偶然现象，但这却是一个普遍现象。看起来，好像这个位高权重和道德修为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当然现在有人会认为，那些所谓道德评价，多是后人对先人的溢美之辞，其实，煌煌二十四史，里面明君贤后忠臣勇将不可胜数，难道都是溢美之辞吗，我想这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其实呢，关于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现代人看问题容易看到表面，所以会比较容易注意到古人立言、立功，比如他是当官的，他有什么政绩，他是带兵的，那他打了什么仗，他是做学问的，那他写了什么书等等，比较容易注意到这些有形的东西。但是，却常常忽略掉最核心的一项，立德。其实立德才是他立言、立功的目的。同时也是他所以能够立言、立功的前提、基础，和保障。所以，王曾也好，鲁宗道也好，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样高境界的修为，因为立德才是他的最高目标，他当宰相也好，当参政也好，他都是要在他的这个角色中，去用他的方式，修身立德。反过来讲，也正是因为他们有着深厚的道德修为，他才能够完成历史交给他的使命，上天赋予他的角色，所谓的立言、立功。其实是这样的一层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历史上明君贤后忠臣勇将，常常同时也是道德深厚之人。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像王曾、鲁宗道，这都是宰执大臣这一级的。那除了宰执大臣，当时的言官谏臣们也多是忠义立朝，很敢说话。比如天圣七年的六月，玉清昭应宫发生了火灾。这个玉清昭应宫对于刘太后而言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是宋真宗天书封祀的时候下诏修建的。可以说，这是真宗天书封祀活动的一个地标建筑。所以火灾发生后，刘太后伤心落泪，说“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犹幸一二小殿存尔”，言语间似乎有想要重新修缮的意思。正如我们之前讲过的，天书封祀以来大兴土木，修造宫观，增加了北宋的财政负重，所以，很多大臣对此并不赞同。
当时的给事中范雍马上说：不如都烧了才好。范雍说话很冲啊，太后刚说“犹幸一二小殿存尔”，就是还好有一两间小殿没烧着，他就来了一句，都烧了才好。很敢说话。范雍说，先朝竭天下之力修建此宫，突然化为灰烬，这不是人为所致，是上天警示。如果要修缮复原，这不是回应天戒的做法。宰相王曾、吕夷简也支持范雍的说法。御史中丞王曙也进言，认为玉清宫的修建不合经义，意思是本来建得就不合理，灾变的发生，应是有所警示，不应再行修复。
除了这个修缮事宜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是火灾发生后，玉清宫的守卫们也都因为失职而被关入大牢。针对这件事，右司谏范讽进言说，“此实天变，不当置狱穷治。”意思是这是天降灾变，警示我们，不应当大动干戈的去调查追责。也有像荥阳县尉苏舜钦，上疏指出，玉清宫火灾是“天之垂戒”，认为仁宗皇帝应当深思在治国理政上是否有什么过失，需加改正，左右大臣是否有窃弄权柄者，应当罢去。皇帝应避殿减膳，下诏罪己，或者能够变天灾为福佑。仁宗皇帝与刘太后虽然很痛心玉清昭应宫被焚毁，但是却能够接受大臣们的谏言，及时醒悟，于是对守卫者从轻发落，并下诏不再修缮玉清宫。
我在整理这段故事时，很有感慨，看到古人在面对天灾、天变时的那一份敬畏，令我心生敬畏。有人讲，过去，皇帝最大，说一不二。其实不是这样，皇帝不是最大，太后也不是最太，谁最大，天最大。皇帝说一不二也是在符合天道的情况下说一不二。不符合天道时，一个地方基层小官也可以站出来指出皇帝的过失，比如当时的苏舜钦，只一个县尉，才21岁，就上疏请皇帝反思施政过失，下诏罪己。而大臣们，从宰相王曾这里，就累表请罪，最后罢相，出知青州。我们可以看到在天变、天象、天意的面前，古人是多么的虔敬卑微，这绝不是我们现代人所以为的做样子，走过场。
正是因为仁宗皇帝与章献太后任用贤臣，善于纳谏，所以这一时期也必然有诸多善政可圈可点。比如，经济方面，天圣元年，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交子是最早的纸币，交子务是管理纸币发行流通的机构，就是从这时起，官方开始主持发行交子。财政方面，停止兴建之风，节省大量开支。文教方面，给帝王讲史论经的御前讲席，虽然自古有之，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制度化，名为经筵。地方上，开始赐给州学学田，做为学校的经费来源，这使得地方的建校办学等活动，有了稳定的经济保障。所以当我们回顾天圣明道年间的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上有贤主，下有忠臣，才有了这些政绩。正如我们这一集标题所云：“二主临朝号天圣十载佳政多忠臣”。
可以说，天圣年间的这些佳政，让我们看到章献太后治国理政很有才能，也很有成效，但是，也不免引起人们的联想，把她与历史上的吕后、武则天相比，说她有吕武之才，但是，我们知道，吕后在刘邦死后，一手遮天，虽未称帝，却俨然女帝，武则天不用说，自己直接称帝，连国号都改了。那么问题来了，如今贵为皇太后的刘娥，既有吕武之才，亦有吕武之势，那么她会不会也有吕武之心呢？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聊，感谢您的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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