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员在“徐州铁链女”一案上，始终试图遮掩真相、蒙骗世人。（图片来源：手绘插画Winnie Wang/看中国）
日前中国江苏省爆发一起涉嫌拐卖人口的徐州铁链女事件，引发外界哗然，国际媒体亦相继报导。这一起发生在现今中国的犯罪案件，可谓备受国内外亿万人的关注，但中共官员胆敢继续昧着良心来遮掩真相。假设这一起案件是发生在古代，后续走向又是如何呢？针对拐卖人口一事，各朝官员将遵循哪些刑律来进行惩治呢？其实，历代朝廷在处理拐卖人口上，均以汉律为基准的。
众人想必对徐州铁链女案记忆犹新，毕竟眼见一名女子可能遭受拐卖，还被铁链锁颈、遭遇囚禁与虐待，义愤填膺地参与讨论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当作宇宙大地均海晏河清呢？但看见徐州官方在前后发布的数次通告中，对铁链女身份的说辞是前后矛盾，就了解中共官员是不可能找出拐卖真相的，更有法律人士认为，中共官方纵容、参与拐卖人口犯罪。这事不禁让许多人感叹，生活在如今的中国大地上，着实不容易。
古代中国也曾经发生拐卖人口等犯罪行为，像古代律法就称拐卖人口为“略卖”。略，《方言》二所说：“略，强取也。”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唐代《唐律疏议》这一古代法典中，即于“贼盗”一章节中注释：“不和为略。”略人，就是指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以强迫、暴力威胁等手段进行强行掳掠，卖给他人为奴，或为人妻妾等罪行。至于古代所谓的“略卖人”，就是指今日的人贩子。
文献既定义了词汇，自有犯罪案件及有关惩处可循。
拐卖案件一
在宋真宗年间，虔州一带，拐卖现象猖獗。当时来自江淮的人贩子，会将在虔州拐骗来的青年卖到岭外当奴隶。时任虔州知州的周湛了解这一现象后，发起一场大规模解救被拐人口的行动，并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来禁止拐卖人口。
当时，周湛想方设法搜查、抓捕人贩子，在通过明查暗访后，周湛及其部下陆续解救了遭遇拐卖的两千多人。当这些被拐卖者被救出后，周湛先将大伙儿集中在知州衙门内，除了给予饮食，还一一详问被拐者的来历，再发放路费，帮助这些被拐者返家跟家人团聚。
拐卖案件二
又例如，在清代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集《客窗闲话･卷八･疑难杂案五则》中，作者吴炽昌就记述了乾隆年间发生的拐卖案，以及官员最后是如何惩处这些可恶的犯罪者：
乾隆初年，浙江乌程县人富子文及妻富沈氏，子富大者，伙同陈大、俞九龄、鲍二、谢世荣等人，每年五月五日，一同驾驶小艇去拐骗幼孩。后来，嘉善县陈令以刚破获案件，罪证确凿。在听审期间，引发公愤，富大当时还被民众共殴至死，而富子文则在监期间惊毙。后来，有司按照“采生折割律”，挫尸枭示，“其余伙党皆依为从律斩决，即恶妇富、鲍二氏亦同正法。”
被拐卖者除了出现上述被救方式之外，回家方式还包括：家人向人贩子交钱，进行“和买”。简言之，类同与绑匪进行交易所付出的赎金。
不过，见到中共当局如此处理徐州铁链女案件，犯罪者均未受到严实的惩罚，那么，倘若“徐州铁链女案”是发生在古代中国，官员又会做出哪一些不同于中共官员的惩处呢？下面就稍微谈一谈古代的相关刑律。
针对拐卖犯人 古人祭出刑律严禁
由于人贩“逆天心，悖人伦”，违反人道，汉朝《盗律》对人贩自然是严惩不贷，处以磔刑。这项刑罚可谓十分的严苛，不只斩杀人贩，还要分裂其尸。汉律除了严惩人贩，针对明知拐卖，但仍然选择参与买卖的人也视同犯罪，“略卖人若（知）人略卖人而与贾，与同罪。已略未卖……皆磔。”
自汉朝以降，历朝历代对于拐卖人口罪，均是以汉律为基准。不过，在刑罚上可谓轻重不同。
北魏《盗律》记载：“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唐朝律法记载：“诸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
《元史･刑法志》记载：无论是官员或百姓，只要是“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在元朝期间，朝廷将拐卖人口罪跟伪造假钞、杀人放火、强奸、盗墓等罪并论，均是死罪一条。
到了明朝，大明刑律规定，“设方略诱取良人为奴婢、为妻妾子孙，杖一百，徒三年”，诱拐良民为奴或妻妾子孙者，按照律杖打一百，流放三年。在明神宗的万历年间，“略人略卖人条例”判人贩充军。针对那一些动用坏脑筋来强掳诱骗良人及拐卖良家子女的犯人，不管其买卖交易是否完成，按律人贩子都得要被发配充军。倘若犯人的拐卖人口达三人以上，或是怙恶累犯，犯人就得要戴上一百斤大枷，在监狱外示众一个月，接着再发配到边关充军、当苦役。倘若犯人累犯三次，就必须被发配到极远地永远充军。倘若犯人死亡，他的子孙仍必须要接替犯人未完之刑，直到服刑完毕。
至于人贩子如果在拐卖儿童之后，故意将儿童的手脚弄残，强迫他行乞，同样是有相关刑律可因应、执行。明朝期间，刑法中有一条“采生折割”罪，亦即指刻意割伤、弄残儿童。一旦官府抓获犯下了“采生折割”罪的人贩子，按律凌迟处死，至于涉案人员，不管是主犯或从犯，同罪论定，严惩不贷。凌迟，就是一般说的千刀万剐。
《明律･卷一九･刑律二･人命･采生折割人》有载：“凡采生折割人者，凌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妻、子及同居家口虽不知情，并流二千里安置。为从者斩。”
到了清朝，针对采生折割人的犯人，朝廷延续了明律规定。《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有载：“凡采生折割人者，不管受害人已死或受伤，首犯凌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妻子及同居家口虽不知情，并流二千里安置。从犯加功者斩首，但其财产、家口不在断付、应流之限；不加功者，依谋杀人律减等。”
上述乾隆初年的那一起浙江乌程县人富子文拐卖儿童案，官员所依据的，正是“采生折割律”。
到了清朝，刑律规定，凡是使用迷药或任何邪术来诱拐儿童、买卖人口的犯人，斩立决。凡是诱拐良民为奴，不管首犯或从犯，不论买卖人口交易是否完成了，一律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当苦役。如果人贩子诱拐良女，且奸辱者，依律绞立决。
由于人贩子诱拐良民，从此等恶行中牟取暴利，甚至进一步奸淫民女或弄残儿童，已属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行为。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刑律，对人贩子均是处以重刑，严惩不贷。
（参考资料：《唐律疏议》、《大清律例》、《元史･刑法志》、《客窗闲话》、《明律》、吴岳〈拐卖人口 古时刑律严惩不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