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在《澳门导报》上发表四篇纪念他去世母亲的文章，在文章中温家宝回忆了他们家族在中共执政后的苦难经历，回忆他母亲对他的谆谆教导，文章中温家宝声称他追求的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中国”并说他“同情弱者，怜悯穷人，反对欺侮和压迫”。温家宝写这篇文章有何目的呢？这篇文章又反应出温家宝什么心境？
温家宝在担任国务院总理十年里表现的十分亲民，说话做事很接地气。因为在任时他旗帜鲜明的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警惕文革复辟”的言论被誉为中共体制中的“改革派”。然而因其在任上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生问题光说不练所以又被一些保守派人士和民主派人士称为“瘟相”和“影帝”！
凭心而论温家宝能够在一些场合大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已然是不错了，当然他的论断并没有超出邓小平划定的“红线”，如果让他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则是太难为他了，他真是有心无力，然而在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减轻低层老百姓痛方面温家宝却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可惜他却什么也没做。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广大底层民众得到最少而付出却最多，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恶果无一例外的都由底层民众所承担，尤其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底层民众的切身利益也越来越严重的被剥夺。如果说改革初期干部子弟的“官倒”对百姓还是间接的掠夺那么在中后期所实行的“失业下岗”和“征地拆迁”可就是对底层老百姓赤裸裸的直接掠夺了！
中国的下岗失业政策迫使中国上亿产业工人衣食无着、穷困潦倒，东北这个老重工业基地是下岗失业潮的重灾区，当时经常可以看到下岗工人用自行车载着自己的妻女到歌厅夜总会上班，造成如此悲惨的景象的原因就是来自于顶层设计。控制上层建筑的顶层设计者们把没有任何托底保障的广大底层劳动者们抛向了社会，为了逃避政府责任而把失业美其名曰“下岗待岗”和“买断工龄”等，这实际是在推脱责任把包袱推给了社会，同时对与民生休戚相关的就学、医疗、交通等项目统统“市场化”，可以说中国经济腾飞的这部快车是以广大底层民众血泪为燃料，以广大底层民众的尸骸辅成的道路飞奔的！
如果说失业下岗政策实行的时候温家宝还没有担任国务院总理，那么他担任总理的时候又何时促进过中国的公平与正义？他何时同情过弱者怜悯过穷人？在他担任总理时正是中国征地拆迁风起云涌之时，权贵集团为了掘起巨额的经济利益又一次向广大底层民众施以重手，权贵们为了能够倒卖土地搞房地产开发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大肆掠夺老百姓手里可怜的一点土地房产这当然引发广大老百姓的坚决反抗。面对广大被拆迁老百姓的不配合权贵们采取了卑劣的恶毒的手段予以压制，他们为了达到霸占老百姓财产的目的可以说穷尽一切手段，他们上下齐手、黑白配合把一切法律法规都践踏在脚下。2003年的一个夜晚，在北京西城二龙路地区的长安街沿线附近的前老莱街拆迁区一群暴徒手持凶器对那些不签拆迁协议的居民大打出手，对拆迁居民的财产大肆打砸破坏，这就是当初轰动一时的“前老莱街棒子队袭击”事件。事件发生后有香港记者在机场就此事件采访刚从国外出访归来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温家宝表示非常吃惊并当场指示要严查到底，可惜过后这起发生在首都市中心的恶劣事件都没有了下文，没有听到任何人因此受到了惩处。
如果说上述事件只是个案，案件处理结果责任在于下面的各级党委政府部门，但在制定一些法制规则时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在制定法律法规时温家宝完全有机会、有能力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有机会、有能力使出台的一些政策向那些穷人和弱者倾斜，然而温家宝做了吗？答案是：没有！2009年四川成都市金牛区的居民唐福珍为了反对非法强拆在强拆现场泼汽油自焚身亡，当时中国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唐福珍自焚惨烈的场景传遍了整个网络世界，在汹汹舆论的逼迫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不得不宣布国务院相关部门将重新制定“拆迁管理条例”并向全国各界征求修改意见，这个规定的修改足足用了一年时间，当新的“拆迁管理条例”公布后使那些期盼新的规定可以制止“公共利益”氾滥，可以使自己合法的房产避免任意剥夺的老百姓来讲真如同是“冷水浇头、怀里抱冰”。经过整整一年修订的新的“拆迁管理条例”与老条例几乎未有分别，除了将其中的政府部门办公用地从“征收范围”内取消外其余照旧，新条例与老条例相比别说是“换汤不换药”了甚至连“汤”也没有换，因为各地政府机关的办公大楼已经基本更新建造完成，一座座奢华的政府办公大楼已经拔地而起，该占老百姓的地该拆老百姓的房都已完毕，所以没有必要在以此名义征收了。这一例证也说明温家宝在其任上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他为了给权贵阶层打劫百姓开绿灯连“朝三暮四”、“暮四朝三”这种传统的愚民伎俩都顾不上用了。
要说温家宝为下层民众也确实干了一件好事，那就是他上任之初为重庆的农民工讨要过工资，在媒体的大力宣传之下这位农民工如愿以偿的拿到自己应得的收入，从这一点看温家宝确确实实的干了一件好事，但这仅仅是针对一个个体，在此之后拖欠农民工薪水的事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温家宝并没有在制度上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为农民工讨薪只不过是他上演的一出“亲民秀”而已。这和他的前任那位喜欢拍桌子的“铁血首相”所玩弄的一面制造出底层百姓的贫困灾难而另一面又假惺惺的捐出自己的几百万稿费声称“给贫困山区儿童午餐加个鸡蛋”的作秀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公平正义”只是停留在他的口头上，“同情弱者、怜悯穷人”也只是句骗人的鬼话而已。
温家宝之所以口口声声要“警惕文革复辟”是与他和他的家族在“文革”中的遭遇有关，温家宝的祖父辈都是中国乡村间的知识份子，虽然他们也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下层但他们精神上并不认同自身与那些乡民为同一范畴，这就如同《范进中举》中的范进一样虽然在物质层面上与常人无异但在精神层面上却是知识精英所具有的高追求，这个高追求就是虽然“朝为田舍郎”但时时幻想着能“暮登天子堂”，所以温家宝家族在中共执政后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的境遇就可见一斑了。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就是权贵精英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这两个阶层在“文革”中的遭遇是非常惨烈的，许多家庭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权贵精英阶层与知识精英阶层在“文革”中所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痛，所以对“文革”最为痛恨的莫过于这两个阶层。“文革”结束后对“文革”的声讨、揭露、挞伐也来自这两个阶层，那一时期报刊杂志长篇累牍的在控诉“文革”期间的种种罪恶，反映“文革”时代的电影小说等文学作品比比皆是并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伤痕文学”，权贵与知识精英阶层对“文革”深恶痛绝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他们把“文革”对本阶层的劫难上升到了国家民族的高度。
对于“文革”对权贵知识精英阶层所造成的伤害普罗大众原本是充满同情的，认为“文革”使他们遭遇到了无妄之灾，但这种态度在今天却发生了截然的改变。
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但打开国门而且使权贵精英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掌控了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让权贵知识精英们成为领导阶级，温家宝也是乘着这股东风一跃成为当朝宰相。不可否认的是在精英们的领导下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的第二位，然而在经济发展中权贵精英与知识精英们也结成了大大小小的群体也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绝大多数利益都被这个集团给瓜分了。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既得利益集团”将他们贪得无厌、穷奢极欲、嗜血成性的本质暴露无遗，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将自己小集团的意志形成法律，在法制的外衣下他们巧取豪夺肆意欺压盘剥老百姓，这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与抗争。
面对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横征暴敛广大底层民众怀念“文革”祈盼诞生“明主”来解救他们的想法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令人可笑的是最为痛恨害怕“文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却恰恰是他们自己亲手埋下了“文革”复辟的种子。当今中国社会不仅是传统“左派”复活壮大而且还诞生出了“新左派”，薄《》熙@来之所以能够搞出一个“重@庆@模@式”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中国再一次发生“文革”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中国传统上在“掠之于民”后就会发生“掠之于商”甚至于“掠之于官”的事情，今上已然对这些豪门巨室下手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既得利益集团”们有些见机得快赶紧跑路，有些跑不了的只得乖乖献出真金白银以求赦免，有些自降身份把自己打扮成普通百姓并用“文革”的残酷性来恐吓他人，当然至于他们自身在“文革”期间所做的恶事就用“真诚的道歉”来画上个句号了。最后还有一些人铤而走险奋力一搏与今上斗到底了，这些人高喊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口号由“既得利益集团”摇身一变成为了“民主斗士”。
温家宝当然是属于跑不了那类人，悲哀的是他的身份太过于特殊，既不能献出真金白银也不能混入普通老百姓的人堆里去，更不能化身为“民主斗士”拚命一搏，所以他只能是尽力打扮自己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与世人，这也是他千方百计“绕道”去澳门发表他这篇文章的原因。因为今上要对豪门巨室开刀就避不开温家宝及其家族，温家宝就是提醒今上他在世人中的完美形象，使今上要触碰他时有所顾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