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左一）形象，是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图片来源：Getty image）
接上文：文革周恩来：很多人还不知道的真相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即把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着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7月26日1966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16”。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览一下1966年7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必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他们所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1966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4月30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集会上的讲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17”。5月21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18”。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19”。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个“最”和数个“无限”，“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那么，中共党史专家们杜撰的任何“斗争”关系便失去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汪东兴“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颍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20”－－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才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1971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轻时就像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95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得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1”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载：“3月27日1968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销杨成武，于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余，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22”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1968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5･16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以时时“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23”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24”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拨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那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著作对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讬，1966年8月4日，22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明宗义地说：“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5”，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26。但上述史着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象。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泼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7”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28”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马后炮式地说几句，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29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0”。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皮的事31”，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32”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33”。1966年9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34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1967年1月3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95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35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为贵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36”。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的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周恩来形象，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记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记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页227，231。
4、吴庆肜：《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页6。
5、《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
6、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95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页66－67。
7、王年一主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第1卷，页4－1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卷，页25。
9、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页79。
10、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1999年第3期，页20。
11、〈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的部分军事院校同志们时的讲话（1967.1.21）〉，载［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3卷，页191。
12、张宁：《尘劫》（95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页328－329。
13、同注8，页32。
14、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页10－13。
15、黎自京：〈周恩来文革时助纣为虐〉，《争鸣》1999年第3期，页24－25。
16、同注8，页42。
17、《人民日报》，1966年5月1日，第1版。
18、同注14，页12。
19、〈周总理在九大的讲话（1969.4.14）〉，手抄自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20、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页516－517。
21、《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
22、同注14，页227。
23、〈江青，陈伯达等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1966.11.19）〉，同注11，第2卷，页137。
24、〈周总理重要讲话（1967.9.18）〉载《外事战报》（北京：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主办），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25、〈周恩来同志在清华大学师生员工会议上的报告（1966.8.22）〉，同注11，第1卷，页77。
26、同注8，下卷，页46，51。
27、〈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同注11，第3卷，页273。
28、老鬼：《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304。
29、陈东林等：《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福冈市：日本中国书店，1997），页1066－1068。
30、孙万国：〈古有窦娥，今有林彪〉（95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7期，页108。
31、癞克思：〈也谈周恩来〉（普林斯顿：《民主中国》网上月刊），1997年第60期。
32、同注12，页328－329。
33、〈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周恩来同志讲话（1967.1.25）〉，同注11，第3卷，页233。
34、同注6，页3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