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8日，广州市民排队做核酸检测（图片来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12月3日讯】人们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32岁的小雅（化名），在被检测出阳性并隔离后，日前在广州南沙体育馆改建的方舱卫生间里自缢身亡。疫情三年来，我们已听闻了太多悲剧，但像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
她是湖北天门人，和丈夫结婚已有十年，多年来一起租住在广州的城中村里，做服装生意，两个孩子（还只有9岁和5岁）则留在乡下老家。在她走后，丈夫痛哭流涕地说：“又不是太大个病，为什么想不开啊你？”
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本能的第一反应：从11月14日检出阴性被隔离，到11月18日上午自缢，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让她走上绝路？
第一种批评的声音指向广州方舱内部的恶劣环境。
确实，之前也有人谈及方舱的居住条件不尽如人意，对感染者和密接的健康没有好处，而小雅在入住后也曾表示不习惯、不舒服，似乎方舱本身的环境可能是其最终绝望的推动力之一。
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对方舱条件的抱怨也一直不绝于耳，然而，人们对此通常的反应不是抑郁，而是愤怒——是想要得到更好的对待，而不会去自寻短见。
要说抑郁，很多人甚至觉得，阴性被封在家里才更抑郁，阳性在方舱里反倒更自由、更快乐了。方舱的居住条件当然比不上自己家里，但再怎么说，又不是在里面关一辈子，这似乎不足以让人感到绝望。
第二种推测看起来似乎更有道理：她对染病抱有内心恐惧。
根据财新那篇广为流传的报道，她虽然阳了，但症状很轻，离家隔离之前没有发烧、咳嗽等症状；入住方舱后她说胸口不舒服，但护士做心电图检查下来的结果也没问题，然而，她似乎有挥之不去的恐惧。
在出事前一晚，她在给表姐的电话里哭了，说在感染病毒之后很害怕。这种“害怕”究竟是对病毒本身的害怕，还是被隔离后深陷孤独、想到未来被歧视的害怕，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其丈夫最初是阴性，因而两人是先后被分开隔离的，加上她个性内向，什么事都放在心底里，这种孤立的处境极有可能加剧了她的情绪低落。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区分，是因为：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这一悲剧的根源是对病毒非理性的恐惧，因而只要通过宣讲，驱散这种错误乃至愚昧的认知，就可以避免悲剧重演了。
然而，想想看，一个人之所以怕死，说到底难道不是因为特别想活下去吗？既然如此，因为怕死就去自杀，岂不是太违背常理了？
不管是什么病，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个死。确实也有人在得病后自杀，但那通常并不是因为怕死，而是为了避免长期病痛带来的身心折磨、不想让巨大的治疗费拖垮了家庭，又或者，想要更有尊严地告别人世，但新冠看起来都不至于如此。
研究中国农村妇女自杀问题的吴飞在《浮生取义》一书中通过大量案例曾指出，中国人对自杀有一种特殊的理解：他们通常都不被视为精神有问题的异类，恰恰是为了争取人格尊严。
小雅的自杀说不上是“烈性”，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她的抑郁是因为长久以来难以实现人格的自我舒展，自杀乍看是一个事件，但其实是这一进程的逻辑结果。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仅仅维持正常生活，就已拼尽全力。”我们就好像一架机器，人生就是一个螺丝不断拧紧的过程，尤其人到中年之际，都是“上有老小有小”，承受着一再累加的压力，却缺乏什么纾解压力的机制，一切都只能靠个人心理素质来硬扛。
这在平日也罢了，毕竟再怎么大的压力，日子好歹还有个奔头，你有一种自我改善的预期，知道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可想而知，如果你觉得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当下再苦再累，但五年十年后能过上好日子，那么这样一想，当下的苦也就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
近百年前，英国经济史学者R.H.陶尼曾感叹说，中国农民的抗风险能力极低，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有些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虽然我们经历了三四十年的经济繁荣，但储蓄最低的那四分之一中国人都仍然“手停口停”，只要一个半月没有收入进账，就要举债度日了。所谓“人活着，钱没了”，对于缺乏超越性精神支撑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没有比这更难的了。
到如今，疫情已持续了三年之久，仿佛一场漫长的慢性病，反反复复总也不见好，这完全打破了人们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很少有人还能对未来抱有像以往那样的乐观了，最多不过是苦中作乐。
经济相对宽裕或生性乐观的人，或许还能开开玩笑，对那阵“一阵细浪涌来”都是灭顶之灾的人们来说，恐怕就连哭都哭不出来了。不夸张地说，对他们而言，面对这样的情形，要不抑郁，都需要强大的神经。
即便是不感染，对小雅这样城中村里的外地租户来说，可能都已经是拼尽全力在活着了——想想看，封控期间，手停口停，但房租还得照交，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负债。
也就是说，一直在一个逼仄、困窘的处境里，承受着的重重压力，本指望着努力下去，能有一天日子越过越好，没想到迎来的是没完没了的疫情，而这抹布一样的日子还一眼望不到头。
方舱的居住条件、孤立的处境、阳性感染者所遭受的歧视、对病毒的恐慌、人言可畏的乡土社会，这些或许都起到一点推动力，但每一个因素都无法单独造成自杀这样严重的后果，真正的关键之处，恐怕是她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入方舱就成了压断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可预见的未来她无法看到希望，周围又无人能提供宽解或支撑，人生就此走入了绝境。
很多人都疑惑，小雅为何自杀，揣测她是不是太过脆弱，又或对病毒太恐惧所致，言下之意，似乎她是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她错了（那样我们可以把这事当作一个例外），而在于：从她的处境来说，她这么想很可能是对的。
她没有留下遗言，但我想她或许会问：生活到了这一步，还能变好吗？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说实话，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要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不能靠指责受害者，而首先应当是理解她，看到这些人真实的困窘，并在他们感到自己无路可走时，避免他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