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围城幸存者远藤誉5岁时的照片。她在1953年随家人回日本，一生几乎都活在长春围城时的阴影里。她以悲痛的心情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卡子》。
按：我好奇地问：“老乡，你是哪儿人哪？”他思量了一下，只说：“远呢！”那口音很不像中国人，但也不便再问。后来我到外边解手，有个人告诉我说：他们是“朝鲜”部队，首领姓金。以后才明白他们原来是金日成的部队，包围长春就有他们。怪不得他们的高层人物，后来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也曾对中共做过支援。”
1948年长春的粮荒严重之时，我全家的生命也面临威胁，想要逃亡。但是看到共军放行之难，就顾虑重重，而且自己除所爱好的书画之外，别无现金积蓄，就是逃出去，生活也成问题。又一想：我没有杀过一个共产党人，为了向往抗日胜利后实现国内和平，不曾给内战添火，我这个两面派，共产党未必把我怎样，因此就因循下来了。
长春失陷的时候，我从原住所搬到一家古玩铺暂避，内人初时不肯离家，后来看情形不对，也就同往了。
这时见到新7军的队伍被共军押送出城，有些士兵将所带的东西如钢盔之类向地猛力一摔，愤然而去。
事变的第二天晚上，街上拉开了广播喇叭，大声呼喊说：“现在是人民的天下，反动派必须老老实实去军事管制委员会登记，凡有窝藏国民党反动派的，都要依法治罪。”自己一想，一下子当然也变成反动派啦！古玩铺的人也变了表情，非常惊惶。为了避免人家下逐客令，我只好又换了一个地方。
共军一进城，就下令“法币停止流通”，沈阳等地也是如此。这样就逼使法币像钱塘江潮一样涌向非共区，在那里又促成经济紊乱。说来真快，共军进城当时，马上成立了商店，无限制的收买各种物资，老百姓就搜求各式各样的东西去换钱，购买涌进城来的食品，不少人连电灯泡也拧下来去卖，就是一个也照卖不误。我借住过的古玩铺就是这么办的。
那时我还没有走的意思，别人劝我：你在长春，不是无名之辈，树大招风，最好还是一走为妙。又听说我家已经被抄，回家当然不成，新地方也势难久停。这时幸好有个熟人说，他家小住在长春城外，要出去看望一下，我抓住这个机会，同老婆当晚就住到他家。那是个大车店，有一排共军也住在这里，他们有事只是互相低声密语，看得出是有意避免跟老百姓交谈。
我好奇地问：“老乡，你是哪儿人哪？”
他思量了一下，只说：“远呢！”
那口音很不像中国人，但也不便再问。后来我到外边解手，有个人告诉我说：他们是“朝鲜”部队，首领姓金。以后才明白他们原来是金日成的部队，包围长春就有他们。怪不得他们的高层人物，后来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也曾对中共做过支援。”
我到公主岭停了9天，又到了四平街转了一下，在那儿听说阎宝航做了中共的辽北省主席，他原来是南昌新生活促进委员会的总书记，那时我投考军校，在那里和他认识，后来在南京正训班受训，他当政治教官，大家因是同乡，我又在新生活视察团干过一段时期，私人交往还够得上“不坏”二字，所以就想去看看他，想能求得前进路上的方便。
他刚由郑家屯搬来，屋内还零乱不堪。我进去，听到他正在楼上讲话，声音很高。我向他的卫士说明姓名和来意，随后下来一个穿毛呢中山装，别派克钢笔，戴瑞士表，三十多岁很神气，自称姓袁，是阎的秘书，说阎正在开会，要他代见，问我有什么事情。
我说我过去是他的学生，由此路过，听说他在此地，所以来看看他，他就问我：“你从哪里来，到哪儿去？”我说：“长春来，到沈阳去。”
“哦，那你在长春一定是为国民党做工作了？”
话到此处，我就据实以告。
他急忙问我：“你现在住什么地方？等阎先生有空儿好找你。”
我说：“住隆兴旅馆。我来就是看看他，请你代转达吧！”
出门之后，我才想起把旅馆名称记颠倒了。我一路都是用公主岭拣到的废路条的名字，在旅馆登记。这一次当然是照旧。那天晚上查店很严，就听八路军问店伙：“此地有个隆兴旅馆吗？”伙计说：“我们这里叫兴隆。没听说有那么个旅馆。”当时我已经躺下了，既没提到我的名字，我也就不管他了。
后来我逃到沈阳碰到军校同学崔文质，崔说阎宝航来沈阳劳军，见到他就说在四平到处找段克文，怎么也找不到，很着急。崔告诉我说：“他现在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原东北行辕），你该去看看他。”
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一进门他只带笑不笑地向我点点头，以手示意让我坐下。他正跟几个人谈话，其中有个我在西安有一面之缘的卢迪赓，卢向阎表示：希望能给“北平解放”尽点力。阎就得意洋洋的说：“这倒不用了，什么都接洽好了，几天就拿下来，听信儿吧！”回头就指我说：“你看，这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县长，如果不是今天，早就抓起枪毙了。”
他们要开饭，我说吃过了，赶紧趁机开溜。我这才了解他为什么在四平找我。那天晚上如被他抓住，我的脑袋立刻就要搬家。
回想从长春到沈阳途中，过了公主岭，不时看到一些人在丈量土地，进行土改。过了郭家店，我也在一个农民家里借宿。他家老少六口共分了17亩多地，还有一亩多稻田，他们对于领得土地执照特别高兴。全家有两个全劳动力。晚上一家人盘算起，那块地明年种什么。津津有味，大作其久远之计。当时也正在开始进行斗争，他的大儿子，还背诵这样一句“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他为了报答共产党的“恩情”，不久就要去参军。
在沈阳也有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我经过大广场的时候，场中一座耸立的高柱上挂着巨大的红色标语，有一条写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另外一条写着“耕者有其田”，这不是孙总理的话吗？可见得三民主义深入人心，连共产党也要利用呢！
随后我们辗转到了唐山，就是今年大地震的地方，我夫妻住在旅馆。晚上到饺子馆用餐，听到邻桌两个三十多岁的共军干部，边吃边闲谈。这个问那个：“你估计北平什么时候能解放？”那个哈哈一笑说：“唉，你还不知道？已经搭上线了。傅作义的条件，是我们政府成立后，要保证他有一席之地。我们正在考虑呢！”
到了1950年的春天，街头不准摆摊，正好我的儿子把留在长春朋友家中的一点字画什么的带来，我就在东单原使馆界跑马场新成立的临时市场开了个小铺，同老婆住在那儿，做古玩生意。早晨赶晓市，下午回来卖。李济琛、谭平山、吕方子等人，都曾是我的主顾。
我怎么会做古玩字画生意呢？那是因为当年在北平读中学时，有个同学家在北平开“大泉山房”，常去他家玩，我因为好奇心的驱使，学了些玩艺儿。
以后在长春，日寇投降之后，溥仪所带的字画，全部流落在市面上，这时我就收买了一点，见到不少真迹，再搞点参考书研究研究，也就似通非通了。那时凡是爱好此道的人，路过长春，都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我也就以此为副业。现在到了北平，正好靠着这一行混饭吃。我把一张辽金画家张珪所画的神龟图卖给了“文物局”，就拿着当时的中共区流通券五百万元（等于现在五百元）做本钱。这一行在当时最倒运，赔得一塌糊涂。
前边提到的吕方子，他本是代表李济琛在香港办文汇报。北平易手后他常来，有时他也光顾我的古玩铺。一次我到他寓所兜生意，他正在同几个人闲谈，其中有一个人问他关于成立“人民革命军”为什么没听到下文的问题。吕的叙述很生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在北平局势未变化之前，李济琛带他一早去鞍山会见毛泽东，张澜也在座，李本想在长江以南成立什么“人民革命军”投机。毛泽东出来，向他们很严肃地点了点头，冷冷地握了一下手。李济琛刚开口提“人民革命军”，毛就去洗脸。边洗边说：“唔！那还成立什么人民革命军？用不着。赶快取消！”用手一指李，“你将来当人民政府副主席好了！”回头又指张澜，“你也当副主席！”这时听吕方子话的人，有人打断他的话，插了一句：“就是这样的？那还行？干脆拆伙算了。”吕眯缝着眼睛回答他一句：“事已至此，那可……不这么容易了！”这句话我当时觉得真是意味深长！
去年4月我到香港后听到有人说，这位吕先生，后来不知怎么在广西他的故乡被斗争跳水淹死了。接着文汇报就被左派接收了。
我在北平开古玩铺时曾碰到过一件趣事，事关张大千先生，很有意思。
那时的北平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也是我的主顾，他要买一张明末画家石溪的画，我没有，就到字画商靳伯生那儿去“串行”，他就给了我一个石溪竖屏条，在交待价钱时跟我说：“这可是头等品啊，不能少卖啊！”回头徐悲鸿来了，就拿了去研究研究。
过几天徐悲鸿拿着画回来，问我说：“画是不错的，可是出了个怪问题，因为美术学院有位教授（原是徐的学生）也有这么一张画。”他觉得奇怪，要我一同到那儿去研究一下。我到那里一看，笔法大致相同，画上的题款虽有短行横题和长行竖题之分，字迹却一模一样，图章也是同样的。我也怔住了。仔细琢磨了一会。我向徐说：“这个生意吹了，我要把画拿回去了，”徐说：“怎么啦？”我说：“两张都是假的。”
徐的学生跳了起来说：“段掌柜的，这可岂有此理。这是张群到北平时，我们买了四幅，两张他带走了，一张给另外人买去，这张归我。有天晚上邀张大千来吃酒鉴定。你看上面还有张大千的赞语呢；连他都说是精品，你敢说是假的？真是胡说八道！”我只回答一句：“据我看，纸都是清末民初的。”没有再多说，我就拿起画走开了。
回头问靳伯生，靳听了一笑，打开暗屉，拿出一大堆半成品。他说：“全是张大千在万寿山搞的。这需要很长时间，经过多次填笔设色，找寻专家题款盖章，发霉变旧以后才能出手。”
“关于张群买画这段故事，大千也曾向我讲过，他们那样高高兴兴邀我吃酒作鉴定，只好硬着头皮说是真的，题词赞扬一番，盖了图章。其实我心里很明白。”
张大千是名家，仿得又好，有时真比真的还高明，靳伯生那时就吃这个路子。我回头把这段情由向徐悲鸿一述，徐不禁顿足说：“我和大千是同行，竟看不出是他搞的！”
张大千先生如见到这段故事，也许也要再笑上一次吧！
共产党进北平后，首先修浚城内下水道，然后就急忙招募民工大挖护城河，和派遣军队掘深及整修中南海。据说中南海历年失修已形淤浅，而且水浊味臭，殊不卫生。据我当时在与北海分界的桥上张望，中南海的积水已被抽干，密密麻麻的军人大约有一师人的样子。正在苦干加巧干，发挥“南泥湾”精神。干了约半年才把池底又挖深了一米多。这些臭泥，都是昼夜不停用载重汽车络绎不绝地送到城外做肥料了。这当中，常听到“老北京”在议论：“下水道、护城河和中南海都是联在一起的。因为便于‘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能在清水里游泳，所以这是当务之急。”我不谙北平河道结构情况，只好“姑妄听之”。
我到北平之初，原住在西单石虎胡同周炎的房子。他在东北局势变化之前一直任邻近山海关的绥中县县长。本已在公安局登记，但在1949年春，又把老婆孩子留下看房子，自己逃往上海去了。他的老婆年轻漂亮，也许是周炎留恋难舍，到上海转一圈又返回北平。每逢节日或者出于临时的动机，公安系统就会通知他们：带着行李口粮按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集合。事后又放回来。所以他得意地说：“共产党真是有信用。说不抓就不抓。”等到我75年3月被释放到北平一打听，说是早在51年就被押解到绥中县开大会被“镇压”（即枪毙）了。
在石虎胡同和我同院而居的，还有我的军校同学齐兆理。他原在重庆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当总务科长，原籍河北，抗日胜利回到北平，经潘佑强老师保荐，曾在玉田县（或是丰润县，已记不清了）当过两个多月县长，据说是两袖清风。北平易手后，只是开个售卖日用品的小铺子混生活。50年春，他的老婆张秀芳突然发现一名高级共干是她在山西读书时的老师。经这名干部主动介绍，齐到税务学校学习。将来准备派到海关或收税机构当干部什么的。假日还到小铺看过我几次。我问他“怎么样？”他说：“一切都在学习中坦白了。还受到表扬呢！只要能坦白，共产党是既往不究。你看我不是很自由吗？”
到50年末的一天，他老婆忽然哭丧着脸到小铺求我代卖一支手表。我一看是齐兆理戴的，急忙问：“这是为什么？”她说：“举行毕业典礼的前一晚，齐兆理被捕押解到玉田县，关在公安局看守所了。两星期前，我曾去看过他一次。”我就问“你见到他了？”她不作正面答复，只是说：“我明天还要去，所以讬你卖这只手表。”我又问：“是不是有危险哪？”她勉强挤出笑容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大概不要紧！”但是，根据我后来的经验判断：51年这第一道大关（“镇反”）他是不易过的！
我到北平后，报户口是用段魁章这个名字。虽然不曾忘记，也曾到管区公安派出所简略地表白过“曾任过八天的县长”。那个所长是名年龄不满20岁的小伙子，笑着问我说：“你是接收大员，我们是早有了解的！你现在是主动向人民靠拢了一步，我们是极表欢迎的；共产党是坦白从宽，既往不究，你安心做你的生意好了。以后有事，要多联系！”
我后来搬到东单临时市场，虽然没去管区派出所谈什么，可是从所长到以下人员却有时主动找上门来，和我闲谈，谈东谈西，从不曾谈到我本身的事情。有一次这个大个子所长邀我到派出所和一名穿“解放军”服装的青年干部谈过一次话。在路上我动了思量：所长亲身叫我到派出所，是不是“有去无回”呀？到了那里，那名青年干部对我很和气。打听了一些生意情况，最后问我对“土改”的看法。我说：“古玩行的生意，现在最清淡，常是几天不开张，我儿子考进哈尔滨林业学校，连个洗脸盆我都没钱给他买，生活很不易混。可是我又不懂别的，只好挺一天算一天。至于‘土改’，我认为自从井田制以来，土地就一直是个未得得解决的问题。对于‘土改’我虽没有实际接触，但我决不反对。”我在说话时，一直留神是否会有什么“突变”发生。等到我安然回来，我又责怪自己太多心了。
这是1950年10月间的事。
大约就从这时起，有一个操湖南口音姓孟的中年干部，常到我店里买些东西，自称是给公家采买，只要我说出价钱，很少打折扣。我旁边有个姓丁的摊贩，因为给龙云卖美金被捕了，他老婆看铺子，没什么生意，姓孟的就不时送给她一点钱赒济她。她同我谈起来，就说：“你看孟先生，又和气、又热情，多好啊！”我同意这也是我的心里话。
转眼到了旧历腊月廿二、三，孟先生又来讬我代买大批成套的古书，说是公家急于要成立图书室，务必把书目和价目单，在2月1日（腊月廿五）交给他。我说：“琉璃厂有不少古书店，何不到那儿去买？”他说：“我知道你生意不好，所以特意给你找点外快。”我真的正在没辙，实在感激他“雪中送炭”。我一整天跑了十几家古书店。他们的生意也正在没辙，我受他们欢迎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向我表示：“如果成交，可以按价给我提二成。”我告诉他们：“可以在一两天内等我通知再决定！”
2月1日下午4时许，孟先生来了，一见面就急急忙忙地问：“单子来了没有？我还有事要到别处去，特地赶来作决定！”我说：“来了！来了！”他接过单子看了一下说：“你今晚还得费点事，把这些单子重抄一遍，除了把重复的择其一而外，价目你可以加上一成！我明天下班后带现款来，有多少算多少，全部成交，没问题！”出了门又回头嘱咐我一句：“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不要错过哟！”他走后，我就急忙重抄单子。总计约有1100多元，我至少可有300多元的好处，想起可以过个舒服的新年，兴奋得真是睡不着觉。
第二天，吃完早饭，派出所长拿着簿子前来查户口，也没说几句话，走了后，老婆向我要钱买米。我说：“身上只剩1毛多钱，先不要忙。我现在就去通知各书店，等下午成交，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下午，我刚回到铺子不到半小时，那个所长又来了，笑容满面地向我说：“那位解放军干部又想请你到所里扯一扯，你有功夫吧？”我说：“那当然可以，可是我的老婆正在丁家聊天，我去找回来，就走！”他说：“你去吧，你给你看铺子！保险不会丢东西！”我老婆等我钱买米，正在生闷气，听说我要去派出所，就一改寻常地闹起情绪来，丁太太帮我把她好歹劝回来，我就随着这个所长，前往派出所。一进门，所长就颜色一变地说：“你被逮捕了！”两名便衣，给我扣上手铐，用手枪一指，“老实点，跟我走！不准同别人使眼色，也不准再说话！”出门一转墙角就上了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直奔北平市公安局草岚子看守所。25年多的囚禁生活，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这一天是：1951年2月2日——阴历腊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