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以王时敏为首，及王翬，王鉴，王原祁为代表，形成受皇室支持的“四王”画派。“四王”之一的王鉴，只比王时敏小了七岁，是他的族侄。“四王”中的王原祁，是他的孙子。而“四王”中的王翚，则是他的学生。“清六家”中的吴历，也是他的学生。他们的山水画风影响着整个清代。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晚号西庐老人，江苏太仓人。祖父王锡爵为明朝万历年间相国，父亲为翰林编修王衡，家本富于收藏，对宋、元名家，无不精研。因此，王时敏少年时学画，颇多方便。“每得一秘轴，闭阁沉思”。由于家里古书、名画收藏丰富，且大都是名迹，像当时很少传世的宋代李成的画他都能够见到，这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国朝画征录》中就有记载：“姿性颖异，淹雅博物，工诗文，善书法，尤长于八分，而于画有特惠。”
根据当时规定，由于祖先功劳显赫，子孙可不经科考而继承之，王时敏在二十四岁时就出任尚宝丞，就是管理皇帝玺印的官，崇祯初又升太常寺少卿（掌宗庙祭祀礼乐），仍兼管尚宝司事，故亦称“王奉常”。
清军入关，王时敏归顺，他隐居不仕，潜心习画，且着力培养子孙辈之学业。其膝下九子，多在清廷为官，八子王掞（颛庵）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直经筵，典会试。其孙王原祁康熙九年成进士后，深得康熙喜爱，入值南书房，充《佩文斋书画谱》总裁，主持绘制《万寿盛典图》。康熙十九年（1680年）王时敏卒于家中，时年89岁。
王锡爵曾嘱讬董其昌来指导王时敏，在董其昌的指导下，他少年就开始从摹古入手，深究传统画法，尤其对元代黄公望山水，刻意追摹。王时敏早年临摹的古画，均按宋元古画原稿临写而成，笔墨精细淡雅，已见于临仿逼肖上，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夫。他在摹古之中，也总结了前人在笔墨方面的不少经验心得，对于绘画历史遗迹的整理与研究，也是有贡献的。王时敏正是溶化古人的笔墨技巧，形成自己的面貌。他曾自白道：“迩来画道衰，古法渐湮，人多自出新意，谬种流传，遂至邪诡不可救挽。”可见他竭力主张恢复古法，反对自出新意而不改初终。
“四王”都擅长临古，但即使同就一幅山水作品临摹，“四王”也是各自临出各自的理解和风格，这好比同一首名曲不同的钢琴大师会演奏出不同风格的精彩旋律和韵味。原因在于每位大师有自己的心性、学养、感受。这就是董其昌重心性、禅悟的山水审美理论的本源，“四王”深得其精髓。
王时敏力追古法，刻意师古，作画无一不得古人精髓。其“一意摹古，反对没有根据的创新”思想对后来中国画的发展影响深远。但他师古人画，形体、样式甚似，但与古人的意境就不一样了，这主要是源于他们精神气质迥异。王时敏师古人笔法时，更严谨、更认真、更规矩，有他的匠心之所在。王时敏将清初山水画的临古之风发挥到了极致。但往往虽是临古之作，但他又能集众家所长，浑然一体，画得很有味道。
王时敏书法为画名所掩，他尤精隶书，他的隶书受《受禅碑》、《夏承碑》影响较大，故他的隶书体方笔圆，遒劲平稳，雍容深厚，与唐人隶书有几分近似，实为时代所囿。他的隶书与朱彝尊、郑簠被称作“清初三隶”，可见当时人们对他书法的重视并不亚于其绘画。
此幅《仿黄鹤山樵山水》，峰峦数叠，树丛浓郁，流泉飞瀑，苔点细密。画家所用皴笔干湿浓淡相间，兼施以醇厚的墨色，具有苍浑而秀逸的韵味。画中不仅有黄鹤山樵（王蒙）细密的笔墨，还有五代董源和巨然气势雄伟的构图，明董其昌所提倡的书卷之气亦迷漫于清疏的意境中。这种苍老而又清润的艺术特色，为王时敏集古人大成之代表，充分表现出画家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