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搞公私合营，无异于对私营企业巧取豪夺。（网络图片）
1953年 农民顺口溜被当作诗歌教育
1953年10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陕西临潼县农民王老九，以“农民诗人”的身份受邀参加。王老九，1894年生，原名王建禄，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人称王老九。小时候他只念过一年私塾，粗通些文字。1949年以前，逢灾年讨饭时，他常自编些顺口溜打油诗，以快板的形式唱给流民听。1949年后，他说“恶霸地主斗倒了，穷人分到土地，再不愁吃穿了，我的快板也能上报了，这些事情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啊，没有毛主席／哪有如今这好世道”云云，于是他就编了段《歌颂毛主席》的顺口溜打油诗。
像王老九这样编顺口溜打油诗的“农民诗人”，自1949年直到文革的近三十年间，一直“层出不穷”，也常被文化部、宣传部、中国作协等中国文艺机构树为文艺榜样和典型。
我记得1974年我念初中时，天津的中学语文课本里还编入了天津小靳庄“农民诗人”魏文忠老大爷的顺口溜打油诗。而这就是我们从小学习的语文，这就是我们从小接受的诗歌教育！
另：自1949年以来的六十年间，中国的文艺方针哪里是毛泽东讲的“为工农兵服务”啊，分明是“为政治服务”。呵呵，中国文艺的调子已定，欢呼吧！雀跃吧！难怪连大名鼎鼎的大诗人郭沫若也写出了“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样恬不知耻的“伟大诗句”！
最后，我想我还是援引一句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的话来作为结束语吧“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的同谋”！
1954年公私合营 巧取豪夺
1954年元月4日，中央宣布，计划将500个私营厂矿（产值17亿元）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私方股息与红利仅占25%。与此同时，中财委也公布了《关于有步骤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并强调公私合营的办法与形式是“国家投入少量的资金和干部／去充分利用原有私营企业的资金干部和技术来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大家听明白了吧，国家既出钱少，还要派外行的行政干部进驻企业实施管理，而内行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其实全是原有私营企业的。最后的利润，私营企业连股息带红利，加在一起不过四分之一。
这就是公私合营，无异于对私营企业巧取豪夺。难怪当年拥有24家企业的上海头号大户荣毅仁在代表私营企业家表态讲话时，咬着后槽牙强作欢笑地说“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呵呵，说得太好了，简直就是痛心疾首，眼泪哗哗的往肚里咽，胳膊咯嚓嚓地折在袄袖里。荣毅仁因积极配合公私合营，当时在上海私营企业界也落了个“红色资本家”的光荣绰号。
自这一年开始，公私合营全面启动，凡拥有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悉数划入公私合营范畴，无一漏网。
然而，可惜的是，公家在私营企业身上虽然占尽了便宜，捞足了油水，但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因政治运动不断，极尽人整人之能事，导致无论国家还是民众，依旧穷得叮当乱响。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当年被公私合营成为国企的企业也皆纷纷倒闭，从这个立场上看，与败家子又有何两样呢？
1955年胡风案 打压讲真话的人
1955年5月18日胡风与夫人梅志同时被公安部逮捕。
1955年5月18日，时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的胡风，与夫人梅志同时被公安部逮捕，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在此前的1954年7月，胡风曾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的长篇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书中他指出1949年以来，少数几个文化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生活，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他断言，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
文艺界当年站出来带头批判胡风的人有：周扬、郭沫若、茅盾、舒芜、林默涵、何其芳等。1955年6月开始，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受到牵连者达2100人，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1965年，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但夫妇二人旋即又被送至四川成都西部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再度入狱。1970年元月，四川省革委会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加判胡风无期徒刑，不准上诉。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才出狱。1980年、1986年、1988年，中央先后三次为胡风平反。后两次平反时，胡风已去世，他病逝于1985年。
执政党打压讲真话的文艺人是一贯的，也是没二话的。可恶的是，文艺界的诸多同道也沦为帮凶，放弃真理与原则，趁机公报私仇。
呵呵，还是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说得好“尽管大家都自认有原则，但当原则变成不方便时，原则往往会被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