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下令镇压的关键人物是谁？（图片来源：Jacques Langevin/Getty Images）
1986年底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高校学生暴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学生们要求惩治贪污腐败、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实现民主、要求自由。当时掌控党和国家实权的邓小平和他周围那些冥顽不化的元老们，和邓的一些追随者诸如李鹏、陈希同之流，认为学生们的行为是受境外反华势力策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他们主张使用武力镇压，而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等党内改革派开明人士认为学生们的行为是爱国行为，许多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主张对学生加以正确的引导、解释、疏通以化解矛盾平息事态，反对对学生进行武力镇压，由于胡耀邦和其他改革派官员的坚持，使学生们终于逃过一劫。事件平息后，邓和元老们及其追随者对以胡为首的改革派开明人士大为不满，邓认为胡没有遵从自已的旨意对学生进行武力镇压，有损邓作为党内、国内太上皇的威严。于是邓伙同元老们和他的追随者们，以胡……等改革派开明人士在1981年反“自由化”、1983年反“精神污染”，和1986年镇压学生游行示威不力为借口，迫使胡辞去党中央主席一职，随后胡赋闲在家，处于半软禁状态，其他改革派官员开的开除党籍、削的削职，降的降职无一幸免。
由于邓倡导的所谓改革开放，在引进市场经济的同时顽固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顽固地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和邓的个人独裁体制。未能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致使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级官员的权力几乎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约束，造成上至中央下至乡村贪污、腐败蔚然成风、专制权力和黑社会势力横行霸道，整个社会贫富悬殊，官员及其子女亲友等少数人暴富，广大人民群众备受欺压生活困苦，陷入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绝望境地。此外，由于一九七八年后国门对外开放和对外交往的增加，大大提高了学生和人民群众的见识和眼界、大大提高了他们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认识和渴望，他们逐渐摆脱了数十年来长期受中共愚弄、欺骗的状态而逐渐觉醒，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造成中国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弊端的根源就在于中共的一党专制和邓小平的个人独裁。忍无可忍的学生、民众终于在一九八九年暴发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拥上街头支持学生们反贪污、反腐败、反专制、反独裁；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要生存的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静坐、绝食活动。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深受学生、民众拥护的、因希望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同情、支持学生、民众的民主诉求而遭邓小平废黜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学生，自发地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北京许多高校的学生组织前往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要求当局重新评价胡耀邦。此时前往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的学生多达数万人，学生们借悼念的机会发出了心中压抑已久的对民主、自由和严惩贪污腐败的诉求。大批市民也拥向街头和天安门广场支持学生们的示威游行活动和政治要求，这些活动和政治要求得到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民众和学生们的支持、响应和积极参与。到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在天安门广场及附近街道参加静坐、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功的学生、民众已达数十万人之多，而且学生民众的游行示威、静坐、罢课和要求民主、自由、和严惩贪污腐败的活动已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大中城市。
由于学生、民众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当局的尊重和满足，全国各地参与游行示威、静坐、罢课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之下，掌握中国实际军政大权的“太上皇”邓小平在当年四月二十五日召集追随他的那帮“元老”，和中央军政负责人召开的密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将学生、民众依宪法赋与的游行、示威和表达自己愿望的权力所进行的、合理合法的和平游行示威活动，武断地定性为一场“动乱”（这一定性为以后升级为“反革命暴乱”、宣布戒严和动用军警进行武力镇压埋下了伏笔）。“太上皇”的这道“圣意”一表，次日中共的各大御用媒体纷纷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污蔑学生、民众的和平示威、游行、请愿、静坐、罢课活动为“动乱”引起学生、民众更大的不慲，导致四月二十七日学生、民众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局虽有代表出面与学生对话，不仅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诚意甚至还暗示会“秋后算帐”对学生、民众进行威胁。引发学生、民众更大的不满。
五月十八日，邓再次以“太上皇”的身份召集“元老”们和中央党政最高负责人开会。面对一九八九年上半年东欧剧变的前夕，东欧各国共党及他们的一党独裁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状态之中；作为原“老大哥”和国际共产集团中坚的苏联，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在苏联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已席卷广袤的苏维埃大地，这样一种国际上的大气候和国内学生、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诉求和要求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呼声，邓和他那帮头脑僵化的“元老”和追随者们已深深感到一种末日来临的恐惧。
在这面临共党及其专制独裁政权和中共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邓那种为了维护共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及其统治集团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本性再次显露出来。在这次会上，邓污蔑学生背后受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所操纵，将学生、民众合法的和平示威游行活动定性升级为“反革命暴乱”。决定立即实施戒严，并调动数十万野战军动用坦克、机枪、冲锋枪对学生、民众进行武力镇压、屠杀，据透露，邓在会上曾公然叫嚣要不惜杀二十万人，以换取二十年的稳定。五月十九日，邓的忠实走狗，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邓的指使下出面宣布戒严令实行戒严，同时，邓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指使他在中央军委的爪牙严令调遣数十万野战军从北京邻近各省迅速向北京集结，不顾北京市民、学生的层层阻拦以坦克、装甲车开道一路杀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抗议的学生、民众，从六月三日到四日凌晨，中共的军队用坦克、机枪、冲锋枪向手无寸铁的学生、民众疯狂扫射、辗压造成数千学生、民众的死伤（也有国内外人士，估计死伤超过万人，鉴于当局对此类事件一贯严加保密的传统，至今没有一个有关“六･四”事件确切的伤亡数字），这就是由邓主导的中共制造的、空前的、史无前例的六･四天安门屠城事件。
纵观人类历史还从来没有过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党、哪一个政府、哪一个独裁者敢于调动数十万大军对本国和平示威游行、手无寸铁的学生、民众使用机枪、冲锋枪扫射、坦克、装甲车辗压，并造成数千人死伤的惨烈后果，这是包括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这些杀人恶魔在内都没有人敢做的事，邓不仅做了，而且至死都没有表示过丝毫愧疚。我在这里只使用了“空前”和“史无前例”这样的形容词，而没有使用“空前绝后”这样高级的形容词，丝毫也没有抹煞以邓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屠戮学生、民众方面的“丰功伟绩”的意思。看看二○○八年“3･14”事件时，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独裁政权出动军队、武警使用坦克、装甲车、机枪、冲锋枪对和平示威的藏族民众所进行的血腥镇压，和二○○九年“7･5”事件时，对新疆和平示威的维吾尔族民众的血腥镇压，就会明白只要中共在中国的一党专制的独裁体制还存在；只要今后再发生反抗中共暴政的群众运动在规模上超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中共当局及其继承了邓小平衣钵的领导人在镇压、屠杀学生、民众方面便有可能创造出超越邓小平的更加“辉煌”的“丰功伟绩”。
我曾与友人谈及“六･四”事件，邓幕后决定动用数十万军警、动用坦克、装甲车、机枪、冲锋枪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民众时，有人认为邓是一念之差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有人认为邓是受了李鹏、陈希同……等的蒙骗才作出这一错误决定的；更为荒唐的是有人竟认为，邓是在服用了治疗“帕金森”病和前列腺病的药物后，一时情绪过于激动而做出的错误决定。其实不然，以上不过是中共及其御用学者们散布的烟幕弹，其目的不过是试图为邓开脱“六･四”事件屠杀学生、民众的罪责，以维护邓英明、伟大、正确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光辉形象”而已。
“六･四”事件时，邓决定动用军队对和平示威游行、静坐的学生民众进行武力镇压，既不是邓一时头脑发昏作出的错误决定；也不是被李鹏、陈希同……等人所蒙蔽而作出的错误决定；更不是因药物反应而作出的错误决定。邓做出这一决定完全是由其一贯冷酷无情、一贯漠视人民的生命的本性，和邓为了维护中共的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及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一贯的行事方式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首先，邓向来以沉着、冷静、老谋深算著称，他决不可能会一时头脑发热就作出武力镇压学生民众的错误决定，邓作出这一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面对一九八九年初国际上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汹涌澎湃袭卷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共产极权统治已濒临全面崩溃的边沿的国际大趋势，看看全国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要民主、要自由、要求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邓清醒地意识到中共和他个人的极权独裁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为了维护中共和邓个人的极权独裁统治和中共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于是邓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本着他那为了维护中共和邓个人的极权独裁统治和统治集团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一贯的行事方式，才作出调动军队对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进行镇压和屠杀的决定。
至于说邓是由于受了李鹏、陈希同……等的蒙骗才作出这一错误决定的这一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以邓的精明老道，他是不可能轻易就被李鹏、陈希同之流的蠢才所蒙骗的。凡是对国内外共产极权统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共产极权统治的两大支柱，一个是军队，一个是情报特务机构，作为共产极权政权的最高的独裁者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为了镇压民众的反抗、为了威慑他的政敌，无不把这两个工具牢牢地控制在自已的手中，斯大林如此、毛泽东如此，邓小平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邓虽坐在家中但对全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只会比李鹏、陈希同等更清楚，所以根本不可能存在邓被李、陈等蒙骗的情况。
此外，邓作出对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动用武力进行镇压、屠杀也不是一念之差作出的错误决定，而是邓一贯视人民如草芥、一贯漠视民众的生死的冷漠本性必然会作出的决定。与维护中共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和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相比，数千万人的生死邓都可以置于不顾，更何况天安门广场数千学生民众的死伤。从最近披露的一份资料上看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场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时期的一九六○年，各地有关大量饿死人的报告如雪片般飞向党中央，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出席的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陈云等人，会议是商讨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情况下，是否应把国家掌控的五百四十余万吨储备粮开仓发放给奄奄待毙的饥民。按常理，所谓储备粮不就是用来应付灾荒、战争等不时之需的吗？既然全国已饿死了上千万人，还讨论什么？尽快按各地的实际需要将救命粮发放下去，不就可以挽救数以千万计的饥民们的生命吗？（按照当时的情况，每发一吨粮食至少可以挽救大约十个人左右的生命，一吨粮十个人平均每人二百斤，按一年计算，每人每天有五.四八两，再加上饥民们原有的每人每天三到四两，这样每人每天至少有八到九两粮食，便可以免强维持生命不致饿死）。
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刘少奇、朱德、陈云都主张全国饿死人已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储备粮再不马上发放下去，一是不知道还要饿死多少人；二是怕饥民们起来造反危及中共的独裁统治，所以主张尽快开仓放粮赈灾。老奸巨滑、唯毛泽东之马首是瞻的周恩来，因毛尚未表态，所以态度暧昧不置可否，林彪听后发言：只要能保障解放军的供应，有五百万解放军在就反不了（林也是一个生性冷漠、蔑视民众生死的冷血动物）。意思是只要能保障解放军的粮食供应，开不开仓都无所谓。此时邓小平发言说：我们几百万干部、几百万军队就全靠这五百四十万吨粮食，农民没有粮食还可以吃树皮草根，干部、军队没有粮食连树皮草根也没得吃。邓的意思很明显，不主张开仓放粮，邓漠视数千万饥民生命的冷漠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与维护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与维护这种统治的工具几百万军队、几百万干部相比，几千万饥民的死活在邓的心目中是无足轻重的。
最后毛泽东拍板：既不放粮也不全放，而是从这五百四十万吨中央储备粮中拿出一部分给饿死人最多的地方补充饥民的口粮和留作种子。毛这样做并非出于对饥民们的怜悯，从毛一九五七年在苏联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而举行的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毛在该次会议上发言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害怕核战争，打一场核战争，中国六亿人口死了三亿还可剩下的三亿，可以在核战争的废墟上建立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毛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竟连三亿中国人的生命都不当一回事，当然更不会在乎几千万中国饥民的生死。毛之所以在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发放一部分储备粮给濒临绝境的饥民是因为：一怕饿得走投无路的饥民们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危及毛的独裁统治；二怕自己的名字在人类历史上，因在和平时期饿死人最多而加载史册；三怕饿死的人太多，没有足够的人去充当他为实现世界共产革命所需要的炮灰。
不过尽管毛决定向饥民们发放一部分储备粮主观上的动机并不光彩，但客观上，毛的这一决定在那次毛自己导致的饿死四、五千万人的大灾难中，至少少死了几百上千万人。从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可以看出为维护中共的极权独裁统治及其统治集团的利益邓小平连数千万饥民的生死都可以置于不顾，所以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邓意识到这将危及中共和他个人的极权独裁统治时，他更不会顾及天安门广场数千学生、民众的伤亡，而毫不犹豫地作出动用武力镇压、屠杀学生、民众的决定，并发出要杀二十万人以换取二十年稳定的恶毒叫嚣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邓在“六･四”事件时，作出调动数十万军警不惜出动坦克、装甲车用机枪、冲锋枪对和平示威的学生、民众进行扫射、辗压的决定，既不是一时冲动作出的错误决定；也不是受他人蒙蔽作出的错误决定；更不是服用治疗前列腺疾病和帕金森病的药物情绪激动下作出的错误决定，而是邓一贯的漠视民众生命，视民众如草芥的冷酷本性，和他一贯的行事作风（为了维护中共的极权独裁统治及其统治集团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行事作风）所决定的必然会做出的决定。
如果真如御用学者们所说，邓是一念之差、受李鹏……等的蒙蔽，或是药物反应下作出的错误决定，那么，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起，直到一九九七年邓去世时的将近八年的时间内，从未见邓在私下或公开场合对此表示过些许反省和内疚，反而至死也坚持不给八九“六･四”民主爱国运动平反昭雪。看完这篇文章，我想读者自会对被中共及其宣传机器、无耻击专家、学者吹捧为“英明、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总设汁师”邓小平究竟为何许人也，也许会作出一个较为客观和接近真实的判断。
二○○九年七月十四日一真溅雪于弥勒江畔
（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