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下乡知青。（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68年12月11日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至今五十年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存在正、反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缺乏一个客观评价的标准。王成信撰文提出：“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那正应了古人的话：“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种评价标准，能对得起将生命留在那里的战友？这种评价标准，能对得起被强奸、被性侵的姐妹？
笔者提出：当年的知识青年是否将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乡，继续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唯一标准。
笔者没有将女儿送去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走这条很有必要的道路。至今为止笔者也没有听说过，有一个知识青年将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乡，去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等人。李克强女儿中学毕业后进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后曾去美国大学继续深造。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曾就读杭州外国语学校，中学毕业后没有像她学哥、学姐那样去北大荒插队落户，而是进了北京大学学习，再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在完成学士学业之后曾回中国。最近听说习明泽又回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看来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的学问，都要比梁家河的学问大许多。习近平、李克强子女走的路，彻底地否定了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
一、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五十年
1968年12月22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12月2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导和其编者按。《人民日报》编者按公布了毛泽东在1968年12月11日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的话，在当时称作为最高指示。新闻机构一发表，人们便敲锣打鼓地上街游行一番，然后发表一通感慨，赞扬毛泽东最高指示的伟大意义。
屈指算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当年被称为早上八九点钟太阳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如今都已垂垂老矣——只是近黄昏的夕阳了。
就是毛泽东的这么几句话，改变了一千七百万城市青年的命运，改变了千万个中国家庭的生活轨迹。用当年的话说，毛泽东的话，就是人类最高的智慧，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用现在最时髦的话来说，毛泽东的话是“人类文明之灯塔，不主动接受，那就被动承受。”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主动的意愿还是被动的承受？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笔者是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初二的学生。1969年3月9日笔者与杭州市几百名中学生一起从杭州坐四天的火车到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插队落户。笔者去的是二龙山公社龙阳大队第二生产小队，一个距离公社所在地有12里路的地方。当时一起去富锦插队的有现在关押在监狱里的原中石油的老总陈同海（在此祝他能安然度过牢狱之灾）、有害怕半夜敲门的现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等等。离二龙山公社2里路的地方是荣胜大队，去那里插队的是杭州外国语学校的“知识青年”，杭州外国语学校是习近平女儿习明泽的母校。
记得那天的专列不是从杭州火车站——城站始发的，而是在南星桥的杭州货运站。送别的人乌泱乌泱的，大多是离家人的父母和家人。就在这列专车出发前的一个星期——1969年3月2日，中国与苏联发生了第一次珍宝岛战役。在这之后，中国与苏联正在准备下一次较量，第二次战争一触即发，一切战争的手段都有可能。几百名杭州市中学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奔赴位于中苏边境地区的富锦县（几年后笔者从县武装部的领导那里得知，一旦大规模的中苏战争发生，这里是军事上的放弃地带）。火车还没有启动，送别的人群已经是哭声一片，撕裂长空。“爹娘朋友来相送，尘埃不见南星桥。趴窗牵手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车上的女生都流下了眼泪，但是男生没有一个哭的，他们好像是上战场的勇士，等待着马革裹尸的结果。“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汽笛长鸣，列车开动，从窗口回望，送行的人追逐着列车，追逐着远去的亲人。他们被挤倒在地，爬起来再追，一直到列车远去，希望破灭。听说在南星桥车站捡到了几车无人认领的鞋子。列车开出后，车厢内没有声响，只能听到几个女生轻轻的抽泣声。但是当火车到了嘉兴站时，不知道是哪位男生开始的，整个车厢里的男生们开始嚎啕大哭，女生们也跟着哭，那个凄惨，那个揪心，终身难忘。
当列车经过三天多的行驶，过了黑龙江省的绥化后，列车上的杭州知识青年发生了剧烈的内斗。也许是文革中派别斗争的延续，更可能是被压抑的情绪的剧烈宣泄。这场械斗的工具是车厢里被拆除下来的硬板座位。列车到了佳木斯市，火车上来了许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列车被军管了。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学生提出处置肇事凶手的要求，否则就不下车。我们全然不知道，当时这条铁路线上正在紧张地调运着部队和战争物资，准备三天后发生的第二次珍宝岛战役。列车到了集贤县的福利屯站，这几百名中学生被解放军战士赶下了火车。然后坐上汽车，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来到插队的北大荒村庄。1974年笔者和其他一些知识青年到主打珍宝岛战役的部队，和部队的指战员们一起打了一次篮球友谊赛。说实在的，孙玉国的部下，篮球打得真不错。据说孙玉国本人篮球打得也不错。只是当年孙玉国不在那里，他已是沈阳军区的副司令。比赛之后，部队的指战员请我们吃了饭喝了酒，给我们讲了和官方报导不一样的中苏珍宝岛战役。
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自愿的行为，在报名时大家都是自愿地填写了报名表的。在决策学中，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选择方案的基础上，自主地做出的决策才是自愿的。在选择方案只有一个的基础上，任何决策都不是自愿的，没有选择就是被迫的。当初，所有的知识青年面临的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没有其他路可走。可以挑选的只是去的地方，是去北大荒，还是去内蒙古，是去陕西，还是去云南；还有就是所去单位，是去兵团，还是去农场，还是去插队落户。由于上山下乡是当年六届中学生的唯一出路，没有其他选择，所以上山下乡是被迫的。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被动的承受。
三、叫“知识青年”太沉重
笔者1977年参加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初到南京大学上学，在黑龙江北大荒差不多九年时间。到南京大学后上第一堂高等数学课，老师又让我们做了一次考试，考试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考数学考题。记得考的分数刚够及格。用这个考分在文革前是进不了南京大学的，可见这批考生的文化基础知识是缺乏的。考生缺乏的不仅仅是数理化基础知识，更缺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老师，1985年去德国留学。从离开西子湖算起，49年多，快50年了，中间曾两次回到北大荒。感受最深的是2006年那年回去，都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笔者回去的那个地方，也许是个例外，是个改革开放的东风没有吹到地方。过去村里有一个小学，学校的校舍是村里最大最好的房子，操场有付篮球架。现在小学没有了，小学生每天来回要走24里路。从二龙山镇（公社改为乡镇）到村子的路还是五十年前的水、泥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要不是借的是丰田的越野车，恐怕连村子也到不了。唯一的变化就是，原来这里的是种大豆、高粱和玉米，现在改种水稻了；原来是为生产队种地，现在给一个温州人种，这个温州人从村支书手中把土地经营权都买了过去。
其实把我们这群人称为“知识青年”，是名不符实，特别是当中的初中生。我们并不是什么“知识青年”，我们是正在学习最基本知识的青少年，有的还不到十六岁，还不能算是劳动人口。按照现在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笔者也没有完成。就算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也没有资格被人称为“知识青年”。你看当今的中国官场，硕士可能是起码的学位，不少人都有个博士学位。当笔者1985到德国留学，入学需要高中毕业文凭（德国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大多为13年的教育），笔者拿不出来，初中尚未毕业，别说高中毕业文凭了。大学外办的工作人员出了一个招，用中国大学毕业文凭当作德国高中毕业文凭，这才入学读书。在德国，中学毕业文凭最为重要，其次是学士和硕士文凭，最后才是博士文凭，因为只要有了中学毕业文凭，任何时间可以入大学学习，哪怕是退休之后也可以，没有年龄限制。按照德国的标准，一个读了八年书的学生，肯定不是什么“知识青年”，还是属于文盲群体。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毛泽东把这批不是知识青年的学生称作“知识青年”，却又要让他们去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不是本末倒置吗？记得村子里有一个中农，是个马老板，走南闯北的能说会道。他对我们说：“你们要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这才发现毛泽东的指示中少了一个标点符号。中国农村中分贫农、下中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和恶霸地主，贫农和下中农简称贫、下中农。毛泽东的指示应该是“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可是谁又敢说毛泽东的指示中少了一个标点符号呢？我们反击这位马老板的办法，就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还说过：“农民没有文化”。让有“知识”的青年去接受没有文化的农民的再教育，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
在“知识青年”的回忆录中，基本上没有看到他们接受了贫下、中农的什么正面的教育。大多数是回忆他们如何大有作为的，比如为老乡治病，修个沼气池什么的。可是这不是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正目的。
四、一场目的不明确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似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让“知识青年”去接受没有文化的农民的再教育，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那么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
有一种解释说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将是一项持久的政策，不仅仅是1966年在城镇中学的六届中学生全部要上山下乡，而且后面的每一届中学生毕业生都要上山下乡。可是在毛泽东有生之年，这个政策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先是中学生毕业生中说的大部分进工厂，只有一小部分上山下乡。再后来中学生毕业生中进工厂的比例越来越大，人上山下乡的比例越来越小。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和高考的恢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也就终止了。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不是一个持久的政策，而只是一种应急的政策，这种反修防修的目的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种解释说是为了惩罚这些不听话的红卫兵。毛泽东利用青年学生在这个年龄阶段的逆反心理，引诱、纵容红卫兵进行暴力革命，抄家砸四旧，游街批斗，打击政治上的对手，为他重新夺回权力做出了贡献。虽然在这过程中发生异化，但是敢不站在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红卫兵依然是少之又少。套用毛泽东的分析方法，最多只有百分之五的青年学生不听从毛泽东的指挥棒。那也不能为了惩罚这百分之五的不听话的青年学生，而让百分之九十五的毛粉一起跟着受罪。这不成了“打击一小撮，得罪一大片”吗？
第三种解释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把几千万城市“知识青年”用大红花敲锣打鼓到送到农村去，让他们自食其力，这样就掩盖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失业问题。其实，从当时发表的经济数据来看，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以每年百分之七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长，城镇工业，特别是五小工业，发展得很快。大批工厂人员缺乏，需要从农村招收农民工和临时工。如果毛泽东、周恩来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办法来解决就业问题，那就说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管理水平实在是太低了。采用多渠道分流可能是更好的办法。
好多年以前，北京知青办过一个摄影展览。一对返城的知青夫妇带着他们的独生子去参观这个展览，让小孩也接受一点教育，更加能理解父母。这位小孩问爹妈：“都说农村这么苦那么苦，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啊？不能去练摊啊？”这对知青夫妇无语回答。应该说，这个小孩子提出了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可行方法。这个小孩的水平比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管理水平还高。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是当年国家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花费了大量的投资，平均每个知识青年的投资额为四位数人民币。四位数人民币，最少也有1000元。当年上海学徒工的工资第一年是17.8元，第二年是19.8元，第三年是21.8元，最少投资的1000元是上海学徒工50个月的工资。如果把这四位数的投资额分给每一个必须要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无论他们是去练摊也好，还是去拉人力车，还是去蹬三轮车，没有一个会在城里吃闲饭的。
笔者插队的二龙山公社龙阳大队第二生产小队，1969年的秋天多雨，而且霜冻来得早，粮食收成不好，但是征粮任务不减，一个整劳力每天十个工分的收入为0.35元人民币。1969年笔者全部收入为400斤毛粮和38元现金。生产小队的副队长对知青说：“想回杭州，喝西北风都没有。”记得当年回杭州的来回火车票也正好是38元人民币，还缺少来回汽车票6元人民币。所以，上山下乡并不能为每个知识青年提供一个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工作位置。无论毛泽东、周恩来为每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投资了多少钱，这个投资的效率都是很低的。如果真的让知识青年去练摊，效果可能会好许多。
那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到1968年12月11日，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目的——重新夺回政治权力的目标基本达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急于恢复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稳定，牢固地掌权重新到手的权力。要改变社会混乱现象，要维稳，时间十分紧迫，特别是中共在国际上与苏联交恶，战争一触即发，必须迅速做出决策，否则毛泽东认为他的政敌，包括潜在政敌，会利用社会的动乱局面，给他制造麻烦。因为当年的红卫兵可以用毛泽东的语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那么他们也可以用“不忘初心”的原始马克思理论来打倒毛泽东。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在没有经过周密思考、从他一贯的仇视知识的思维基础上突发而生的一个主意，一个蹦出来的主意。这个主意可能来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将一部分城市人口、特别是阶级成分不好的人赶到乡下，减轻城市经济压力的做法；这个主意也可能来自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西城区联动发布的将成分不好的家庭驱赶出北京的通告。毛泽东很清楚，这个决定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他说：“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知道，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而且农村的同志也不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来。但是，毛泽东要来一个动员，来一场运动，将这批青年学生赶出城市，迅速地恢复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稳定，从大乱迅速过度到大治。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毛泽东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定于一尊，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或者一个普通干部，敢于出来稍微阻拦一下，让毛泽东把他的这个主意再细化一下，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再做个多方案比较，经过一个正常的决策过程，那么这个悲剧，对几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来说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哪怕是这个小孩说的这么一句话：“不能去练摊啊？”
从笔者的亲身经历来说，当地的农民并不欢迎知识青年去，即使那边还是地广人稀的北大荒。而且当时他们也没有做好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1969年3月12日到达富锦县二龙山公社龙阳大队，还是天寒地冻的日子，生产队还没有准备好取暖的柴火。生产队就带领知识青年去国营林场去砍伐树林，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生态环境。生产队为知识青年提供的一座房子，作为12位男生的宿舍和知识青年的食堂。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房屋的原主人一家全部死于肝病。不到两年，到龙阳大队插队的35位知识青年中，有一半得了肝炎，病退回杭州。其他没有得肝炎的知识青年可能也被感染，只是当时没有爆发出来，或者只是病症不明显而已。当地的农民没有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是指杭州知识青年的政审档案是一个多月后才到生产队的。村党支部书记看到政审材料，吓坏了：有外祖父（的哥哥）是国民党行政院长，有美国特务，有国民党军统特务，有国民党中统特务，有国民党军官，有右派份子，有走资派，有反动学术权威，有坏分子……那些政审材料能毁灭一个青年的一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的大乱达到大治的试验品、是毛泽东重新取得政权后急于恢复社会秩序，急于恢复社会稳定，急于求成政策的牺牲品。这个政策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搞的驱赶北京几百万低端人口的政策有一比。驱赶低端人口，为的是北京社会的稳定，为的是北京生活质量的提高，说的比唱的好听。当年的知识青年就是中国社会的低端人口，被社会抛弃的低端人口。知识青年是一个只能被动承受上山下乡政策的群体。
五、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评价的客观标准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存在正、反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特别是在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中。
2015年王成信发表了《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的文章，王成信指出：“大家都知道：在十八大的七大常委里面，有四个都是毛主席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他们分别是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德江、负责纪检委和政法委工作的王岐山。他们都是在当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在经历了农村生活的艰苦磨练以后，有的是被农民们推荐上了大学——比如习近平和张德江；有的是在七七年恢复高考时考上去的——比如李克强和王岐山。”这里需要修正的是，王岐山也是被推荐上大学的。
笔者曾撰文指出，十八大后“知青代”领导中国正是中国的劣势，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虽然有很高的学历，但长时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教育，可谓是不学有术；如今他们已经或者即将步入耳顺之年，进入生命下坡曲线，不可能有改革进取的热情和精力。如果把习近平成为领导人视作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那正应了古人的话：“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王成信的吹捧，置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中的知识青年于不仁不义之地。你让他们何以去面对那些将生命留在北大荒、留在内蒙草原、留在云南山岭的战友？你让他们何以去面对那些在上山下乡过程中被奸污、被性侵的姐妹们？
笔者以为，至今为止不能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做出一个正确的令人信服的评价，关键是缺乏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这个评价标准必须是客观的、唯一的，并且可以反复检查和反复验证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初的文章是南京大学讲师胡福明写的，受到胡耀邦等的青睐，后来就成了改革开放的大旗。
在工业国家的理工科研究中，实验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其实在西方国家，理论、定理、公式、模型、模式等等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西方人一说起来就是，按照我的理论，如此这般。不过在被实验验证之前，一切理论都还只能是假设。只有经过实验的验证，才能上升为理论。伽利略用斜塔实验证明了两个不同质量的铁球同时落地的理论。后来美国社会学家杜威教授把它应用到社会科学，就变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先生再将它引入中国，加以推广。但是1949年以后，没有人敢用胡适先生的东西。胡福明老师将胡适的东西加以新的包装，就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大旗。
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评价也一定存在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
笔者以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评价的客观评价标准就是，知识青年是否将自己的子女也送去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罗星航是一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后来担任过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区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等职。罗星航在凤凰网十二期《知识青年个人史》上发表《不希望我们的子孙重复上山下乡的痛苦》的文章，罗星航在文章结尾时指出：“还有最最重要的，不希望我们的子孙重复那样的经历，哪怕让我们再次承受上山下乡的痛苦。”
定宜庄也是一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后来成为史学博士，她与刘小萌共同撰写了《中国知青史——初澜》和《中国知青史——大潮》两书。定宜庄介绍说，她写这书的初衷，是要告诉她的儿子和所有知青的孩子，这本书就是为他们写的，她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
可见，知识青年很注重子女的教育问题，注重子女的成长道路。用知识青年是否将自己的子女也送去上山下乡这个客观标准去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能为知识青年所接受。罗星航和定宜庄都表达了这样想法。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是为了评价而评价，目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必再重复那样的经历，让那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
如果知识青年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乡，让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么他们是实实在在地承认，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于中学生毕业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是不可缺失的，比继续求学或者参加工作更加重要。
如果知识青年没有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乡，那么他们就是否认让中学生毕业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这条道路，起码在这个年龄段是没有必要的，继续求学或者参加工作比上山下乡更加重要。那么他们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否定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笔者承认，自己没有把女儿送去上山下乡，而是在她高中毕业后支持她继续上大学学习。学习的专业和具体大学是女儿自己选择的，她现在是一位不错的儿科医生。笔者所认识的黑哥、黑姐们中，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乡的，绝大多数都是让子女上大学继续深造的，他们希望子女能完成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至今为止，笔者还没有听到有一个知识青年将自己的中学毕业的子女送去上山下乡的，送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许这是笔者的孤陋寡闻所造成的。
李克强的女儿中学毕业后进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后曾去美国大学继续深造。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曾经就读杭州外国语学校，中学毕业后没有像她学哥、学姐那样去北大荒插队落户，而是进北京大学学习，再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在完成学士学业之后曾回中国。最近听说习明泽又回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看来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的学问，都要比梁家河的学问大许多。习近平、李克强子女走的路，彻底地否定了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