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人强奸中国女性。（网络图片）
按：他低声嘀嘀咕咕地说：“日本投降不久，一天夜里，老大哥跳墙进来，要强奸我的……我气急了，冷不防一顿棒子把他打死，当夜就埋掉了，我就是吃的这个官司！”我说：“你们弟兄，必是分了家了，你这大哥半夜跳墙，可真……”没等我说完，他俩都情不自禁的笑了。那个老头就问我：“你一定是从南方来的，他说的是苏联军人！”
到了草岚子看守所，首先进行全身检查，因为我身上除了1毛6分钱和几支香烟外，别无他物，所以过程很简单。
一路上，从担心老婆今天怎么办着想，终于恍然大悟这位孟先生原来是共党的特务（不，他们叫做保卫人员）。他不是买书，而是用这套办法，把我拴住，免得临时不在，打乱了逮捕计划。
我觉得也未免太为我费心思了。我根本没有钱，大陆形势又已完全变化，我又能往哪儿逃呢？
不过中共为什么让我在北平“逍遥”这么久以后才动手抓我？我对这个问题思索了很久，后来了解当时中共参加韩战，眼看联军部队要过鸭绿江，全北方都震动恐慌，中共为恐临时措手不及，就把“日本战犯管理所”撤到哈尔滨，沈阳兵工厂撤到黑龙江，并且计划好往苏联撤退的路线，然后才开始“镇反”运动，清除异己，以免这些“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被抓进牢的。
进了监号以后，发现房间很小，除了一张约6尺长的板炕外，只剩不到3尺宽的地方聊可转身。门做得很牢，上面有一个小口，蒙着粗纱，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里面可看不见外面。号子里另外关了三个人，“组长”姓周，是国民党的一名尉级军官，四川省大足县人，我看他带着脚镣子，猛吃一惊。心想：“哎呀！我将来是否……”
其中另一个青年我已想不起他的姓名，只记得他是浙江人，在“北平市人民政府”当职员，被发现曾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就给抓了进来。他当时正想戴罪立功，检举他哥哥私藏枪械。
我进来之后，组长就问我：“你犯的是什么罪呀？”我说：“我是国民党少将，罪恶一时说不清，将来当然要交代清楚。”这本是我一时含糊应付之词，哪知道，我却因此占了便宜，没在此处受到任何为难，这是我后来才理解到的。
晚上，看守一开门丢进一个大包裹，用手对我一指，把门又赶紧关上，我不明其故，组长开腔了：“那是给你送的被子。”我一看根本不成个被子，一个又脏又破的布口袋，里边包着一团团的烂棉花，摊不开，只能当单被盖。
天气很冷，思前想后难以入睡。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号子里的组长，原先被押在“炮局子”监狱，因为在韩战期间，他因在监狱里有鼓动暴动的嫌疑，结果被送来这儿，带上了脚镣。
我问他：“觉得怎样？”
他说：“正在竭力争取立功的机会。”
腊月廿九，门一开又送进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据他说，本来在甘肃天水什么银行当职员，是过年回家省亲被抓的。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说自己也不清楚。组长目前猛揍了他一顿说：“你这是向我们宣传共产党冤枉好人，真是岂有此理。”又揍了他一顿，然后就出去汇报。回来不大一会儿，有个看守进来，把那青年背着手给戴上了手铐，掐得紧紧的，肉皮压得很深。汗珠子立刻就从那青年额上冒了出来。他痛得哼呀哈呀的，通夜大家跟着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一看，那两只手肿得鼓鼓的。组长这时改了口气，柔声和气地说：“昨天给了你一点儿，都是为你好，请不要见怪。共产党是坦白从宽，据实坦白，起码先能把手铐争取下来。”其他两人也随声附和。那个青年说：“只是在学校时曾跟左翼同学吵过架，在老师那里，曾说：‘那人是共产党’。就是这个，再想不到别的了。”组长想了一下说：“你不该避重就轻，不够坦白，应该自己承认是特务学生，向老师检举别人是共产党……”那个青年不肯承认自己是特务，组长又生气了。“拍”地几个耳光，那个青年也许看情势不好，就改口说：“我承认就是了。”组长说：“早这么说，不是就没事了。”门外早就有干部从蒙着一层粗纱的小口在张望，组长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不多时间，就有人叫那个青年出去。回来，他神态显得很自然，手铐也取下了。
这段经过给我的感受是：组长的暴行，干部是明知不问，组长的行为跟专制时代监狱的“炕头”（南方叫“水鬼”）差不多，我的心情因此极其复杂而沉重。
新年，难得有几个包子吃。想起过去在市场里看到有人被捕，家中从屋顶到地下都被翻炒，不知我家又是怎样，儿子已去哈尔滨，老婆这些天的生活不知是怎么过的？因而心如刀割，难以下咽。
大年初一，牢门哗啦一开，“碰”的一声又推进来一个庄稼汉模样的青年。他一边被推，一旁还问看守说：“把我送进来，到底为啥？”
这傻小子被那“组长”揍了一顿，边揍边问：“为啥？你自己明白，快说！”这个庄稼汉回答说：“我过年在亲戚家赌了小钱，一出门他们就把我抓来。”
组长说：“过年赌钱的多着呢！为什么不去抓别人，单抓你？是不是当过宪兵、警察、特务？”
庄稼汉说：“这些我都没当过。不过……我只是在家乡被王凤岗（据说抗战胜利后，在华北组织地方武力，假抗共之名，实际是共党的特务。）编为一名乡兵，哪犯什么罪呀？”组长冲他鼻子一指：“那就是反革命，你知不知道？”
我当时确实觉得这个说法难解，很想接一句：“这个我可不明白！”但是话到舌尖又咽了下去。
过了几天，门开处看守叫我出去，然后用手向外边另一个门一指。这个我明白，出了门，猛见五公尺处，有个卫兵，端着冲锋枪对我高声喊：向左走！就这样地遵命转了几个弯，来到一个房间门口：“进去！背靠墙站着！”我一看一间大空屋子，很长，离我七八丈远的地方放着一张台子，后面坐着一个30多岁的人，旁边还坐着个女书记。原来这就是“审讯”。
他点完香烟，开口第一句就问我：“张国卿和王利仁到哪儿去啦？”
张国卿是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处长，王利仁是副处长，长春失守后两人都逃了。
我回答说：“张国卿在哪儿我不知道，只听说是逃走了。王利仁在北平‘解放’前，街上遇着他，后来曾到他的住处去过两次，但是他已经乘飞机逃走了，下落我不清楚。”
他又问：“王利仁当时住北平什么地方？”
我说：“住后河沿。”其实我记错了，实际上是北沟沿。
说到这，那名审讯员把手由左向右轻轻一摆，卫兵就下命令：“向左转，回去！”
回到号里，“组长”就问我到哪儿受审，我照实说了，他就说：“你是军统。至少你跟军统有关系。”
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这儿审讯的地方各有不同，你去的那地方是问军统案子的。
时间一晃，已到了2月16日，这天下午，忽然又提我，卫兵架着冲锋枪，叫我进了一间空屋。这回是叫我面靠左墙站着，
并叫我：“要老实点，不许回头！不许说话！”
接着就听着进来一个人，并命令靠右墙站着。
以后又进来一个人，把我那1毛6分钱还给我。他过去问那个人：“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我记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名字了。
“乓”踢了他一脚：“他妈的！还不说实话！”
“我叫栗仲元。”
“你为啥改名换姓？”
“怕被捕嘛！”
我听到那名干部掏出盒子炮，把枪机一扳，对我说：“左边那个过来！”就把我的左手和那人的右手捆在一起。又下令说：“不准互相谈话。”出了大门，上了密封吉普车，两个人押着，一下子就送到前门东车站，上了火车。
在车上又发现多了一个拿黑皮包穿中山装的人，那两个押解我们的人，有事就和他低声密语，看来他是个头子。
到天津喊下车，这时天已经黑了，街上行人稀少，他们催我们快走。我们就用竞走式的速度前进。两个脓包落后有十丈远，紧跟着我们的那个右手插在衣袋里，故意顶出一个尖尖，以示他在握着手枪。经过一路上的自然活动，我和栗手上的绳子就松了。栗就向我示意，脱绳逃跑这的确是个好机会。可是又一想，前面是个什么去处，很是可虑，身上既没钱，不但没地方可投，如果被抓回，反而更糟糕。我便装痴作哑，不作反应。
跑了很长一段路，到了一个大衙门，原来是“天津市公安局”。先按了指纹，就被送进“号子”里。住了两天，又同另外三个男女青年犯人，押上火车。2月20日晚，到了长春，用卡车送到了公安局。原来那三名干部，就是由这里派去，到平津两地专程押解我们的。
长春市公安局拘留所，是个两层的圆形建筑，里边是一圈铁栅栏，隔成一间间的房子，好像动物园的空心鸟笼一样。看守在中间，上下各号一览无遗。
我被关进楼上的一个号子里。原有两个人，一个是60来岁的老年人，一个是20上下的庄稼汉，两人在那里盘着腿正襟危坐，动都不敢动。我进去，他们好像不知道似的，我觉得很奇怪，小声问他们：“怎么这样坐法呀？”
那个老头儿用很怕人发觉的样子向我低声说：“这是反省，可不能随便辞去啊！被人发现可不是玩的！我曾戴过纸手铐，那个滋味？哼！”
这个话很新鲜，我就问：“什么叫纸手铐？你是干什么的？”
他用两个手指一比划，大约四五寸见方，接着说：“这是这么大的一张纸条，上边掏两个窟窿，套在两个大拇指上贴住，老举着手，如果弄破了，就罚立正没完。我曾经当过保长。”
我说：“是真的？你贵姓？”
他只是说：“纸手铐是我在来的那个地方戴过了的。”接着是摇摇头，我明白他是不愿告诉我他的姓名。这给我很大警觉，说话和动作，都加深了一层顾虑。
我是坐在他们两人的中间，我看那个青年人，稚气未退又满身牛气，老是纳闷。在我认为有机可乘时，就低声问他：“你是怎么回事？”
他低声嘀嘀咕咕地说：“日本投降不久，一天夜里，老大哥跳墙进来，要强奸我的……我气急了，冷不防一顿棒子把他打死，当夜就埋掉了，我就是吃的这个官司！”
我说：“你们弟兄，必是分了家了，你这大哥半夜跳墙，可真……”没等我说完，他俩都情不自禁的笑了。那个老头就问我：“你一定是从南方来的，他说的是苏联军人！”把大拇指和食指做个八字手势，“他们称苏联是老大哥，东北老百姓也跟着成了习惯。”
我说：“那应该揍死他……”他俩便急忙使眼色，制止我再说下去。
我在这个号子里住了18天，才被提审。审讯室是个普通式的长方形屋子。审讯员叫我坐在尽头一张小孤凳子上，开口第一句话是：“你想不到你会有今天吧？”
这句话很不好答，我只好顺着说：“是的，不曾想到我会被捕。”
他二话没问，用手一指门口，“去写材料。”
这个术语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不解其何所指。我问了一句：“怎么写法？”他“哼”了一声，“写自传嘛！从八岁起！”才明白是叫我写“自供状”。
写材料室是个百来平方米的方形大屋子，一转圈都是桌子，有20人在写，我按照监写材料人的指定地方坐下后，想到两个问题，很难下笔：一、怕我和军统局的关系，要惹起疑窦，纠缠不清。二、想起北平的家庭艰难情况，一心热望交代完了就能回去才好。所以坐在那儿，对着摊开的纸，默然思考了一下。那个监写员跑过来往桌子上拍搭一掌，指着我说：“这不是你当家的那个时候，坐在这儿摆架子！给我写！”这虽然很够受，但我很识相，二话没说，拿起笔硬是开始了。中间，有时不知不觉停了一下，那个监写员又开腔了：“怎么？你又耍骨头啊？”有了这个经验，果然就提高警惕，很少停笔了。在上述两种顾虑支配之下，军统那段经过根本没提，其他也是能简就简，重点只是放在“当八天县长”上面。一共写了3000多字，向监写员交卷，就回号了。一心妄想释放！
第二天一天没动静，我的想法趋于乐观。第三天，吃完早饭就提审。一进门，审讯员就怒气冲冲地说：“你想蒙混过关哪？县太爷！”随向门外一喊：“来，给他戴上！”进来的就是那个提讯员，他先搬来一个铁砧子，然后又一手提一个大脚镣子，一手拿一支大锤子，用下巴向我一呶：“过来，坐在地上，把两腿伸出来！”劈里啪啦，牢牢地给我砸上。审讯员对我一指：“回去！给我反省！”
这对我还是新经验，一出门便摔个大觔斗，摔得皮破血流。哗啦，哗啦走了没有几步，提讯员又咆哮一声：“你给我提着走！不许唏哩哗啦的！”
回到号里，两个犯友，吓得面色如土，一声也不敢吭！各号的犯人也惊慌地朝我张望，全所我是第一个戴脚镣的，这一戴，就是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