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歌行》，我是赵长歌。
今年是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33周年。当年，中共的军队开进北京，用坦克、机枪制造了一场针对中国人的惨案，民众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被强压下去。当年，八九民运的很多主要参与者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少人还在继续从事民运活动。
民运代表苏晓康、周锋锁和王丹，在日前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流亡是一种个人承诺。”
“在中共倒台之前，必须有很多人参与这个不断失败的战斗。”
“我想更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一些人还能在这个黑夜中去坚持，去做这样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不仅是民间，中共体制内，也一直有坚持平反六四的强烈声音。
当年，作为中共第三代接班人的胡启立，因为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前后，同情学生运动，与阎明复、芮杏文等中共高层领导，随总书记赵紫阳下台。胡启立还被免去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
1991年，胡启立复出。多年来，他先后致信中央政治局、人大，以及时任中共国家主席，一直持续呼吁中共最高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2011年7月，胡启立在北戴河见了胡锦涛，恳求胡锦涛能够在任期内能解决“六四”这个历史问题。
胡锦涛回答说：“我可以理解你，也可以接受你的建议、意见、观点”，“但实际情况十分复杂，问题是出在党内，事件拖得这么长，导致事件恶化。”
胡锦涛还对胡启立表示，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差不多每年都讨论“六四”事件，结果还是这样，有不少人和你一样有较强的期待。
胡锦涛主政期间，在中央部分部委的部、司这两级高官中，组织观看了一部“六四”纪录片。该纪录片分上、下两集，长达160分钟，其中还选用了外国卫星及记者拍摄的实况。
有看过该片的人表示，这部纪录片，突显出当年场面的混乱，各地交通受阻，戒严部队进京。
胡锦涛也曾批示：可以在中共地、厅一级以上官员观看这部“六四”纪录片。但后来，由于中共高层意见分歧，一些人担心引发内外争论，甚至失控，于是胡的这项批示内容被搁置下来。
2014年4月11日，已经卸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前往湖南浏阳中和镇的胡耀邦故居参观，这个日子非常敏感，因为4月15日是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纪念日。
胡耀邦被称为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对胡锦涛有知遇、提携之恩。胡耀邦和胡锦涛，都曾是中共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们担任总书记的时间正好相距20年。胡锦涛受胡耀邦的提携，由地方进入中央，此后，他一直受到胡耀邦的重用。
胡耀邦生前，曾特邀胡锦涛同往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逝世后，1993年4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胡锦涛来到江西共青城的耀邦陵园，在墓前肃立良久，突然大声呼喊起来：“总书记，今天我是来还愿的！”陪同胡锦涛到访共青城的有关人士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前往耀邦陵园吊唁的地方党政干部，一般都不敢再称胡耀邦为‘总书记’，更不用说中央级干部了。所以，当时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由此可见胡耀邦与胡锦涛的关系和感情非同一般。
胡耀邦在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元老们赶下台。尽管胡耀邦被赶下台，但他仍然获得了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份子及学生们的欢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74岁。他的猝死引爆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民主运动。
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决策者，江泽民则是六四事件的最大获益者，是踩着学生的鲜血上台的。因此，江泽民和江派官员，一直阻止平反“六四”。他们视胡耀邦为异类，主张淡化胡耀邦的问题。胡锦涛主政期间，一直受到江泽民的胁制，政令不出中南海。对于平反“六四”，胡锦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4年的这次特殊行，胡锦涛在胡耀邦故居中停留了1个多小时，其实可以看出他个人的政治愿望。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曾在事后向《德国之声》表示，胡锦涛此行是非官方行程，“不会有政治上的立场，基本上都是民间的，他（胡锦涛）说不是代表官方”。
十八大后，接替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是胡锦涛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本是胡锦涛最中意的接班人人选，但在江派的阻击中，最终出任国务院总理一职。
李克强在第一个总理任期内，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李克强的角色也为外界所忽视，不过，这期间，倒是出现了“李克强经济学”一词。
到了李克强第二个总理任期，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的亲信刘鹤跻身政治局委员，任副总理，主管金融和工业领域，包括监督央行在内的监管机构。刘鹤等习近平旧部的上任，让外媒发出，中国可能出现比总理权力更大的副总理的评论。“李克强经济学”一词也从此消失。
去年六四前夕，大陆的“网易”门户网站，登出一条非同寻常的报导，长篇刊登了赵紫阳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对话，而且还配了赵紫阳的彩色照片。
赵紫阳和弗里德曼的对话比较长，说的都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的问题。这里边非常有看点，看点在于，他们当时讨论的情况，恰恰对应了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问题。
赵紫阳说，“中国有句话，即成都诸葛武侯祠有副对联所题的：‘审时度势，宽严适度’。治理国家既要‘审时度势’，又要‘宽严适度’。”
弗里德曼则谈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功的经验：“中国邻近的地区，如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它们发展得很快，用了三十年等于西方用了二百年。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香港，香港困难最大，但取得的成绩也最大。香港中央干预最小。”
两人对话的关键点，文章中还用字体加粗的方式来强调，其实是有人，想通过这篇对话，来传达一些信息。弗里德曼说：“物理学的原理在每个国家都适用；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在每个国家也适用。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经济繁荣与私有产权的关系。有一条重要而简单的经济规律，你是知道而同意的，这就是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更谨慎。这解释了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更有效，私营企业又更有效的原因。因此，中央权力下放是个关键，下放得越多越好。”
弗里德曼还谈到改革的最关键问题，就是不要半途而“胶”，不进不退。“南斯拉夫是个先例。过去我几次访问南斯拉夫，第一次是由俄国去的，当时是从一个经济衰退的国家到一个经济发展的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从奥地利去又是另一种感觉。那时南斯拉夫采取了工人合作社制；苏联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计划经济。但是南斯拉夫只走了一半，它没有把产权交给工人；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可以分红，但却不能将权利卖出或转让。这些企业为赚钱就不想多雇工人，也不想多投资，工人也难以另谋高就。如果南斯拉夫的工人有产权转让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
当时，赵紫阳向弗里德曼请教，中国的经济应该怎么搞。最后说来说去，大家听明白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才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束缚。
那么，是谁放出了这篇谈话呢？我认为，很有可能是李克强。或者说，是李克强所代表的，与李克强观点相似的体制内高层，他们想通过这篇谈话，告诉公众一些简明的经济道理。同时也表达出，赵紫阳当时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构想，都跟现今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相左。
大家知道，在放出这篇报导之前，2020年6月，李克强曾说了一句名言——中国“6亿人月均收入仅1000元”，来表达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后来国家统计局回应称，李克强的说法，可从官方调查数据得到印证。
中共政府财政状况在今年4月份急剧恶化，面临着约6万亿元人民币的“巨大”资金缺口。5月25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也被称为“10万人大会”，强调稳大盘、救经济、督战、保民企、护麦收。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相当严峻。
近几年，习近平、李克强矛盾的公开化，除了有他们私人之间的原因，更多的，是他们认知的不同，政策路线的背道而驰。
以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为首的改革派，高调纪念胡耀邦，拿出赵紫阳的话来刊登，其实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和愿望。
六四，我们除了要纪念逝者，我们更应该明确，当年，这场事件的导火索，就是民众对经济自由、乃至政体改革的诉求。如今，在经济的巨大危机下，会不会再次点燃政治危机？历史会不会重演？如果会，这一次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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