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百年前夕北京极度紧张，不但启动维稳行动，更频繁对机场、地铁站进行临检。示意图。（图片来源：LEO RAMIREZ/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6月24日讯】（看中国记者黎紫曦综合报导）今年“七一”是中共建党百年，当局提及“结伴不结盟”的新外交思维，并强调结盟是“找敌人”的旧国际关系思维，结伴则是“交朋友”的新型国际关系思维。然而，回首过往，不难发现中共经常是“拉一派打一派”、“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最终令原本友好关系变成敌对关系。
史太林去世后中苏交恶
1949年中共建政后，第一个与之建交的国家是苏联，而在外交上亦实行“一边倒”政策倾向苏联，双方其后在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时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大量技术援助，如援建武汉长江大桥等多项建筑计划，以及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输出各种技术与人才，“莫斯科-北京轴心”因此形成。
不过，自1953年苏共领袖史太林（Joseph Stalin）去世，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当权后，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分歧逐渐增大。主流观点认为，中苏交恶主因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批判史太林的个人崇拜，同时苏共在加强对东欧诸国的控制时，中共拒绝干预。
至1958年，中共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与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但在建设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这牵涉主权问题，提出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苏联则拒绝这种要求。而组建联合舰队一事，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企图军事控制中国。中国当时海军十分薄弱，即使组建联合舰队也无能力共享苏联的海岸线。对此，赫鲁晓夫无法理解毛的激烈反应，特别是苏联刚答应提供给中国潜艇技术的前提下，他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间在互相供应、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据中国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指出，事实上毛泽东之所以对联合舰队之事大发雷霆，是为了把赫鲁晓夫骗到北京。在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与毛泽东会谈之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就这次会谈发表一个联合公报。当时的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就……解决国际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其实双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谈及任何“国际问题”。而就在联合公报发表后，中共军方炮击金门。美国和中华民国方面自然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共同商量好的军事行动。但事实上，毛泽东却从未向赫鲁晓夫透露过炮击金门之事。这件事后来成为中苏分歧的重要诱因。
此外，沈志华还曾在“试论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一文中提到，苏共领导层其实是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
他并分析，决定中苏同盟破裂还有两个内在因素，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越南统一后 中越反目成仇
中国和越南亦曾经由友好关系转成敌对。前越南大使杨公素曾在《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中指：“原来中越关系极为友好，从1950年到1954年越南抗击法国的胜利是在中国的支持下取得的，后来又在中国的帮助下获得了独立和国际上的承认。……这几十年间，中越关系是‘同志加兄弟’。……在1975年打败美军统一南北越之后，越南军队的枪口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准了中国，声称中国成了它北方最大的敌国。”
从1920年代起，越共领导人胡志明便与中共部份领导人有密切往来和共事的经历，其中与周恩来交情甚笃，且双方又在意识形态上相近，同样支持“反帝反殖”。 1950年代，越南正经历抗法战争，当时胡志明曾密访中共请求支援，而中共亦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将朝鲜战场的军事物资转至支援越南。
据统计，中共自1949年建政至1954年奠边府战役结束为止，所给予北越的援助，计有各种枪11.6万余支（挺）、火炮2730余门，还有大批弹药、通信和工兵器材装备及大量军用物资。这些军事援助，足够装备7个主力军，约8万人，这些装备几乎全部是中共从朝鲜战争中所卤获的美军武器。
而在抗法胜利后，因美国支持南越与北越对抗，中共基于战略需要，便继续提供武器装备，帮组越南军队建设。
然而，1975年4月北越推翻南越政权，至1976年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越南确立了以黎笋为总书记的领导体制和亲苏联的政治路线。此后，双方关系逐渐恶化，除了边界纠纷、华侨问题外，亦因为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亲中的红色高棉政权。当时中共不仅决定断绝对越南的经济援助，亦谴责越南当局追随苏联的“霸权主义”而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越南方面则批判中国从事扩张主义，指中国有意侵占越南的领土，并有称霸亚洲之心。最终两国在1979年爆发中越战争，并转成敌对关系。
党内左右之争 六四震惊国际
自70年代尾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出现左右之争，而当时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更是震惊海内外。
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视为改革派的领军人物，胡耀邦打击太子党腐败活动、着力推进“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被视为损害到保守派既得集团的利益，最终黯然下台。赵紫阳则因在“六四”中公开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引起党内保守派陈云、李先念及李鹏等人的不满，赵紫阳更因此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在软禁中度过余生。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2017年的“六四”解密文件中显示，“六四”事件中共曾部署30万军人，在北京城内外戒严把守，且准备清场行动。 2014年香港《壹周刊》则披露，华府曾透过中方戒严部队线人获悉中南海内部文件，评估“六四”死伤民众多达4万人，当中超过1万人被屠杀。
而当时，江泽民一度下落不明、未有露面，直至1989年5月26日，美国驻港总领事安德逊向华府汇报，指从一名声称与江泽民家族有联系的香港商人口中得知，江泽民将取代赵紫阳，出任中共总书记。
而2002年江泽民卸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时，他给政治局常委定下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