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图片来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1月20日讯】（接上文）二十五，只恒文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思想，领先王沪宁20年！
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共产党经常念叨的是“打江山坐江山”。毛泽东还经常强调“枪杆子笔杆子”“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这样的语境里，枪杆子就是唯一的武器。习近平现在也是以为只有枪杆子能帮助自己打台湾，守住江山。
这个理论1999年在中国青年报改革理论家，蜚声海外的民主人士李大同提出“全员解聘全员竞聘”之后，就大大落后了，就被只恒文“副总编辑”发展了。他的最新贡献与创造是“笔杆子也能出政权”“笔杆子也能打江山“。
毕熙东最喜欢玩儿用老三整老二的游戏。一直玩儿到2004年年底他被王宏猷“任命为中国青年报体育部高级记者”。这也是王宏猷的一个把戏，这样一任命，看起来怪一点儿，但是就可以向党中央隐瞒中国青年报让毕熙东赔了2000多万元党中央直属机关财产的惊天秘密！如果是撤职，就证明中国青年报和团中央第一书记，现在的全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有错误，为什么犯错误？就因为让毕熙东赔了2000多万元。那样就等于自我揭露，自我电视认罪，软弱无能的胡锦涛总书记知道了也不会高兴啊。
体育部时期，毕熙东用只恒文整老二、副主任马年华，整得他后来跟唐为忠说起来哇哇大哭！唐为忠一难受，2011年在浙江宁波市就犯了心梗，就死了。我党副局级干部工伤而死，震惊中国新闻界！唐为忠死了，马年华就提拔为副总编辑，还是常务副总编辑。因为当时的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张坤也喜欢玩儿老三整老二的游戏。本来副总编辑刘健和毛浩都已经当了好几年副总编辑。资历在马年华之上。但是张坤就让马年华当常务副总编辑，马年华就会感谢张坤的知遇之恩啊，就会卖命啊。好在前两年，上级决定不再仿效习近平三个重担子一肩挑的惯例，任命毛浩为总编辑，刘健为社长。张坤只担任党委书记。
2000年3月，伟大的毕熙东在建达大厦创办了《青年体育报》。报社“聘任”只恒文为副处级的编辑部主任，只恒文自己升为“副总编辑”。他忽略了我党新时期干部路线最新的重要概念“聘任制”。聘任制就是根据目前的岗位和工作临时享受这个级别的待遇，一旦这个岗位没没了，这个岗位的工作没没了，这个职务和待遇就没有了。所以2005年9月报纸关张后，只恒文就和我一样成了待岗职工。他多少也认识到了一点儿，就借机在恩丽红的配合下，关张的时候贪污了我2000多元稿费。捞最后一把。没想到因此遭到我后来的反击，直到今天也没有翻过身来！
只恒文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写字，写得还特别慢，我说的是使用笔。那年头也没有电脑啊。就是今天，采访也需要笔，你可以用速记用符号记录，在记录的过程中调正思路，分析、总结，设想将来写文章的结构和材料、主题，小标题。但是用电脑记录可能就不行，与这个思维过程有冲突。因为写字慢，就没办法记录被采访者说的话，采访完还是一脑袋糨子，就是用白面熬的粥，过去没有玻璃，使用窗户纸糊窗户，没有内装修，必须糊顶棚的东西。所以只恒文的文字永远缺少细节！写的字难看，写稿子就难；写出来，主任毕熙东就不好编辑，打字员也不好打字，最后就不好见报。所以毕熙东也没少骂他！所以毕熙东从心眼儿里也不待见他，但是只恒文使用计策把我封杀了，就剩下他一个有脑子的跟了毕熙东，毕熙东只能提议报社聘任他。
因为只恒文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记者，也就没办法培养合格的记者，出版合格的报纸。《青年体育报》刚出版了几期，毕熙东就想找个人来替代他。最初是用方肇。这个人大家可以用百度搜到他的资料，因为后来也有点名气。
方肇本来是董路在社会上开拖车，看见哪张报纸有需要就去当拖车，办“加张儿”的草台班子中的主力。但是因为有点儿才，就不服董路的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动辄就破口大骂，就离开了董路的草台班子，和李绍南一起投奔到毕熙东手下。方肇的缺点是只懂足球，对综合体育包括篮球一窍不通。那时候，毕熙东的报纸只有4个版面，毕熙东自己写稿，一版不分项目；二版是深度报道，也不分项目，就是一个近万字的大稿子；三版是足球，四版是NBA，版主是差点儿当上特务的国际关系学院非特务专业毕业生卢学周，他写NBA最精彩的文章就是去毕熙东家做客毕熙东亲自下厨，做了麻酱糖饼疙瘩汤，大伙吃美了，等于是上了一节哲学课，学到了搭配的学问！世界上什么事情不是搭配的啊？所以世界上毕熙东最棒！“我们今后跟定了毕大爷！”
毕熙东从体育部就带了严涛、尹家和与只恒文。恩丽红是编务，文革中，北京东郊北京棉纺织十厂子弟学校毕业的高中生，汉语拼音也不会，不堪大用。她爸爸是厂子的工会主席，所以她一个人能来到报社印刷厂。印刷厂其他的工人或者是复员军人，或者是三里屯中学的班干部和红卫兵。1978年报社复刊的时候，文革影响依然很深，报社要找政治上可靠的人。而且报社也有优先安排复员军人的义务和任务。这样我党就能让解放军战士卖命。死不了，就可能有比较好的将来。再残酷的战争也不会都打死了，总会活下来几个人，他们就可以去中央事业单位当工人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岗位多得是。三里屯中学在报社东面，著名的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那里也有报社宿舍楼，二层的，五六十年代修建的高级宿舍。
尹家和改行摄影记者，严涛当了广告部经理，就剩下只恒文一个文字工作者。所以招了卢学周，李绍南和方肇。20岁的大专生傅玛丽也来了，去了《绿报》。毕熙东和国家农业部《农民日报》的老苏成立了一个《绿色食品报》，简称《绿报》，这是一张专门敲诈勒索食品行业的报纸，办公地点不在建达大厦。还有就是两个女大学生，没毕业，来实习的。也给开工资了。之一是刘华平，另外一个有才，就没看上毕熙东的胡作非为，色迷迷的双眼，就在实习结束后去了别的媒体。
方肇学的还是师范专业，后来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所以爱写稿子，爱当领导。毕熙东就任命他为记者组组长，带着卢学周李绍南和刘华平开会。开会就是开业务会，讨论稿目，内容，评论上一期的报纸。发表讲话。这是只恒文的最爱啊。而且，毕熙东这样一干，就等于撤掉了只恒文的职务。报纸刚开办一两个月，就被架空了，这日子怎么过！
只恒文就经常跟我密谋。就找到了夺权的办法。我不是当叫对吗？他让我校对得狠一些，标准高，水平高。方肇虽然是语文教师的专业，但是跟我一比就是小学生幼儿园了。刚到体育部的时候，毕熙东还夸我是“挑错别字大王”呢。因为我使用古汉语的造字法发现错别字，所以效率高。2007年以后，我在报社总编室上夜班，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新华社万字通讯报道，大标题《跨过70年的时空》。我说：70年只是时间不是空间，所以这个大标题是错的，应该修改。新华社是国务院下属的部级单位，这篇稿子经过了副部长级副总编辑的签署，作者编辑都是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毕业生，高级职称。住的房子更大，买的房子更早。比如唐为忠的前妻，小组长，就是处级干部。90年代初就分了楼房。报社的年轻夜班编辑觉得没有问题不需要改。我又跟值班的副总编辑毛浩说了，他觉得我说的对，就修改了。其他媒体当天也转载此文，都没有改。我就用这种标准对待方老师编辑的几个版面，他看完校对完的版面仍然被我看出了一大堆差错。这就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只恒文就从业务角度，业务监督的角度跟他谈话，进一步施加压力。方肇连董路都不怕，当然也不怕只恒文，就找毕熙东辞职，理由是只恒文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找茬儿。其实辞职是假，是跟毕熙东摊牌，让他撤掉只恒文的编辑部主任的职务至少是职权，这样方肇就真正上位了，甚至能搬进那半间办公室，把只恒文挤出来了。这是2001年春节前的事情。
2000年8月，因为只有4个版的青年体育报不好卖，实在是没有人手，毕熙东就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下面的子报《新报》的拖车组，把董路这帮人拉来了。报纸立即扩充为12个版面，还是对开大报。后8个版面挂名《北京足球》，主编是董路，有报头，这边是《青年体育报》，报头下面署名总编辑毕熙东。毕熙东是把这8个版面按照每期报纸2万元承包给董路。一个月8万元，那时候房价才2000元，而且根本没人买，中介都是追在屁股后面求人买房。
这样的报纸是一个俩脑袋的怪物。方肇就是毕熙东这边4个版面的组长。只恒文除了给我上课基本上就没有正经工作了。最多就是和报社印刷厂联系印刷的事情。这种事情没名没利，董路和方肇也都无所谓。而且他们对报社印刷厂的人也不熟悉。
之前毕熙东对方肇言听计遂，所以方肇误以为自己一说辞职，毕熙东就会炒了只恒文。没想到，毕熙东却很干脆地同意了方肇的辞职。方肇就傻了，只能走人了。毕熙东还顺便送了只恒文一个人情，特意来只恒文办公室，告诉他：“方肇要走了，就让他走吧。反正董路也不待见他。”只恒文还把这些话告诉了我，等于承认军功章也有我的一半。我是奴隶记者，也能干大事。我以后不就会更积极吗？副处级的只恒文同志就这样知人善任，平易近人。这时候是2001年春节。成立子报后第一次全体人员吃年夜饭，毕熙东只恒文都没有让我去。但是方肇临走大家一起去附近的老北京炸酱面吃工作餐，我去了。春节前最后一期报纸，出了一个庆祝版面，每个人写一句话。没有我。我是编外人员啊。有方肇，他写了一句近似对联的话：“车到山前必有路，祖国处处是我家。”前一句是无奈，后一句是硬挺。木已成舟，只能走人了。卢学周觉得只恒文把方肇给撵走了，对他不满，就写了一个对子，大意是：不管天下大事，只管笔下春秋。那意思是自己只管写好文章，闷头发大财了。我这个笔杆子就成了只恒文的枪杆子，第一次帮助他夺回了江山。
我说只恒文写文章永远是语无伦次，驴唇不对马嘴，也许有人觉得我说得太过分，与事实不符。下面摘要一段2019年7月31日中国青年报7版，只恒文写的《“雷锋之歌”与中国青年报》。还是最后一段：
从1924年出生在山东的一个苦孩子，到追求救国图强的热血青年，直至成为“时代的歌手，人民的诗人”，贺老这一代艺术家的创作轨迹、人生追求，值得青年文学爱好者，在迈入新时代的今天，重新思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艺术与人民的关系，艺术与时代的关系，重新定位如何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更好地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此文写的是60年代长诗《雷锋之歌》的作者贺敬之的故事。这一段至少两个大错：1，说贺敬之从山东的苦孩子，到热血青年到人民诗人，没有内在的联系，不是对照的关系。如果说从山东的苦孩子成为住进北京豪宅的大作家，还差不多。山东，也要有交代啊。2，从什么什么到值得青年文学爱好者思考，这个句式是思考贺敬之的成长道路。但是只恒文却狗熊掰棒子，把这个玉米棒子扔了，让人们思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艺术与人民的关系，艺术与时代的关系，重新定位如何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更好地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这不是狗带嚼子胡勒吗？
2019年减去2005年，青年体育报关张14年之中，只恒文学习进步了不少，但是没了我的“校对”，写的稿子还是这个德行。中国青年报现在的编辑也是官员的小老婆和干女儿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低，所以也看不出只恒文的毛病，就这么刊登了。
2020年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2019年该报的记者名单，没有只恒文的名字，中国青年报还刊登了举报电话：“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2019年全国统一换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国新出发〔2019〕39号）《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等要求，中国青年报社已对持有新闻记者证人员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查，现将拟换发记者证人员名单予以公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010-83138953、83138144”。
可是只恒文这篇文章就署名“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明中国青年报一贯造假；马年华不给他记者证，但是也让只恒文打着记者旗号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