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共谍葛佩琦成了是知名度最高、最响、最臭的大右派。（网络图片）
前言
不久之前，我和一位朋友相聚。大家都是同龄人，都是参加过“建国”初期那些“如火如荼”的斗争的人，如今白首相聚，“忆旧”成了挥之不去的话题。他比我幸运，我们虽然年庚相同，但是因为他早在1949年“十月一日”前参加革命，比我稍稍早了一年多，成了离休干部。他不但躲过了反右运动一劫，而且先后当了县委书记，党校校长。他感到良心安慰的是在他主政下，没有打一个右派，后来在胡耀邦时代，还做了一个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经他的手，平反的冤假错案达到7700人。他所在地区的右派完全一风吹，没有遗留一人。许多疑难死案，在他亲自处理下，得到平反。他被当地的人称为“青天”。他在调离该地的时候，消息不胫而走，自动前去送行的人有三百余人。但是，说起反右来，对于反右运动，他说，有些人，确实没有打错，比如，那个葛佩琦……他要杀共产党人……
的确，反右运动的第一枪，就是射向那个“要杀共产党人”的葛佩琦！1957年，葛佩琦是知名度最高、最大、最响、最臭的大右派！
那么，“要杀共产党人”的葛佩琦到底打错没有呢？
幸好我专门写过《千古奇冤葛佩琦》，对于葛佩琦的冤案还能够说得清楚明白。葛佩琦的冤案与众不同地方是，他所谓“要杀共产党人”的话，不是出自他的口，而是被诬陷、栽赃、拔高的，主要是：
（1）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无中生有地报导说：葛佩琦讲“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载《人大周报》的文章时，再锦上添花说：葛佩琦讲“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3）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在政治学院讲话时，再加了一码，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在毛泽东的亲自掌控下，一个全国最反动最典型的右派份子葛佩琦，一个要杀“成千成万个共产党”的原国民党少将军官葛佩琦，闪亮登场，为发动反右运动取得了合法性正义性，为动员全党全国向右派份子反击打开了突破口。
可是五十一年后的现在，2008年，我们不妨作一个假定：当时，真是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少将，并且在中共邀请“鸣放”的会议上，确实发表了“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样杀气腾腾的“意见”，而毛泽东却能够心怀“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雅量，兑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承诺，把这些逆耳忠言、苦口良药当作执政者的警钟，不发动反右派斗争，那么经历过、见证过五十一年来历史的我们，保存的就不是现在这样的记忆，五十一年之后的今天，更不会发生“6･28”贵州瓮安群众纵火焚烧公安局，“7･1”上海杨佳只身单刀闯入闸北区公安分局捅死6名、捅伤4名干警保安，这样匪夷所思的不幸事件了。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些悲剧不但不会发生，毛泽东主政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都会以别样的面目呈现在今人的面前。这就应了现在网上被广泛复制流传的1946年3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一党专政，遍地是灾》。
葛佩琦，一个最反动的右派，一个右派的典型，一个历史符号。既然连上面我说到的那位为人正派正直的朋友，至今都不清楚葛佩琦冤案的来龙去脉，那么，我建议编者把我2005年发表的《千古奇冤葛佩琦》重新发表。
被打过右派的杂文家邵燕祥为朱正所著反右运动史《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写的序言中说：“右派和广大知识份子肯定是反右派的斗争的失败者。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邵燕祥的话，不乏杂文家的幽默。目前，海内外写反右运动的大部头书，笔者读到的还有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胡平的《禅机：苦难的祭坛1957》，丁抒的《阳谋》，纳拉纳拉扬･达斯的《中国的反右运动》。朱正身入右林，时为《新湖南日报》记者，自然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叶永烈1962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看到过那些低头耷脑可怜兮兮的右派教授；胡平是右派的儿子，尝过“右派崽子”的滋味；丁抒是1964级清华大学机械系学生，在文革中更看到过右派再一次被押上审判台的情景（《阳谋》在香港出版，作者已定居美国），所以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见证过历史的人。至于那位英国人达斯，根据查阅中国报纸而写出的博士论文，自然免不了隔岸观火了。
笔者今天写葛佩琦，当然也获益于这些著作。他们留下了信史。
“离奇曲折的冤案”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认为被戴上“极右派份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三顶帽子的葛佩琦是一个“离奇曲折的冤案”。这个“离奇曲折”真是难以概括。我希望能够简捷地予以转述。
57年的大右派一筐又一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是鼎鼎大名的顶级右派，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被定为右派的人，谁都没有敢如此狂妄地叫嚣：“可以打倒你们（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只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敢于这样叫嚣过。
因此，他成了罪大恶极的右派。他如此疯狂的反动言论一经《人民日报》揭露，为反右派运动火上浇了一大桶油。他因此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与众多右派相比，葛佩琦还有一项殊荣：他是钦定右派。
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葛佩琦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少将军官，自然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因此这不过只是暴露了他的“反动阶级”本质而已。
在1957年，我对葛佩琦也只知道这么一些。1960年我大学毕业，戴着右派帽子，分配到东距青岛100公里的平度县一中当教师。到了平度，我到县图书馆翻查民国版县志，无意之中发现，有一个葛佩琦，列名于平度县考进北京大学的学子中。我再打听了一下，证实此葛佩琦就是彼葛佩琦。原来我来到了大右派葛佩琦的家乡。除了同病相怜，还多了这么一层关系，增加了我对葛佩琦的兴趣。
1949年后，中共间谍郑耀先（柳云龙饰演）被整得九死一生。（电视剧《风筝》截图）
1957年 中共“地下情报员”葛佩琦名震全国
在中共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敌人龙潭虎穴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们当之无愧地是“无名英雄”。这些人物形象具有超出常人的机智勇敢，他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遭遇了出生入死的冒险，终于以赤胆忠心完成了党赋予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他们受到青年人狂热的追慕。
1949～1950年我还是上海新建中学的初中学生团员。我们学校有地下党员十几人，而且主要是学生。面对那些“解放前”入党、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师、高中同学，我是从心底里对他们有无限的羡慕与敬意。他们都是我心中的无名英雄。
但是经过作家典型化处理过的“地下工作人员”形象，和现实中的人物实际遭遇，存在着巨大的错位。
我所在的新建中学有一位特别出风露头的地理老师，其姓名我已经淡忘。他担任教师工会主席，每有集会，他总是上台发言，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们都以为他是积极份子。那时，学生对于积极份子的老师别有一种尊敬。他的拿手活就是教地理的时候，不拿课本，口若悬河，而且一笔画出某个国家或省份的地图，形状逼似，所以听他讲课是引人入胜，津津有味。他是一位颇受学生欣赏的地理教师，至今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想着他。
1951年上海镇反时，有过两次一夜逮捕万人的大搜捕。他在第一次，在一个深夜里悄悄地被捕了。那个晚上，是一个红色恐怖之夜，上海市逮捕反革命分子万余人。被捕后，对他的情况大家一无所知。三十几年后，我到北京拜访当时学校的教务主任、党支部书记、后来调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室主任的苏寿桐先生，回忆起这位地理老师来，苏先生对他仍然怀有敬意，赞赏他的才能。苏先生说，这位地理老师曾经是党员，蹲过监狱。他只上过初中，在监狱里他只有一本地图册可读，他就利用蹲监狱的机会把这本地图册读得滚瓜烂熟，日后成了一名优秀的地理教师。
他担任过中共安徽省特派员，和任弼时颇有私情，所以，当任弼时去世时，他还特地书写了挽联寄往北京，表示吊唁。那副挽联还是他请苏先生书写的。至于他被捕之后的下落，作为学校党支部书记的苏先生也不知道。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讲师葛佩琦的经历，自然比我的这位地理老师要离奇曲折得多，而历史地位、贡献应当更为显赫，最后，当他的冤案获得一一“改正”、澄清之后，还获得了身前身后名，比起我的那位地理老师下落不明，要幸运得多。
葛佩琦本来应当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他由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转而为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日时期，策反了大批伪军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保安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负责新闻宣传全责，官至少将高位，可以探知东北蒋军的全局情报，纵横捭合，游刃有余。他提供大量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经历足以编出一部曲折惊险的电视连续剧。我想，当毛泽东、周恩来读到那源源不绝的东北国军的情报的时候，不会不了解他们安插在那里的一位高级情报员。所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如果没有这些高级特工，他哪能有这些神话？
但是，1957年葛佩琦的出名，不是因为他是革命的传奇英雄、共产党的功臣，而是因为他成了全国讨伐的大右派。
1957年5月15日，这是一个公认的分水岭。这一天，毛泽东下达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所谓“钓鱼”、“诱敌”、“引蛇”，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发动“鸣放”时的专用名词。在他眼里，知识份子中潜藏了一大批“鱼、蛇”，他们都是“敌人”，需要用计谋把他们引诱出来，钓上钩。
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向党内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并且连“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426页）的指标都确定了。一场惊天动地、摧枯拉朽的歼灭战进入了倒计时，他只等着收容战俘了。比起兵败如山倒的蒋匪军，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份子就更不堪一击了。
现在，毛泽东正在竭尽全力，组织各级统战部宣传部召开知识份子的大鸣大放会议，把“敌人”引出洞穴地堡，掉进他布设的八卦阵，火力网。我就读的山东大学的教授束星北，从青岛到济南参加山东省委宣传部的会议是一例，这个葛佩琦参加人大教师座谈会也是一例。为了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各级统战宣传部门，都在忙忙碌碌地动员、劝说知识份子打破顾虑，大胆鸣放，帮助党整风。
5月24日人大党委两次发给葛佩琦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助党整风。葛佩琦说：“我想我是一个冒险犯难，为党做过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并没有对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诉信，做出任何答复，为什么要把我列为‘党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头两次通知，我没有出席座谈会。第三次通知送来之后，有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动员我，他说：党委三次书面请你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你都不去，不太合适。我就勉强地去参加了座谈会。”（《葛佩琦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像这样苦口婆心好话说尽、好事做尽的党委，岂止一个人大！（未完待续）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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