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左一）可以像奴仆跪在毛泽东（中）面前，却不愿意保护跟随自己一辈子的卫士长成元功。（图片来源：Getty image）
按：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跪在地图前，为毛泽东指点方向。以堂堂一国的总理，举止像个奴仆一样。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不认为周有撮取权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够被打而不倒。但是周为了前途，却连跟随自己一辈子的卫士长成元功都不愿意保护。
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但在文革初被批斗，一九六八年十月开除党籍，还遭到极不人道的虐待。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并不知道刘被“关押”在哪里，也不敢问。后来在“九大”结束后许久，我才知道刘在一九六九年十月被押往开封关闭，重病缠身，到十一月去世前，都没有得到医疗。
邓小平也被流放到外地。政治局党委只有毛、林彪和周恩来没事，其余的都被打倒或“靠边站”。省委被撤销，军队领导的革委会接管省政府日常事务。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已大部分被打倒。
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扭转了十三年来八大制定的纲领，毛成为最高领导，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的意识形态。会中选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再从委员会中选出政治局党委。毛的意志透过九大党章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宣告结束。
我给毛治疗牙周病时，党内已开始在筹备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派是林彪和他的亲信。周恩来则跨在中间，两面调和。为了什么人进入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两派争夺相当激烈。
毛尚未表示意见。
我看得出周恩来颇为苦恼。周从未和我议论过政治，但有天夜里我在南楼遇见周，周关上门问我毛对人事安排上讲了些什么话。我说：“他没有多讲，只说人事安排交给文革小组和文革碰头会办。”文革小组成员全在碰头会里，因此江青在碰头会里正是权倾一时。先前围剿周的事也是江青放的第一把火，我觉得我有必要警告周，江居心难测。
我告诉周：“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的打击目标就是你。江青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是旧政府的还不是你。江青他们鼓动全外交系统反你，主席说‘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要文革召开万人大会说明，不能反你。江青他们几个人到游泳池外间休息室商量说，用不着开这么大的会，找个几十名代表来谈谈就可以了。这不是明显还要搞下去。”
周叹了口气说“我对江青仁至已尽。一九四五年我在重庆，江青要看牙齿，我特地飞回延安将她接来。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苏联治病，还不是我给安排的。”
周又说：“你的这些话同别的什么人讲过。”我告诉他，除了对汪讲过以外，没有对别人说过。周说：“那好。记住，不要同任何别人讲。”
周恩来对毛处处小心谨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图。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像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喏喏，毕恭毕敬，唯命是从。”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办，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完全没有将周放在眼里，毛不认为周有撮取权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够被打而不倒。
周对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
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后来成元功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汪东兴是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在江、林争权里，汪支持林彪。一来因为痛恨江青，二来毛仍因汪随同刘少奇去印度尼西亚而疑惑未消。九大召开之前，汪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周与汪平日走得也很近，周起初也支持汪的提名，说凡是参加碰头会的人都是政治局委员。
会议期间，汪东兴突然发作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周要我和吴旭君一起去向毛报告，因为生病的严重情况，只有医生才说得清楚。
当我说到出血很多，比较危险的时候，周说了一句：“汪东兴是个好同志。”接着唏嘘起来。我同吴旭君很难过，也哭了。可是我发现毛一句话也不说，脸上表情木然，似乎无动于衷。
冷场一会后，毛说：“有病就照医生的办法治。别的有什么办法？”
我们走后，毛告诉护士刘说，这三个简直如丧考妣，直是奇怪。我们三个一哭，毛怀疑周、汪、吴及我四人是不是在搞派系。
我将毛说的“如丧考妣”的话告诉了汪。汪说，不怕，我们都是为毛做事情，又没有为别人干事。接着汪说：“你不要以为周总理可靠，他这个人是见风倒。周来这看我，说江青、康生不同意我当政治局委员，他们让周总理来说服我。周还真叫我表示态度不当政治局委员，你看他这个人真是见风使舵。”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两派最后被迫达成妥协。会上汪东兴由黄永胜出面支持，被选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林发表政治报告，并被官方钦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思想自“九大”后，成为中国的“指导纲领”。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步步高升。会议结束后不久，林立果升任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并被刻意吹捧成“中国革命的第三代当然领袖”，毛的一位女友丈夫在空军司令部工作，他将林立果的一些演讲记录经这位女人交给毛看。林立果在空军的盛名仅次于林彪。空军内一再宣扬要无限效忠于林彪和林立果。
九大后，我的心情更加压抑。毛要转“八大”路线的目标终于实现。“九大”是毛十三年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前中央委员会委员被撤职——他们都是我最敬重的党代表——新委员大多是江青或林彪的党羽，我认识的很少了。中国在他们的领导下前途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