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右）是中国共产党的刑官，毛泽东的“爪牙”。（网络图片）
1943年8月7日
考虑到毛泽东对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敌意，我决定公事公办，要求毛泽东接见我一次。
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复我。他邀请我去，但要我单独去。
他还是在平日那间屋子里接见我。他让我坐在为贵宾准备的皮椅上，端给我一杯茶。他笑着开着玩笑。在互相寒暄以后，他问我是听了谁的话着手对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我回答说，我的文章还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研究，我只是想丰富我的知识，能对中共正在进行或即将实行的经济改革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然后我说，从1928～1938年这一段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性（它的进行情况，代表们的发言，等等），在党的文献和历史著作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毛泽东问我，我这样做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还是我自己的主意。我再一次告诉他是我自己想做，因为我对一些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事情确有兴趣。
毛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他说：“好吧，我将亲自负责来说清一些主要问题。我想我是唯一能在这方面帮助你的人。好吧，可以。”他提议我们立刻就开始工作。我拿出笔记本，还没准备好，他就口授起来了。看得出来，毛是习惯于发指示和作口授的。
我记下了工作的计划以及开始要叙述的问题。
毛懂得如何进行工作。在不出十分钟的时间里，他就研究中应该着重谈什么，不应该谈什么问题，扎实地给我上了一课。
我想提我自己的计划，但他甚至连听都不听。
他的全部论点的实质就是：“我是这些大事的主要参加者，是见证人，我是最好的评判人。”
接着，他规定了一个务必遵守的条件，即我写完的文章必须经他过目，都要由他签上名，从而使文章具有真实性，使其意义更为重大，等等。换句话说，我必须在他的严格控制下进行写作，否则他就拒绝帮我阐明一些问题。
这一切看来颇为幼稚，但我除了同意，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主席想把党及其发展情况、党内思想冲突等问题，都由他亲自来谈。而我则只能从他那里了解事实以及对事实所作的解释。这时，毛明确表示，我不得去跟旁的任何人讨论这些问题。他甚至说，他要就此提醒每个同志，不经他同意，不得跟我进行任何商讨。
这完全不是开玩笑。中共领导内部关系的本质已经一清二楚，就是，大家都必须严格服从中共中央主席。
当提到关于红军的组织和发展问题时，他表示要给我上堂课。他专横地把其他材料来源说成是“不合适的”和“有毒的”。在这件事情上，毛也不准我跟其他任何人进行讨论。
在我们分手时，毛泽东说不得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谈话。我得一个人来。他说我用不着译员阿列耶夫帮忙，因为我的中文很好了，能听懂所有问题。毛说：“旁人只会打扰我们的工作。”
话说到这里，还没有完。他开始吹捧我，同时，暗示他不信任我的同志们。我表示感到惊奇。毛竟反对我的意见，态度之粗鲁和生硬，使我猛吃一惊。毛几乎喊叫着告诉我说，在延安，谁都不可信任，我的苏联同事尤其不可信任，因为他们是外国人，等等。接着，他又赞扬起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斯大林同志来。
但这还没完。我临时走，他又对“在对付蒋介石问题上束缚了中共手脚的”博古、王明等“教条主义份子”辱骂了一番。他激动地想要说得我相信，博古和王明思想上继续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路线，还说，“教条主义者的头头，实质上是党的异己份子，是分裂者，是机会主义者”，等等。
他要论述的大致是这样一些问题，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与中共党内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
这种既可笑，又可悲的情景，明显地反映出毛在威信、荣誉和权力问题上是多么敏感。他想成为一个在什么事情上都绝对正确的人，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好吧，让我们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吧。
1943年8月9日
任弼时不敢自行作决定，虽然他有权在很多问题上作出这种决定。如果不经毛泽东再一次亲自点头，他甚至不敢在已经通过的文件上署名。他对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随声附和。康生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任弼时在白天工作，经常有空闲时间休息。如果毛泽东不召开会，他在天黑以前就睡觉了。他喜欢吃，爱谈他的病，很少喝酒，抽烟也很有节制。
任弼时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他的妻子当他的护士和私人秘书。
他对苏联人民并无敌意，但他害怕同苏联人友好会连累到他自己。因此，他就只会公事公办。
毛泽东利用他来与我保持接触。
1943年8月11日
中央医院的工作人员十之八九被指控犯有间谍活动罪。奥尔洛夫对此惊讶不已。
1943年8月17日
整风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鲁迅的话贴切地表达了人们在这令人深感痛苦的夏天所受的极大苦难，他说：“就连那不怕冷的树，也都被打掉了叶子，一直光秃秃地在那里站着。”
谁也没有逃过这几个月的灾难。
1943年8月19日
1938年，当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国民党代表小组在汉口时，毛泽东在延安，忙于巩固他的地位，以便与“莫斯科派”作斗争。
中共领导中的两派都认为，他们推行各自的独立政策，是有其理由的。
王明派实行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并积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制定的。
毛泽东则尽量避免与侵略者作斗争，准备把军队用来跟国民党打内战。
1941年底，毛泽东以为苏联注定要灭亡了。他抛掉一切政治伪装，开始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组党。那时，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分歧就变得特别尖锐起来，虽然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在那时，康生得江青之助，抓到了大权，开始扮演一个特别凶恶的角色。这个守口如瓶、斯斯文文、神经过敏而又精力充沛的中国人，从苏联回来后，就极其敌视所有同苏联有关的事物。康生支持了毛泽东，凭着这一点，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刑官，毛泽东的“爪牙”。他对每个人的一切情况都了如指掌，而且冷酷无情，这是中共中央主席离不了的人。
那时，朱德是积极支持“莫斯科派”的；刘少奇在新四军；周恩来则在重庆。
康生不仅得到了情报局局长的职位，而且还控制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情报机构。
向中共中央保证女演员江青在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不是别人，正是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