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秋，重庆难友来信说：新调来的薄熙来书记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周居正被列为红色典型在大势宣传。（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梓僮千载仰风高，壮士须死志未销;
墙外芙蓉墙内血，不废锦水泪滔滔。”
此诗赋拟于1964年4月难友周居正被毛泽东杀害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当日。屈指，此血海寃案距今已整整快五十个年头了，我仍经常想起他的英容笑貌。曾先后十余次向中共中央和前总书记胡锦涛去信，要求彻查此案，为受害人“平反”昭雪，但得到的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2010年正是重庆“唱红打黑”闹得最起劲的时候，难友来信告诉我：周居正作为红色经典人物推上了舞台。我立即给薄熙来去信说明周居正已经被杀，至今还未“平反”。一周后薄熙来秘书从重庆打来电话：黄泽荣同志，你写给薄熙来的信他收到了，十分重视，作了重要批示，以下令组织专组调查此事。两天后周居正的女儿也打来电话，说重庆政法委去了他们家里问了情况，并拿走相关材料。我好不高兴认为此盆寃要见天日了，于是再次给薄去信感谢他重视历史问题。此亊再没有消息，圈内个别人却大造舆论说我投靠了薄熙来，想改换门庭。
通过此事，我猛有省悟：重庆唱红是假场伙，黑打老百姓才是真目的，于是对薄熙来发起猛烈的攻击，先后写了不下十篇揭露重庆闹剧的文章。周居正的血海沉冤为什么不能昭雪？据说是毛魔头亲自批的，要想翻倒此案，除非彻底批毛评毛。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大学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生于1930年。1945年在武胜县就读师专时即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当时还不足十六岁，后失去组织关系，孤军奋战于重庆。1948参与和领导“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反蒋独裁运动和“组织民变武装”被捕，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共产党员杜文博（仍健在，中共重庆市委机关离休干部）等同囚一室。1949年9月他们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时，立即撕下被面欢欣鼓舞地同罗广斌等人一起，在狱中绣制五星红旗（此一事迹后来却移植到电影《烈火中永生》江竹筠“江姐”的身上）;在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们又对监狱看守人员做策反工作。(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写的《歌乐忠魂》和白公馆脱险革命志士付伯雍等人所著《狱中斗争纪实》、《浩气长存》等，均有记述。)在这枪林弹雨，命悬一丝的越狱脱险中，他不顾自已身体瘦弱，冒着生命危险，仍说明难友郭德贤背出一个4岁男孩（此孩现已是总工程师在天津工作），表现非常英勇，品德十分高尚。
当年白公馆脱险志士，原重庆广播电台播出部主任、离休干部、共产党员郭德贤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机关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监狱。常看到一个学生模样比较活跃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晚，白公馆未遭杀害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带着两个孩子仍被关押在楼上。平时受狱中革命者教育的看守员杨饮典和李育生，经罗广斌等同志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正义一边。他打开牢房叫大家赶快冲出去，并告诉罗广斌楼上还有郭德贤和两个孩子。罗广斌便派李荫枫和周居正到楼上帮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周居正背着闯出封锁线的......”
我想谁看了这段历史记述，不能不为周居正舍已忘生的行为所感动？就是这么一个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赤胆忠心为人民的革命者，1964年春，竟被“她的母亲”共产党以“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杀害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年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岩忠魂》，在幸存者人员的名单中，仍称“周居正志士”，仍有上面那一段越狱脱脸的精彩记载，历史啊，你叫我们怎么诉说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黑与白？
1957年毛泽东设下“阳谋”陷阱，借说明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为名，时年二十七岁的周居正已是中共重庆市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对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坚信不疑，执鞭课堂向中下层党的干部大讲特讲马列主义原理，视毛泽东为“伟大领袖”，相信他一切骗人的鬼话，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以在“大鸣大放”中向党捧诉心曲，结果被划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四川省劳改局所属的“415”劳教筑路支队劳改，经过近5年漫长时间的饥饿劳累的折腾，终于1962年初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教，但仍不能被放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做正常的平民百姓。而是作为“三类人员”（即劳改、劳教、就业）强行安排到位于四川永川县的新胜茶场（简称”劳改营）“就业”。
他性格内向，喜欢写作。不但研究马列主义著作，还研究汉文字改革。在劳教期间曾写过数万字的“汉字改革方案”建议，寄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若不是“阶级敌人”此书早已出版问世，大赚了一笔稿费。
就在解教前夕的1962年1月，四川省劳教筑路支队留下几名解教人员在广（元）旺（苍）铁路沿线处理善后赔退工作，他是其中一人。他和职工三队留队就业的魏昭等5人派到薛家桥维修筑路损坏的民房。中间休息，大家在一起烤火，抽烟，闲聊，各自摆谈了自己如何被毛泽东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后不幸遭遇，也谈了庐山会议他打倒彭德怀，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造成三年人危的“自然灾害”，饿死数千万中国人等问题的看法。谁知这些“吹壳子”的“龙门阵”后经人举报，竟成为“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三面红旗”的“罪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的人越来越多，竟成为全省以致全国的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先后被捕数百人。冤案的发生地——四川省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当时一片“赤色恐怖”，队队戒严，人人过关，抓人逮人随处可见。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淫威压迫下，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立功受奖”的协迫诱导下，被关押的“右派”们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与思维，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69难友送进了监狱，周居正也从新胜劳改茶场抓了进去，还罗织为首犯。
筑路支队的狱官们不少人立了“大功”，黄袍加身，妻贵子荣。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关押审讯，最后按照逼供信的原则结案，对供认的或是基本供认的定为“反革命”成员。其中周居正、杨应森（右派，原沪洲军区中尉教官，共产党员）两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分别杀于永川和灌县;魏昭（南下干部，中共党员，曾任重庆市九龙区政府卫生科科长）、陈仲伟（右派，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技术员）、廖廉康（右派，原简阳机制砖瓦厂医生.）三人，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刑;彭恢荣（右派原健为县粮食局会计）、杨全松（右派，南下干部原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朱文安（右派原.四川什邡县，单位职务不详）冉茂涵（右派，长寿县小学教师）等四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其它彭福志（右派，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长）等14名人经中共四川省政法党组批准，由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分别判处十年二十年有期徒刑，另外46名“案犯”由各地公检法机关处理判决。此亘古奇冤大案，至今未获得“平反”，成为千古悬案。
我是“415”著名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当然涉入其中，所幸活了出来。1962年我外逃西北，后通缉归案1963年解押回蓉，作为重犯与周居正、杨应森、魏昭、冉茂涵等关押于四川省公安厅梓僮巷看守所，还先后和他们同关在一个牢房。在周、杨两人被判处死刑前，还与杨应森囚入死牢整整两个多月。那日子真叫怵悚惊心，恐惧万分，成日脚镣叮当，刺刀逼眼，夜来探照灯在头上晃来晃去，每隔一小时警卫便来查仑，风声鹤泪非文字所能表达。一天我们冒死仍唱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谁愿意做奴隶，谁愿竟作马牛，人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个欧时，我们的热血第泊尔河奔流”。周居正被杀我不在现场，难友李才义（右派，原省财政厅干部，现在四川省建行退休
，今年已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64年初，我们近千名被强制在永川劳改茶场”就业“的”摘帽右派“正在给茶树修枝，打药，施过冬肥。一个天低云暗、霜风凛冽的日子，西山四大队所有的“职工”、就业人员和女劳教在黄泥塘红茶车间的大坝子里开会，大家估计又是教导员做形势报告，讲“东风压倒西风”或“乌鸦的翅膀遮不住金色的太阳”那套老调。可是到了黄泥塘一看，两处制高点的山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环山坳的公路上也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连平时穿便衣的管教干部们腰间也别了手枪，气氛非常紧张。特别是在场部“集训”过的人，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幸而各队的人准时赶到会场，九点半准时宣布开会，原来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公判大会，一位法官首先宣读了一串名字，罪名是“反革命集团”罪，有的判15年徒刑，有的判20年，有的判死刑缓期执行。最后被武装押到前面的是个剃光了头，戴深度近视眼镜，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核对姓名、年龄、籍贯......时，才知道这人就是周居正。紧接着法官宣读他的罪行，主要是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自任总书记;书写反革命组织纲领——《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等。最后宣判周居正死刑，立即执行。宣读完毕就给周居正的背后插了死囚标签，然后被架走，不到10分钟光景，天空响起了清脆的枪声......据说前面有人看见周居正听到执行死刑时好像在喊什么，行刑的公安兵马上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
周居正个人的不幸，也给家庭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长子周复生，次女周复苏因受株连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当知青。周复生受了不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煎熬，用镰刀抹喉身亡;文化大革命中周居正的妻子曾昭英（教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游街示众累遭批斗，留在身边伴她的小儿子周复兴，受不了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于1968年投嘉陵江自杀。
几十年来的凄风苦雨，几十年来的孤灯冷嫋，几十年来的凌辱折磨，曾昭英一直过着以泪洗脸的痛苦生活。现在年逾古稀的她在惟一的女儿周复苏的伴护下，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苟活，简直不敢去提想往事。真叫做“休提起，休提起，提起来珠泪满江河”。往事心惊魂断，雨血扑面，灯尽油干，不知幸福是何物？雪寒霜重，冷屋萧瑟，昏天黑地，此生何曾有片尔之乐？悲剧，悲剧，人世间重大的悲剧。
弱者的哀吟，地穴的声音，总能换起民间没有泯灭的爱与同情，原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共产党员、离休干部吴先生，出于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向魏昭和周居正亲属伸出同情之手，无偿地向她们提供法律援助，花了几年时间自费跑遍省里不少县市，走访健在的当事人，对全案进行多次复查，又以律师身份看阅了所有卷宗，后深有所感地说：所谓周居正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沿袭反右派扩大化错误，强加于周居正、杨应森、魏昭等人的莫虚有罪名，此案不平天理不容！原判认定周居正、魏昭等人的犯罪事实多属刑讯逼供、诱供和指明问供的供词。全案查获的惟一“铁证”，就是周居正笔记本上的那篇题为《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的文字，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冤案错案，应从根本上推翻。
曾参与复查过周居正一案的部分法院审判员、副庭长、庭长，检察院检察员，从不同角度分析，均认为此案不论原判认定周居正等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事实是否成立，都不构成反革命罪。（按：所谓“政治纲领”不具有反革命目的，因此不构成反革命罪）。另外，周居正当年蹲国民党监狱的战友、老党员孙钢、杜文博、刘德彬、郭德贤、傅伯雍等也联名给最高人民法院和胡锦涛主席写信，为之呼吁复查。但当年此案的获功者硬是顶着不办，坚持“维持原判，不予平反”。
那年初秋，重庆难友来信说：新调来的薄熙来书记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周居正被列为红色典型在大势宣传。我一听十分高兴，好像是黑亱里看到一线曙光，立即提笔给簿熙来先生写了一封信，如实谈了周居正被杀的经过。大约一周后中共重庆市政法委给我打来长话说：黄泽荣同志，你写给簿书记的信他收到了。簿书记十分重视，作了重要批示，责成我们政法委组成专案小组进行复查。我听着好不高兴，差点没喊出“簿书记万岁！”我立即把这一特大消息告诉重记诸难友和周居正遗孀曾昭英即其子女。结果大家空欢喜一场。也许后簿书记认为此事不利于“唱红打黑”便摁住了。“唱红”唱的什么？就是唱的毛泽东“丰功伟迹”，自然不会把毛泽东寃杀红岩志士的事翻过来，所以周居正的死还是白死。他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反右斗争”这个错误的政治运动没有柀否定，他簿熙来敢吗？那所谓的“唱红”是哄外国人的。所以活人继续流泪，冤魂继续呻吟......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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