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下行，中国多地出现不少烂尾楼受害者。（图片来源： Feng Li/Getty Images）
外来的岛民
和田真真、魏崴第二次见面的地点约在长兴岛上，他们买的楼盘附近。那是上海常见的冬日，天空是透白的浅浅灰色，云层掩着几不可见的阳光，冷冷笼罩在人头顶。因为整体未竣工，楼盘外依旧围着铁板，上面蒙着大幅的米黄底色海报，印有“焕新相见，不负美好家速度的期许”的字样。一些海报略有褪色，还有一些被撕扯开来，蜷在角落的泥水里。
岛上有风，但天气不算太冷，我们三人结伴而行，很快走至售楼处。这里大门紧闭，难见其他人影，门口装饰的汉白玉雕花砖的接缝中衔着几簇野草。田真真打量着一侧被废弃的岗亭，语气唏嘘：“以前这个亭子还有岗哨，穿红色制服戴帽子，就跟那种英国士兵一样。”
站在大门外的“90后”女孩眼神清淡，她没有化妆、头发凌乱，被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直到今天，田真真还清楚记得，三年前在这扇门里，自己和计划结婚的男友魏崴接受了怎样的“跪式服务”——中式装修的大厅宽敞明亮，他们坐在柔软的皮质沙发椅上，售楼小姐半蹲着送上印刷精美的菜单，让他们自由选择茶品、饮料，热情又周到，“像是飞机头等舱里的空姐”。两人很快陷进一种似云朵包围的幸福感里，几番简单考察，便痛快签下了购房合同。贴心的父母为了减轻小夫妻未来的债务负担，自掏腰包付了五成首付。
但现在，魏崴只恨自己当年“太年轻”，见识少，不能识破“开发商的套路”，他倚在妻子旁边，语气自嘲：“买房的时候，门口那都是帅小伙；等交了房，就换成老大爷了，连牙都没有的那种。”而对他们这种无法交付的烂尾房来说，曾经站着“精神小伙”的岗亭破败，看上去更像是一摊建筑垃圾，就连没牙的大爷也难寻踪迹。
过去两年多，这对年轻的“沪漂”夫妻，遇上了截至目前人生中的最大难题——烂尾楼。他们贷款三十年、总花费五百余万元买下的婚房，原定于2020年7月交房。但现在，停工三年的房子还泡在一地积水里，任由墙根爬满青苔。
田真真和魏崴并不是这个烂尾楼盘仅有的受害者。我们在工地旁遭遇了一位六十多岁的业主，老人每天都会来这里转一转。我们上前攀谈，他抬起缠着口罩的手腕，给我们指出自己房子的位置。它位于采光最好的那栋楼，是老人卖掉市区的住宅后购置的养老房。但现在，因为交房遥遥无期，老人只能先在长兴岛上“借”房子。和老人一样，田真真和魏崴夫妇也在两个月前从市区搬来长兴岛，成了这里的“新岛民”。为此，田真真还辞去了属于杨浦区重点公立小学里的教师职务，又经过三次笔试，两次面试，重新考编上岛。
距离上海市中心40公里的长兴岛属于崇明区，这个区域并不是许多上海人购房的第一选择，同样也不是高学历的年轻“沪漂”们优质的择业地。田真真忘不了自己提交辞职信时，校长不可思议的眼神，“她问我真的想好了吗？杨浦是市区，一般都是崇明的老师考虑以后的发展来这里应聘”。但田真真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
这种选择也确实难为他人理解。2022年6月，这套楼盘举办了一个小型“复工仪式”，已经参加新学校培训的田真真和同来的业主聊天，假作外人和对方谈起这所建在烂尾楼旁的学校：这个学校好像招生了，快开学了，听说要建成很好的第一梯队学校。对方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种畅想，“他说怎么可能，好学校都有好老师的，这里从哪儿招老师”？对方甚至指着她反问：假如你是市区的老师，会来这里吗？
这个问题，田真真没有回答。关于是否“上岛”，她其实也挣扎过。第一次见面时，她告诉我，自己和丈夫用了一年的时间反复问自己：真的要去吗，天天上班对着烂尾楼？但这套房子已经变成砸烂他们生活、并压在他们双肩无法甩脱的包袱。“再拖，我们真的在上海待不下去了！”魏崴苦笑着。两年多过去，他们无法再继续被动等待，必须主动出击，上岛、维权，每天守着它，“再看看这一年到底有没有希望”。
现在，田真真工作的学校与烂尾的住宅区仅一墙之隔，只要站在办公室里，她就能望见自己那个没有安装门窗、裸露着的“家”——复工仪式后，奇迹并没有出现，曾经繁忙运转的塔吊依旧静悄悄，来的工人很快又消失了。维权的业主群里流传着消息，“复工的那些人很多都是雇来的演员。女的200元一天，男性240元一天”。田真真顺着学校围栏，给我指了指他们的房子。为了求稳，也为了能早点收房，夫妻俩当时特意选择和样板间同栋的房子，但三年过去了，房子毫无变化。“当时啥样，现在还啥样。”魏崴在旁几次强调道。
破灭的上海梦
定居上海，至少在山东小伙魏崴大学毕业前，从未出现在他的人生规划里。因为考研失利，他阴差阳错被调剂到了上海的一所高校。那时，他对上海的记忆仅来自于一次童年旅行和少年时游览过的“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人很多”是魏崴对于上海的唯一印象。
田真真是魏崴的学妹，两人先后就读于同一所大学。学校在徐汇区，这是上海的中心城区，也是最为繁华的地段之一，近几年颇具人气的“网红”武康路，正坐落于此。来上海读研后，魏崴很快喜欢上了这里，他爱看话剧，而上海有着他连名字都看不过来的话剧和艺术展。就读的学校虽然不是沪上顶尖高校，但是学术资源也很丰富，因为学业优异，他和田真真还争取到了赴美交流的学习机会。
2018年，魏崴研究生毕业，顺利落户上海，进入上海体制内工作。一年后，田真真也毕业落户，开始应聘工作。来上海后，魏崴对上海的认同感逐日加深。他的家乡在山东，那里更讲究“人情社会”，想办成一件事情，“找人”“托人”才是顶顶重要的；但在上海，办事讲章程，流程又规范，公务窗口也待人客气。“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我希望未来中国是上海这样子。”魏崴很快决定留在上海，和田真真确定关系后，双方家长也认同这对年轻人在上海定居发展。
购置婚房便成了两人亟待处理的头等要事。因为魏崴的工作单位迁至杨浦区，两人先在这一区域选房。坐在房产中介的电瓶车后座上，未婚小夫妻看过了市区一套又一套的“老破小”。“看了蛮久，但居住品质实在是有一点差。”田真真不太中意，最后被中介领去了长兴岛的新楼盘——同样的预算，在杨浦区只能买到60～70平方米的小两房，而田真真和魏崴最终选定的长兴岛叠墅，产证面积137平方米，加上赠送的空间，实际面积超两百平方米。
买一所大房子的决定，也得到了父母辈的支持。魏父算是小夫妻购买这套房子的主要助力，在他看来，房子是孩子们留在上海奋斗的一块压舱石。“安居啊才能乐业。”魏父操着乡音笃定道。
年近“耳顺”的魏父，少时从农村考学进入城市，目前在山东一家企业做管理工作。仅凭工资收入，他和老伴在当地“生活得很可以”，但为了支持儿子买下这套房，他卖掉了在老家的一套小房子，还另搭上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凑够首付，“等于是我这一辈子、我们老两口挣的钱，所有的全投入这所房子里了”。
住惯了家乡大房子的魏父想得长远，等小夫妻有了下一代，两边父母要长时间留沪帮忙带孩子，房子大，住着才宽敞。考虑到长兴岛远离市区，特意从山东乘动车来上海付定金的魏父，还敲定给儿子添购一台汽车，用以日常通勤。
田真真也在签下购房合同时，早早对新房做好了规划。四个卧室，一间留给自己和丈夫，两间留给双方父母，还有一间留给自己年迈的姥姥姥爷。额外赠送的地下室，可以拆掉砖墙，变成一个下沉式庭院，这样阳光能晒进来，住起来更舒适。他们乐观期待着，按照预期2020年7月底交房，2022年春节一大家人就可以在新房团聚。
意外来得很快。买房三个月后，魏崴就开始听到楼盘停工的消息，但他并没放在心上，“我们买的楼盘是一个很有名的开发商，又是在上海，肯定不可能（烂尾）”。田真真也认同这种预测：“我们是‘红盘’，是2018年的销售冠军！”
这种自信持续到了2019年底。那时楼盘慢慢停工，但魏崴和田真真还未真正意识到危机，他们最头疼的是可能上百万的装修款。为提升性价比，两人面试了十几家装修公司，还做了几轮预算表。魏崴更是兴致勃勃地购买了不少专业装修书籍，自学起了“酷家乐”（装修设计软件）。
2020年初，新冠病毒感染来袭。长兴岛的楼盘彻底停工。起初几个月，魏崴觉得停工合乎情理。但疫情的阴霾渐渐退去，经济活动逐步复苏，长兴岛的工地依然停滞不前，包括魏崴和田真真在内的业主们开始焦虑。再然后，各类负面消息接踵而至。
2020年7月，开发商暴雷的确切消息传来，魏崴觉得自己像是被兜头泼了盆凉水。几个月后，他和田真真将要举办精心筹备的浪漫婚礼，美好生活的大幕正在一点点拉开，突然之间，舞台的底座塌了。
“买房的时候我在想，我年纪轻轻就能住进上海的别墅了吗？果然老天爷说你不配。”在漫长的维权拉锯战里，魏崴将那些自己翻阅多遍的装修书籍藏进办公室的书柜深处：“我都不愿意去触碰它们。”田真真同样煎熬，提到开发商的名字就能让她头疼，但她尝试着去宽慰丈夫，也是宽慰自己：“再等一等。”
“但关键是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看着工地上寥寥的几名工人和始终泡在泥水里的房子，魏崴难掩沮丧：“现在没盼头，从工地的面貌来看就没盼头。”
何去何从
搬进长兴岛的回迁房，是魏崴在上海的七年里第四次搬家。从徐汇区搬到杨浦区时，他和田真真找了一位货拉拉的搬家师傅。师傅和善热心，知道小两口才买了新房，还预祝他们下一次就搬进自己的家。过了一年，魏崴再找到这个师傅帮忙搬家，对方还高兴地问他们：房子好了？
房子变成了魏崴生活里难以摆脱的幽灵，除开亲戚朋友，哪怕是单位的同事看到他也总要问上一句：你那房子好了吧？不过魏崴几乎不会主动向旁人说起自己的困境，也很少更新朋友圈动态。2022年年中，全国各地烂尾楼维权新闻四起时，他只默默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自媒体链接《掏空全家6个人钱包买的房，烂尾了》。
但魏崴很清楚：“它很影响你的生活。”房子烂尾的问题初露端倪后，为了锁定楼盘的最新进展，对金融完全不感兴趣的魏崴开始炒股，买了房地产开发商1000股的股票。“因为我想得到它的讯息，就只能通过这种炒股软件。”魏崴看遍了股票软件里的分析文章，房地产行业大咖的评论他也尽数收藏研究，把自己“逼成专家了”。
但随着楼盘“暴雷”，魏崴手里的股票价格从六块多一路跌到一块五。他的生活也逐渐被“维权”事务填满，手机里是数不清的微信群，妻子田真真工作强度大，魏崴就等她休息后，逐个翻看小区大群、北区业主群、停贷群……“天天看这类信息，晚上也睡不着觉”。今年7月，魏崴因为工作任务，要在单位断绝通信封闭十多天，留在出租屋里的田真真变成了那个天天看烂尾楼消息的人。“我崩溃了，以前不知道情况这么差。”田真真啜泣道。
8月末，我们在咖啡馆第一次见面，还未落座田真真就开始抹眼泪。房子烂尾的压力几乎要压垮这对年轻人，她会动不动就哭，一向温和内敛的魏崴也变得易怒，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失眠、脱发……焦虑的情绪直接表现在了他们的身体上。
魏崴和我细数他们的负担：房子搁置，除开每月要还一万元房贷，还得交4000元的房租。夫妻俩想过申请公租房来降低生活开支，咨询政策才发现，因名下有房不能申请。去年11月，经过协商，楼盘的业主们和银行办理了缓贷，避免损失首付之后更多的财产打水漂。但代价是——毫无过错的魏崴要为此多付9万元的利息。
在维权的队伍里，魏崴自觉不算是激进的核心派，带头的一些老业主会去相关机构门外拉横幅下跪。虽然同样因为房子日夜煎熬，魏崴却做不出这种事来：“我凭什么给他跪，他应该给我谢罪，我还给他跪，想得美！”
不同于年事已高的老人，像魏崴和田真真这样的年轻“沪漂”，似乎尚有退路。9月底，魏崴回了趟山东，托父亲打听家乡的工作机会。得知魏崴准备放弃上海体面的工作回老家，父亲的朋友听得直摇头：“劝劝孩子，工作挺好的，不要辞职，我们这很苦的，五十多个人等着考编。”
做出离开的决定，对刚在上海立住脚跟的年轻人来说其实并不容易。台湾女孩刘梦也掏空“六个钱包”和丈夫在上海购置了一套新房。她的楼盘主打刚需，业主多为“80后”“90后”的新上海人。她买的是最小户型，不到80平方米的两房，因为临近地铁，房子均价比同地段其他楼盘每平米高出3000元。“这个楼盘是属于地王级别的。4.5元一平方米的物业费我也认，我就想要一个好品质的家。”对刘梦来说，这套房子是热爱上海的她落地生根的希望。
2021年，上海楼市火热，政府出台了调控楼市“沪十条”，有关新房摇号的新规落地实施。新房认筹比超过1：1.3，即开启“积分制”，如100套房，取分较高的约130组入围。入围后，后续公证摇号。刘梦的楼盘触发了“超高积分”门槛，摇中号那天，正巧是她父亲生日，她觉得是父亲的祝福带来了这分“惊喜”。
“但我们现在就觉得是惊恐。”刘梦告诉我，中签后一个月，工程进度就开始减缓，待到2022年，她在上海持续高温的7月收到楼盘客服发来的施工照片——里面的工人还穿着毛衣。她猛然发觉事情真的不对劲了。虽然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是2023年9月30日，但刘梦得到消息，政府、开发商、银行和部分业主的“四方会谈”透露，这一楼盘的监管账户已经空空如也。没有现金流支持，也没有足够工人的楼盘，显然不能按期交付。
知道自己的房子出问题的时候，刘梦总是哭，头顶出现斑秃，每天只勉强能睡三个小时。“但当你一次又一次被打击后，就真是再也哭不出来。”维权过程中的各种冰冷回复，让刘梦越来越失望。2022年10月，和丈夫在东北举行婚礼后，刘梦暂别上海，决定先回台湾父母家。
对于离开，刘梦总是有着不甘心：“我做了一点小小成绩，但为什么竟然败在了这件事情上？”但她也知道：“上海这个地方我们很想留，但真的留不住。”当我问她为什么不在上海继续租房生活时，她只是回答：“没有意义。”
刘梦的联系方式很快在我的微信里沉寂了下去，我偶尔会想起她同我回忆的当年旧事——青春年少的台湾交换生一踏入上海，就爱上了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短暂相处之后，“特别想要留在这里”。回家乡后，她更是想尽办法回上海。但她现在还会回来吗，我没有答案。
生活还要继续
2022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在“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基调下，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及“保交楼”。
对魏崴、刘梦这样的问题楼盘业主来说，这一消息至少带来了稍许曙光。“中央都提出来保交楼了。包括前段时间的金融放贷是吧？国有和民营的这些房地产企业，一视同仁地放贷，信贷一支持，现在关键是各级政府的落实力度怎么样了？”魏父保持着对新政策的敏锐，他安慰儿子要沉住气：“最近工地有动静了，虽然干的进度不是那么理想，但是有人在干了。”
因为楼盘外围依旧封闭，为了更好地监督施工进度，魏崴专门购买了一台无人机，天气还不错的时候，就让它飞进工地，拍拍自己的房子，他也会把有工人出现的画面发给父亲，“安慰他，这里还是有人的”。
房子怎么样了？已经变成魏崴跟父亲两年多来沟通最多的话题。“房子是一切的症结。”魏父很清楚：“基本上就是房子结了，一切都能结。房子结不了，症结就解不了。”虽然这半年来，他也在济南给儿子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但他内心深处却觉得：“上海能有30%～40%的希望，我还是叫他留在那里。”不过他也明白，要是房子起不来，这仅有的希望也终将付诸流水。
第一次见面三个月后，我去了魏崴和田真真在长兴岛上的新住所。房子要比他们在杨浦区租住的“头条糕”大出一倍，有宽敞的客厅和明亮的厨房。田真真拿出葡萄、桔子，热情地招呼我多吃些水果和零食。
和初见时不同，搬来岛上后，两人的精神恢复得比之前要好。即便是这个临时的家，小夫妻也在努力把它装点出色彩。米奇米妮的装饰挂布，印着花朵图案的门帘，黑白棋盘格的沙发巾……都是入住两个月来陆续添置的。田真真还重点向我介绍了四百多元的书桌，还有300元买到的餐桌，加上两把靠背餐椅。“这桌子不错，我把链接发你。”女孩捣鼓着手机，向我强调着：“真的，我很会买东西的。”
上岛前，田真真觉得自己这些年从徐汇搬到杨浦再搬到长兴岛，生活似乎变成了一个漩涡，正一步步扯着她和魏崴向下沉去。但唯一能给他们抚慰的是，长兴岛的日子好像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差。田真真现在要带几个班级的英语课，因为新学校人手不足，还需兼管档案。工作强度很大，但她觉得整体氛围很是不错，“新学校都是年轻人，大家都聊得来”。
在市区的重点学校上班时，田真真的同事多是四五十岁的上海城区女性，对方看她年纪小也多有照顾，但总有些话题她是无法参与的。比如，“田真真啊，你猜猜我这个包的包带子多少钱？我这周末刚去恒隆买的。”女孩与我模仿着前同事阿姨的语气。
那是一个迪奥马鞍包的包带，田真真没买过这样的奢侈品，尽力往高了猜：“一根包带子能有多少钱，3000块钱？”但对方笑着告诉她：是8000块。那一刻田真真深刻感知到：“上海本地人的消费理念跟外地人是不一样的。”
市区的同事大多家境优渥，住房不愁，用的戴的也是好东西，有时她们会招呼田真真一块添置，田真真只得老实回答：“我说我没有钱买，她们说让你老公给你买，我说老公也没有钱买。我们俩一个月工资才多少？”
“我耽误你了，对不起。”一旁的魏崴半开玩笑地抱歉道。田真真却看着丈夫坚定回答：“我们会变有钱的。”“希望吧，努力赚钱回徐汇。”魏崴笑着应和。
长兴岛是上海市的一大产桔基地，11月刚好是蜜桔丰收的季节，一些道路两旁扎满了果农的橘子摊位。田真真和魏崴带着我在街头游逛，正逢周末午后，从市区驾车来这里采摘的老老少少提着一筐筐橘子从郊野公园里漫步而出。魏崴熟稔地和我介绍起这里的景观，说起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江南造船厂”，说起诞生于此的中国新003型航母18“福建”号。
2022年11月5日，田真真和魏崴在地铁施工工地前合影。当初，两人选择安家长兴岛，也是瞅准了这里将要开通地铁的规划。
迎面走来几位结伴的中年女性，田真真偏头同我低语，有些小小的得意：“穿着比较鲜艳的阿姨，一般都是来旅游的。我们现在已经能分辨出哪些是本岛人，哪些又是来郊游的。”
岛上的生活和这对小夫妻熟悉多年的摩登上海截然不同。岛民作息规律，魏崴发现晚上8点后，“这里的街道就跟市区晚上12点一样，连个人都没有了”；而每天早上五六点，本地的老人们就会开始出门社交，“跟村头喊人一样”。
搬来两个多月后，田真真也结识了一些本岛的新朋友。“长兴岛本地人都很有钱的。”她嘟囔着，说起自己手上“有着五六套房”的房东奶奶：“她说给儿子三套，给女儿一套，自己一套。天哪，让我们羡慕死了！”
“上海的农民都比外地农民富有。”魏崴把房东奶奶的故事分享给一个本地朋友，对方却眼神淡漠：“加起来也就上千万，在市区里也换不到我们一套房。”朋友家拥有多套市区住宅，显然无法理解魏崴夫妻对长兴岛回迁房的推崇。
但两百多万一套的长兴岛住房，现在已经足够让田真真羡慕，女孩掩藏在碎发后的眼睛里涌动着真切的向往：“对我们这种住不上自己房子的人来说，你知道吗？真的好酸，太酸了！”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