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房类器物“笔筒”出现在明代，最早主要是竹笔筒。因为古代用的毛笔，用后一定要悬挂，毛要朝下，否则下次就不能用了，所以笔筒在古代实际上只作为一种摆设。青花瓷器笔筒最早可追溯到明末崇祯时期，它的制作高潮则是清康熙时期。清圣祖康熙皇帝重视汉学，写得一手可以乱真的董（其昌）字，从上至下带动了文房用具的生产。其中，笔筒尤为出色，官窑、民窑均大量生产。长篇的诗文题记出现于清代康熙时期的笔筒上，主要有《出师表》、《后出师表》、《赤壁赋》、《后赤壁赋》、《圣主得贤臣颂》等。其中比较有名的康熙年间的青花瓷笔筒是“圣主得贤臣颂文笔筒”。
此笔筒直口，直壁平底，底微内凹，底心有一圆形脐。圆璧底心施白釉，胎釉细腻，外壁青花小楷撰《圣主得贤臣颂》文，首题“圣主得贤臣颂”，尾钤釉里红篆书“熙朝传古”四字双行印。底有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款，不失为一件风格独具的康熙御窑名品。
本品通篇之文字体秀逸，笔法精劲，尽得晋唐之韵，而其前后各朝瓷器上均无此种作品，弥足珍贵。《饮流斋说瓷･说款识第六》曰：“书长篇成文者，如…《圣主得贤臣颂》……皆全篇录齐，笔法出入虞、褚，均康窑之铮铮者！”。西汉时著名的四川大才子王褒，曾写过一篇《圣主得贤臣颂》的文章，歌颂当时的皇帝汉宣帝刘洵礼贤下士，全国人才都能得以重用，各安其位。
也正因为这篇文章，王褒被皇帝留京重用，就任高官，载于《汉书･王褒传》。其文要旨在“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圣主得贤臣是二者皆得其人，君臣具是完美状态，君臣相得，太平盛世。这是帝王对于政治理想的表达，以瓷见政，此之谓也。
康熙皇帝刚刚接过大清王朝时，面临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康熙早期，国势不定，满汉矛盾尖锐。后康熙擒鳌拜，灭三藩，国势大安。至中期，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作为开明君主，康熙深知汉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之巨大，决定打破满汉之别，并开始推崇儒家思想，对汉族读书人的精神领袖－－孔子行三拜九叩的大礼，此后还重开科举，收罗各地人才为朝廷所用。在他的努力下，大兴文治，弥合满汉民族裂痕，清朝的统治逐渐走向稳定。康熙帝还特兴“博学鸿词科”，提拔各种人才为国家所用，欲创盛世。圣祖之为圣主，圣主得贤臣实至名归。笔筒即为此时所制，一者慕古人之风，二者宣帝王之志。康熙在其《制砚说》写道：“朕御极以来，恒念山林蔽泽，必有隐伏沉沦之士，屡诏征求，多方甄录，用期野无遗佚，庶惬爱育人才之意。”也体现其对贤臣的渴求。《圣主得贤臣颂》恰从这种君臣关系入手，鼓舞士人实现青云之志，报效君国，因此成就了那一时期此种装饰的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只全身书写着近千字文章的笔筒诞生。
此笔筒无论从造型，主题，装饰，款识上看，都堪称康熙御窑文房的经典代表作品，我们可以窥见康熙皇帝当年的雄心壮志。此笔筒的史学价值巨大，尚有待继续挖掘，非康熙一般御窑之物可比。
《圣主得贤臣颂》全文如下：
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绵之丽密；羹藜含糗者，不足与论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无有游观广览之知，顾有至愚极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指。虽然，敢不略陈愚而抒情素！记曰：
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故工人之用钝器也，劳筋苦骨，终日矻矻。及至巧冶铸干将之璞，清水淬其锋，越砥歛其锷，水断蛟龙，陆剸犀革，忽若篲氾画涂。如此则使离娄督绳，公输削墨，虽崇台五层，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弊䇲而不进于行，胸喘肤汗，人极马倦。及至驾啮膝，骖乘旦，王良执靶，韩哀附舆，纵骋驰骛，忽如影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一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故服絺绤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燠；袭狐貉之煖者，不忧至寒之凄怆。何则？有其具者易其备。贤人君子，亦圣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呕喻受之，开宽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贤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树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劳，故有圄空之隆；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观之，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1] 人臣亦然。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kuí）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悃（kn）诚，则上不然非信；进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z），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宁子饭牛，离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即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剖符锡壤而光祖考。去卑辱奥渫（xiè）而升本朝,离蔬释蹻（qio）而享膏粱,剖符锡壤,而光祖考,传之子孙,以资说士。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虎啸而风冽，龙兴而致云，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阴。《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故世平主圣，俊乂（yì）将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会神，相得益章，虽伯牙操递（竹字头）（dì）钟，逢门子弯乌号，犹未足以喻其意也。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其得意若此，则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无穷。是以圣主不遍窥望而视已明，不殚倾耳而听已聪，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休征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眇然绝俗离世哉！《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盖信乎其宁也！
【译文】如下：
穿毛织品衣服的人，很难跟他说明纯丝衣服的华美而细密；饮食粗劣的人不能跟他讨论牛猪羊肉的滋味。臣下住在西蜀偏僻地方，生长于穷巷的茅草房中，没有游历各地、阅览群书而得到广博知识，反而显得极为愚蠢粗鄙，不足以担当殷切的期望，接受君王的旨意。虽然这样，应君王的要求，也只好简要地陈述臣下愚昧的意见，并表达臣下的真情本心。
古书说：“恭敬思考《春秋》所述五始的标准，在乎君主省察端正自己而已。”贤才，是国家的工具。任用的官吏贤能，办事进退简易，又能普遍获得良好的功效；使用的工具锋利，花费很少的力量就能取得很多的成果。所以，如果工匠使用的工具不够锋利，就会劳筋动骨，终日辛苦；而使用精巧的工具，则能铸造出‘干将’宝剑。假使派眼力好的离娄负责测量，鲁班砍削木材，测量百丈面积，修建五层高台也不会失误，这是因为用人得当。蠢人骑劣马，即使勒破马嘴，抽坏马鞭，也不能前进；而由精于骑术的王良骑乘名种良驹，由善于改进车辆的韩哀侯驾驶快疾的宝马拉着马车周游天下，即使是万里之遥，也不过喘口气的工夫就能到达。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人马相得益彰之故。所以，身穿凉爽的麻布衣的人，不苦于盛夏的暑热；身穿温暖柔软的貂、狐皮衣的人，不担忧严冬的寒冷。原因何在？因为他们拥有相应的工具而易于防备。贤人、君子，也正是圣明的君王易于治理天下的工具。从前，周公为了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停顿三次，沐浴一次要束起三次头发，所以才会出现监狱空闲的盛世；齐桓公在庭中燃起火炬，为的是不分昼夜地接待贤士，所以才能九合诸侯，称霸天下。由此看来，作为君王，只有首先不辞辛苦地访求贤才，然后才能享受所得贤才给他带来的安逸。
作为人臣也是如此。过去，贤能的人在没有受到君王的赏识之前，贡献策略，君王不用；陈述建议，君王不听；作官不能施展他的能力，遭斥逐也并非有什么过失。所以，伊尹曾经背着饭锅菜板去做厨师，姜太公曾经操刀杀牛，百里奚曾经自卖，宁戚曾经喂牛，都经历过忧患，及至遇到圣主明君，出谋划策都符合主上的心意，规劝进谏立即被主上接受，无论进退都能显示其忠心，担任官职也能施展其本领，接受君王赐给的封爵、土地，光宗耀祖。所以，世间必须先有圣明智慧的君王，然后才有贤能的臣子。虎啸而风兴，龙飞而云生，蟋蟀到秋天才鸣叫，甲虫在阴湿处才会出现。《易经》上说：‘飞龙在天，有利于选拔贤才。’《诗经》上说：‘济济贤才，生于周国。’所以，世道太平，君主圣明，才俊之士自会来临。君王勉力于上，人臣恭谨于下，聚精会神，相得益彰，即使用伯牙演奏他的‘递钟’名琴，逢蒙使用他的‘乌号’神弓也不足以比喻君臣之间的融洽。
所以圣主必须等待贤臣来辅佐，才能光大功业；贤臣只有等待圣主的赏识，才能显示才干。上下互相需要，彼此欣悦，这是千年一次的际遇，言论见解无所猜疑，犹如羽毛遇到顺风，巨鲸纵横大海，如此得意，那么何禁不止，何令不行？圣贤的教化，必将传播四方，永无穷尽。所以，圣主不必处处窥望就已看得明白，不必时时侧耳就已听得清楚，使天下太平的责任已经尽到，安乐悠闲的愿望已经实现，祥瑞自然降临，寿命自然无疆，何必像彭祖那样俯仰屈伸，像王侨、赤松子那样呼吸吐纳，去寻觅与世隔绝的仙境呢！诗经说：“文王能多用贤人，故邦国得以安宁。”可以确信当时国家安宁是没错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