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0日，北京鼓楼（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12月23日讯】写关于北京房地产的稿子，在大陆网站上查资料，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范蔚萱。
开始是看他写的悼念同学的文章。是冠名“新三届”的征文。原来他是中国人民大学1978年进校的学生。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77、78、79三届就是他们所说的“新三届”。范蔚萱是我在中国青年报的同事。他1982年进入报社，我是1985年进报社。而且我们还都是报社篮球队的队员，他是后卫，似乎是队长。我们一起参加了1987年前后的由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办事处举办的篮球赛，小组赛有6个队，单循环，5场比赛，只要赢两场球就能进入第二阶段。但是范队长传球看级别不看机会，教练周志春瞎指挥，也是按照级别排出上场名单，所以我们只胜了1场球，被小组赛淘汰。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是队友。
范蔚萱的文章谈同学情，离不开招待，也就是吃住，也就是饭局，喝酒，喝断片，也就是神志不清。他是应届生考上大学的，其他同学多是文革中10年取消了高考积攒下来的，岁数比较大，最大的比他大10岁。他们是新闻系，毕业后几乎都是党报党刊的记者编辑，所以经常大吃大喝，所以就死了不少。他很惋惜。
大概他是胡舒立的同班同学。还写过胡舒立的文字。胡舒立是很有骨气的女总编，最近可能被软禁的那个。甚至已经被逮捕了。她的最新的罪行就是支持声援骂志愿军是沙雕连的前同事，自己用猪头暗讽习近平。
看完他的文字，再看，是他的死讯：2020年10月28日他在家中因为心源性心脏病猝死。
好像是1988年他就调走了。进入了法制日报，是司法部和中央政法委的报纸。就在望京地区。1997年我分了花家地的房子，如果绕一点远，就能去他们报社。但是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看介绍，他后来又去了《长安》杂志，最后是长安出版社副总编辑。是中央政法委主管、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国家级出版社。也应该算共产党最狠的笔杆子。当然他自己写得不多，一直是自己懒得动笔。在中国青年报的时候，他是“生活导刊”的编辑。那一年报社为了满足引导青年消费，满足青年的需求，办了这个特刊，每星期一期。平时的报纸都是黑色，对开的大报。但是它是4开的小报，红色。不谈政治，只谈生活。但是只存活了1年。那时候也是台湾歌星邓丽君在大陆最火的时候。但是随即狠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导刊停办了，他还是归国内政治部管，是政法记者。之后就调走了。应该是1989年六四之前的事情。那时候中国媒体大发展，只要是找个挂靠单位，就可以办报纸，也不必找党政机关。报纸很多。我们报是1951年创立，资格老，比较规范，水平较高，出去的人一般混得不错，甚至当官，范蔚萱就是先当了法制日报广告处的处长。
他在报社的时候，就长得很胖，人称范大胖子，所以也限制了他的篮球水平。也抽烟。说话结巴。但是人很机灵，会来事儿，就是八面玲珑的意思。
在事业单位混，尤其是在党报混，有同学关系是一个方面，中国有个顺口溜叫“四大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就是说同学、战友、一起嫖过妓女、贪污过，这四种关系是最铁的关系。像范蔚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同学都是在媒体系统混，认识的人多，官运就亨通。但是这也是相对而言，我和毕熙东也是同学，为什么他欺压了我那么多年？毛泽东和谁不是战友，为什么都把他们整死了？
还有一句话，叫“烟酒不分家”，就是大家抽烟喝酒不分开，不分彼此。有酒一起喝，有烟一起抽。报社领导会抽烟的很多，所以自己会抽烟，就能和领导套近乎。范蔚萱比我小四五岁，但是很年轻就会抽烟喝酒，所以就有了当官发财的基本素质。我是烟酒都不会，只是一门心思钻研业务，所以江河日下，最后被待岗，被欠薪。
广告处处长也需要喝酒，拉广告的活动经常是饭局，酒喝好了，广告就给你了。所以范蔚萱没少喝酒。他也爱吃肉。怀念他的文章说，一次朋友招待他，先上的素菜，他不满意，再端上来一盘粤式黄焖鸡，他说：“我是无肉不欢。这还差不多。”
所以他应该很早就得了糖尿病。得了这个病，最怕喝酒，就是啤酒也不行，酒的含糖量都是很大的。喝酒必然吃肉，肉对胰岛素也有巨大的杀伤力。所以50多岁他就拄拐了。这两年已经是天天透析了。那就意味着他的双肾衰竭，进入了尿毒症的阶段。这个阶段病人连水也不能随便喝了。他的烟瘾也不会轻，中央政法委的出版社，副总编辑，抽烟是不会花钱的，自然有人送，量大，都是昂贵的好烟。而烟草对血管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会导致血管狭窄。所以他最后死于心源性猝死。刚刚60岁。应该说还是很年轻的。中国老百姓现在的平均寿命都是76岁。他显然是因为党媒官员的身份而过早死亡。
他的同学也有不少这样死亡的。
他们“新三届”是相对于1966、1967、1968三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言。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唐为忠是中国人民大学1983年毕业生，也可以算作新三届。2011年9月死在宁波，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此前20年医生就警告他说他是心梗，应该戒烟，但是他没有。2010年身体不舒服，怀疑是肺癌，后来确诊了，不是肺癌，很高兴。第二年9月陈小川总编辑派他去宁波出差，到职业技术学校拉赞助，他就欣然前往了。其实之前他的糖尿病已经很严重了。他很瘦，自己可能觉得这么瘦也不会有严重的糖尿病。但是现在看来，人越瘦，血量越少，血糖就更容易高。他这种情况是不适合喝酒的，也就不适合出差，拉广告拉赞助的。但是他觉得自己这个副总编辑的官是陈小川给的，陈小川给自己的任务就要好好完成，所以不但不拒绝，而且一下了飞机就和接待方喝大酒。起夜的时候，就已经严重心梗了，以至于摔倒，自己都没有起码的反应，用手支撑一下，脸直接摔到地上，连门牙都磕断了半截。但是还觉得天亮后再去医院。等到天亮再去医院，更晚了，三根主动脉基本上都堵死了，300%，只剩下6%。搭桥手术失败，死在了手术床上。
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我们报子报《青年参考》的广告处处长傅成立也是这样死的。
这样死的人我们报纸不少。预备军还很多，比如毕熙东，前几年就脑梗了，就半身不遂了。我们院脑梗的人很多，比如摄影家，拍国民党主席连战跑过去跟胡锦涛握手的贺延光。他因此获得大奖。他的名字中有延安的“延”字，估计是干部子弟，一般老百姓没这么牛逼。他是1978年先当了团中央委员，之后再进报社的。后来，有摄影记者拍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见习近平的照片，也是抓拍习近平站在原地不动，谭德赛小跑过去还没站稳就抓住习近平的手猛握的镜头，肯定是跟贺延光学的。因为贺延光十多年前拍连战访问大陆，见胡锦涛就是这样。
共产党是害人的党。毛泽东虽然死了40多年，但是他的遗毒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要广。他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讲一百年。”。他以为世界上、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阶级斗争。所以从1949年进入北京后就天天教育青少年怎么样革命，而完全不管科学知识，卫生健康知识。他自己也很糊涂，所以自己是大胖子，最后脑梗脑溢血，半身不遂，猝死。习近平也是大胖子，目测200斤。因为他就是毛泽东从小用阶级斗争学说教育出来的。朝鲜的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也都是大胖子。为什么共产党的党魁、党媒干部都是大胖子？
因为共产党讲究的是共产主义学说，不能光明正大地获得收入，所以工作中先混个肚圆是最赚的，也是上级不能挑毛病的。20多年前我采访了一个韩国教练，他来中国帮助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训练中国的拳击运动员。他说：亚洲人几千年来主要是吃植物性的食物。营养少，为了从这些低营养的食物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营养，就发展了肠子。所以同样身高的亚洲人和欧洲人比较，欧洲人的腰短，腿长，而亚洲人腰长，肠子长，腿短。所以吃同样的食物，亚洲人比欧洲人的吸收要多、这就是亚洲人容易胖，跑跳能力不如欧洲人的原因。
朝鲜的三个皇帝吃得像肥猪，是因为朝鲜族人很矮，为了显示自己伟大，就吃得胖些，作为改变不了海拔的一种弥补，当然他们也很享受贪吃的乐趣。也都有心脏病血压高糖尿病。
我觉得说得非常有道理。但是毛泽东习近平和范蔚萱他们没有听说过。他们官场得意，也就不会在意这种小事。所以最后就死在这上面。或者终将死在这上面。
我们报法制编辑室的记者王帝，是文字打手，编辑室主任郑琳亲自招来的，大胖子，200多斤。他们部门开会会有饭局，他都是开会之前先问“今天去哪个饭馆”。后来，26岁就脑梗，严重的脑梗，半身不遂。严重的。以至于骨骼都变形了。骨骼需要天天受力，天天使用，如果完全不能支配，很快就会变形、萎缩。右手完全不受支配，不能使用电脑，也就不能写作。这是10年前的事情。现在基本上不能干任何工作，只是在家养病，由报社养活。但是你查2020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核发得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名单，还有王帝。我在国内上班算待岗，采访没有记者证，但是王帝瘫在家里，至今也有记者证。中国青年报就这么讲理，你服不服？虽然现在郑琳早就离开了报社，先是去了政法委，最后去了香港镇压香港人民了，但是她招聘的王帝也不受影响，要给靠山（习近平的干将陈一新）很硬的郑琳面子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