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怪不怪，文革中的卧底、告密都是寻常事。图为文革批斗会。（网络图片）
按：卧底、告密，甚至秘密搜查，早已是文化大革命时代公开的秘密，见怪不怪。
自从章诒和女士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中批露了聂绀弩的好友、画家黄苗子正是聂绀弩身边的卧底者，又在《卧底》中揭露了章家的座上客、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也是章伯钧家的卧底者后，社会舆论大哗，谴责者、质疑者之声都不绝于耳。但是我的心情却是十分的平静，因为这种事经历得太多，所以见怪不怪。
章伯钧是头面人物，聂绀弩是知名人士，中共政权对他们不放心，要派暗探对他们进行卧底监控，应在情理之中。但是，像我这样一个蝼蚁不如的二十来岁的小小摘帽右派学生，以及和我有同样遭遇的芥末微尘之类的人物，中共政权是不是就放心了我们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改正”后与同类相聚时，大家都谈到几十年来的辛酸与苦难，其中的共同之处就是身边几乎都有卧底者，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句不经意的言谈、玩笑，乃至动作、表情，党对我们都了如指掌，成为整治我们的依据。开始时我们都莫名其妙，在吃了许多次亏之后，我们终于明白，我们身边暗藏着卧底的宵小之人。其中只有一个黄姓难友因祸得福，派在他身边的卧底者通过观察了解，发现他不仅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妖魔鬼怪，而是品性高洁，学识过人，一表人才的优秀青年。卧底者终于良心发现，终止了罪恶，还把自己的一位亲戚介绍给这位右兄当老婆，这大概是右派中绝无权有的一例。还有一位陈姓好友，无论出身、表现都是我等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几十年后相聚，他仍是一个不党不群的平头百姓。原来他毕业后分配到某地一所知名学校教书，党支部为了培养他入党，分配给他一项“光荣任务”，就是监视同寝室的另一名右派老师的言行，及时向党支部汇报。好友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说：“这不是叫我当特务吗？”就拒绝了这项任务，由此得罪了党支部入不了党，他也没有再把“共产主义战士”的虚名作为追求的目标。可见卧底在毛泽东时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存在。
如果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国家的基本国策的话，那么卧底告密则是中共统治人民的基本策略。试想一想，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每个庶民百姓，哪一位逃脱了党的监视与监控呢？哪一级党组织不对他的下属进行“阶级分析”，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孤立打击对象呢？哪一位党员不明白周围人群的左、中、右而对右派进行监视呢？可以说卧底、告密，甚至秘密搜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就个人的经历来说，1957年暑假，虽然当时还没有戴右派帽子，但是假期结束返回学校时，发现我原来锁着的抽屉已被撬开了，席子下面的铺草也被翻得一片狼藉，信件、日记之类已被拿走。这件事，西南师范学院生物系60级2班住李园一舍105寝室的同学大概不会忘记吧？这种偷偷摸摸又十分野蛮的搜查，是哪家能人的手法？
1960年春，在西南师范学院生产部右派学生劳动队劳动改造两年之后，我摘帽复学。此时我以为自己“回到了人民内部”，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学生一样堂堂正正地读书了。殊不知来到一个陌生的班级，我马上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可卑的异类：没有欢迎，没有招呼，更没有笑脸，几十双警惕的眼睛注视着我，绝非看西洋把戏似的好奇，我就像遭受了机关枪的攒射一样不敢抬头，此时我感觉到当老鼠的优越性，如果我是老鼠，一定就闪电般钻到地洞里……
在这样的班级中生活，除了被孤立，被歧视，被拒于千里之外，你还能有什么感觉？不久政治辅导员就叫我去谈话，她说：“你为什么说你不是右派？”
我的天！我认错悔罪还来不及，哪里敢不承认是右派？这是翻案啊！我说：“我没有说过啊。”话音有些颤抖，就像伊索寓言中羔羊在狼面前提心吊胆地辩解一样。
她说：“那你为什么要向别人说你被划为右派的事呢？”
这时我才想起两天前有同学问我为什么当右派，我便把我如何写信揭发家乡生产队长长期奸污女地主的事告诉他们。这是实话实说，我绝没有想到这就犯了罪。我对辅导员说：“他们要问我，我就把实情告诉了他们。”
辅导员严正地训斥我说：“问题是你没有批判你的右派言行。没有批判就是放毒，你懂不懂？就是放毒！”
后来我知道，进入这个班级那天起，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监视。
好不容易才把这个有如牢狱般的大学读完。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巴山下一所乡村中学教书。那里，穷乡僻壤，山高路远，学校很小，只有6个班30来个教职工，除了睡觉时各上各的床之外，办公、开会、吃饭、聊天、休息乃至上厕所，教职工们几乎都在一起，人与人之间三头对六面，一言一行几乎没有什么隐私。这样的环境该不会有人卧底，不会有人打小报告了吧？可是我又错了。
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作组进驻学校的时候，平时与我一起聊天、打球的z君，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大字报专栏《一个右派份子的嘴脸》劈头盖脸地向我杀来。大字报言事之具体，时间、地点、场景、言论，样样俱全，让我目瞪口呆又无法否认；有的是谈过即忘的小事，有的是毫不在意的议论，有的是相互交谈中的某一句话，没有想到都被他掐头去尾记录下来，上纲上线成了“反党”的铁证！例如他不知什么时候记下了我说“流沙河其实很有才气”，“西师的右派学生多得很”，这就成了“为右派份子喊冤叫屈”，“说反右运动整错了学生”。
因为z君还给许多教师写过大字报，因而激起众怒，当学校批判工作组的“资反”路线时，他遭受造反派的搜查，从缴获的笔记本上，看见他几乎记录了每一个人的“反党”言行。这样的卧底者，真让人不寒而栗。
还有一位h君也是卧底者。h君虽然出身“硬梆梆”，但他的表现不尽人意，群众关系也不好，正在“接受组织考验”。他深知组织考验最重要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而立场的坚定则表现为“对敌斗争的坚决”。这样他就在周围的人群中寻找“阶级敌人”，暗暗警惕着、监视着这些人的言行，当机会（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就把这些人踩在脚下当成上爬的垫脚石。而党也正是要利用这种人来监控人们的思想言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正在外地搞四清运动，但丝毫也没有妨碍他对我等“阶级敌人”的“关心”，不远数百里寄来成捆的大字报进行检举揭发，而大字报的内容就是平时他卧底的种种记录。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
后来我调到另一个地区的另一所学校教书，在这里，卧底告密之事仍然层出不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有一位c老师就被他的邻居告密，说他唱歌时故意把毛主席“万寿无疆”唱成“万臭无香”，从而遭受残酷的批判斗争，并被开除工职，押去农村管制劳动。还有一位d老师还在读高中时就被他的亲嫂嫂告发，说他书写“反动标语”，直到该案告破才还他以清白，可是考大学的机会却丧失了……此类出卖灵魂告密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真是难以尽说。
几年前，我和几位老师受退休教师的推举参加维权活动，为退休教师争取集资建房（集资建房是建造不以盈利为目的，带有福利性质的低价住房）的权利而上下奔走时。不料一位退休教师悄悄向党支部告密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就是一个右派和一个反革命跳得高。”这里所说的“右派”指的是我，而“反革命”是指上述被他嫂嫂告密的那位d老师。这位告密的退休老师，在享受了我们为他争得了集资建房的权利的同时，却昧着良心出卖了我们。可见告密这种文化心态，已经根植于某些人的灵魂之中，是何等的可悲、可叹而又可恨！更可以看出，卧底告密这种人类的丑行，在我们这样有着深厚专制传统的国家，还远远没有结束。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没有什么传奇，也没的悟出什么深奥的道理来，只不过因为最近网上关于告密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写几句话来凑热闹而已。从网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有人认为告密是人性的堕落，有人认为是制度的怪胎。而我认为，是制度促进了人性的堕落，而堕落的人性又支撑了大量滋生怪胎的制度。
（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