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种植鸦片换得钜额金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网络图片）
“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
1942年8月2日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到：“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是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中共中央通过博古负责的电台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用密码。
博古是能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同志之一。他如果不同意谁的意见，要么就明说，要么只是笑笑，这种微笑比语言更能表达他的看法。
晚饭时，我们有幸接待肖里来访。他饱餐过后，透露最新消息：“你们的军队快要放弃库班地区，把它交给德国人了……”他的话充满了恶意。
特区没有货币酬报制度。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和军人都配给制服和粮食。
军队里，每人配给一斤半小米，而在机关和教育部门，则只有一斤三两。
学生和工作人员每年可以领取一套内衣内裤，一套夏装，一套冬衣。军队中配额稍高一些。
按官方说法，每人每月有3磅肉、约16盎司油、1磅盐和260元边币的津贴。
但这不过说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他们每天吃的是两顿小米饭。肉食只供应高级干部和军官。
我从未到过热带地区，但是热带下雨想必就是这样的。浓云低垂，压住群山光秃秃的峰顶。乌云从四面八方翻滚而来。一声霹雳划破天空，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漫漫黄尘顿时化为一片泥潭。
我们亏得有几匹很强壮的矮种马。驮着我们小心翼翼地颠簸于陡峭的山路之间。我全身都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马汗味。
1942年8月5日
肖里说对了，德国人已侵入库班地区。
第二战场还没有影子。像在中国这样，盟国只愿意参加空战。就让俄国人、中国人以及被占领国的游击队去流血吧！
康生为了竭力加强他的地位，身边都用他的人。他的秘书肖里是反苏狂。他的副手李克农，于1941年从国民党区来到这里，他曾是国民党的谍报和反谍报负责人。李克农无疑是苏联的死敌。
特工部是彭真领导的。
据尤任说，彭真在春天陪同刘少奇从新四军那里来到延安。刘少奇是新四军的政委。
顺便提一句，李克农有心脏病，他去找奥尔洛夫看病，李克农这种人，首先监视奥尔洛夫，然后又要他治病！
李克农这人很阴；他既粗暴又专横。他非常谨慎小心，不让别人看见谁去过他那里。
1942年8月6日
交通工具正运往满洲，渡水工具正向滨海地区运送。
日本军阀会见俄国反革命头目，公开讲到将来要发动反苏战争，建立一个缓冲国。
日本电台在大叫大嚷要“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广播的调子一天比一天恶毒。
据莫斯科报导，五、六月份发生日军和日机侵扰苏联边境事件十五起。1941年纳粹就是这样挑起战争的。
今年年初以来，中共一直在进行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原来预期大会会早些召开，但是以新四军被击溃为借口而推迟了。
一些来自遥远的解放区的代表已抵延安，还有更多代表将陆续来到。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推迟的真正原因是：在中共领导内部有斗争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想冒风险到大会上作公开的讲话。
整风运动似乎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有直接的关系。
1942年8月9日
不久，很可能是九月中旬，我和阿列耶夫要到八路军的前线去。在前线，我们就可以把中共领导所讲的话，同他们的政策对照一番了。
康生想让中共中央委员反对同国民党联合，以便不惜代价地挑起武装冲突。这个问题使人联想到康生会不会是个日本特务。他坚决反对积极抗击占领军，煽动毛泽东把全部军队从抗日前线撤回后方。
中共的领导成员一直是以轻视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而现在由于苏军正节节败退，他们简直就完全以敌对态度对待我们了。
康生命令他的工作人员不要同我们保持任何联系。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当地生活的任何情况，不让我们去看战，或者听音乐，也不准参加文娱晚会。他们甚至企图隐瞒特区有莫斯科报纸一事。
康生是个伪君子，表面上还跟以前一样彬彬有礼，经常许愿，但从不兑现。由于我是他的“老相识”，他见到我时满脸堆笑，嘶嘶地跟我打招呼。
今天，阿列耶夫再也受不了啦，他发泄了一大通。早饭后，我们都坐在桌子旁边，他说：“大大小小，许多事实都说明，我们是生活在敌人中间！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是表示友好的！”
他妈的，在这里是容易发脾气的！
肖里喝了一杯“白干”，精神十足，就瞎吹起他主子的命令来了。康生对从苏联回来的人说：“别老想着你们在苏联工作过！这里是中国。做工作得有中国风格！记住，你们在苏联是学坏了，并不是受了教育！我禁止你们跟苏联人随便往来！”肖里对我们这儿的“小鬼”的不尊重，真是难以形容。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处在康生的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不管是那漂亮的教员还是过去的炊事员，都是监视我们的，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一大帮告密者监视着：康生手下的人，腿勤脚快，到处钻。只要这些人一到场，我们想要与之谈话的人的嘴巴就都封上了。康生亲自决定谁去谈，跟谁谈。当然，这些人都是严格训练过的。
1942年8月13日
毛泽东突然跟尤任提起马海德来：“马海德是一个外国人，自愿到中国来为中国革命服务，我们遵守国际主义义务，欢迎外国的志愿人员。”
从马海德经常同我们交谈的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延安情况了如指掌。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毛泽东、康生（特区和中共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刘少奇（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慢慢地揽权，越来越成为显要人物了）。
2、王稼祥、陈云、朱德，他们多少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但他们理论上不强，往往不能维护自己的观点。
3、所谓的莫斯科派，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派，即王明、博古、洛甫。
4、任弼时属于所谓的骑墙派，谁一时得势，他就容易倒向谁一边。
邓发采取中立路线。
周恩来代表中共驻在重庆，实际上处于党内斗争之外。
王稼祥，1907年生，安徽人。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1930年5月回国，现任中共武装部队政治部主任。
陈云，1905年生，江苏人。离开学校后他就在上海卖报。在苏联学习过。领导特区财经办事处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假名为廖程云。
朱德，1886年出生在四川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军校毕业。1922年他去德国，就学于格丁根大学。他在国外结识了周恩来。在德国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驱遭出境，取道苏联回国。1927年，他指挥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1928年，他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农民武装会师，并被委派来指挥会师后的部队。从此，中国红军诞生了。
洛甫（张闻天），1900年生于江苏省一个富有的地方官员的家庭，从南京的一个工程学校毕业后，自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到毕业。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就从事翻译工作，把西方和俄国古典文学著作译成中文。1925年，由陈云介绍加入中共。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回国。1931年1月以来，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在延安，他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主要讲课人。是一位能干的新闻记者。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从党务上说，是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副手。
周恩来，1898年生于浙江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以后又到天津上学。他由于参加抗日示威运动坐牢六个月。1920年，周恩来赴法深造。在法国，他建立了中共巴黎支部，并且参加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去过英国，在德国留学一年。1924年，周恩来回到中国。自1927年4月以来，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责任编辑: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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