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等“文革”新贵们合影。（网络图片）
文革期间没有贪污腐败？毛泽东与“四人帮”的物质生活是否很简朴？毛左与小粉红们为了给文革翻案，一直都在竭力美化文革。而为了美化文革，他们一直在宣扬一个观点，就是“文革没有贪污腐败”。这种观点对那些不了解文革真相，同时又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共的贪腐极度反感的人中可以说很有市场。
那么文革到底有没有贪腐呢？答案是肯定的。文革不但有贪污腐败，而且贪污腐败也很严重，尤以“文革”新贵为代表。他们掌权后享受着新的特权，其腐败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江泽民、曾庆红以及徐才厚、刘铁男、赖小民之流，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同，特别是因为当时搞的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使得那时的贪污腐败与改革开放时代的贪污腐败有着不同的特点罢了。
“文革”新贵们奢侈的物质生活
与其他常人一样，文革的新贵们发迹后，首先考虑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据有关资料揭露，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后来又得到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又得到东湖路七号的一个大别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网球场，甚至他对这些都不满意，想让上海市革委会把东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来到北京后，官方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嫌弃住的地方不够宽敞，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光建筑面积就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
姚文元到北京后，一家五口住进了一个有60多间房子的四合院，后来嫌弃院子“狭小”，又搬进一个125间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为了迎接他搬家仅装修就花了13万多。197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元，当时北京市户均人口4.1人，每户收入1500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市区87户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据一些经济学研究，“文革”中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00元左右，这些装修费折合现在人民币1300万左右，放到当下也是令人咋舌。
林彪、康生这些“清心寡欲”、深居简出的“老同志”，住宅规模也颇为可观。林彪的毛家湾大宅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加上“林办”的办公楼，建筑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园四合院，共有115间房子，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里本来是盛宣怀的府邸，上世纪五十年代董必武曾经住在这里，他嫌弃这里太大，短住一段时间就走了，但康生不嫌弃大，一住就是19年。改革开放后，因为这里设施豪华、环境优美，一度成为接待外宾的场所，匈牙利总理、瑞典副首相等曾经在这里下榻。
江青在饮食方面最为挑剔
在饮食方面，最挑剔的属江青。据她的秘书杨银禄回忆，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江青还很注重保健品，她喜欢服用进口蛋白粉，价格达几十美元，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长期在卫生和保健系统工作）的回忆，江青随便一次索取的滋补品就要价格上万元，都要有关部门从香港采购。
江青对茶饮保健也特别重视。她还曾心血来潮，想在钓鱼台亲自种龙井，于是命令空军派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上好茶树，冬天为茶树搭上暖房，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这些茶树运回杭州。
王洪文对吃喝也很讲究。1975年他带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从各地运来最新鲜的，有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还从广州空运过来新鲜的菠萝、香蕉等水果。王洪文还颇爱西餐，到北京后曾经专门从锦江饭店调去一名厨师做西餐，他最喜欢的有牛尾汤、焗牡蛎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粉碎“四人帮”后，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放满茅台酒和中华烟。
“文革”新贵们也很讲究生活的“品味”
掌权不久后，贫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讲究起来，渐渐看不上国货，上海外贸部门成了他的供给站，他先后派人从那里取走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日用生活用品达50多万元，就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都非进口不用。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这些东西价值数千万元，还不算是极度腐败吗？
艺术家出身，生活品味本来就很高的江青就更不必说了。她与21世纪的高收入女性一样，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她后来就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
江青特别注重水质。70年代她一度喜欢住在广州，嫌弃下榻的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因为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便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因为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
江青最奢侈的爱好是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摄影艺术堪称专业级别，但是为此不知花费了多少国库经费。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最顶尖级产品。仅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从北京运去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文革”时看外国电影，不像今天我们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就可以解决。那个时代，中国与外国文化隔绝，要看外国电影需要先支付进口版权。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100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这实质是价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据江青秘书的回忆，到晚上8时后，她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文革”新贵们也追求“雅贪”
像所有腐败分子一样，“文革”新贵们也追求“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
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
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他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康生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
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1968年至1971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
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给叶群。
天下乌鸦一般黑
跟今天的贪官污吏一样，“文革”新贵们不只在物质和生活上贪腐，还大搞裙带关系，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青岛市教育局长蹿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之后又担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江青所欣赏的京剧演员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都被火速提拔成为文化部长和副部长。王洪文当上中央副主席后，就通知王秀珍开名单，在中央要害部门安排人，他一口气内定了18个副部级以上干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
可见，“文革”并不是没有贪腐的乌托邦时代，“文革没有贪污腐败”完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