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Peter Dahlin) 通过Skype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图片来源：美国之音）
【看中国2021年4月9日讯】对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群体来说，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Peter Dahlin)是一个熟悉的名字。现在达林有一个新的头衔与使命，他所发起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正在全球发起投诉央视的行动，并成功地让英国政府撤销了央视的落地执照。达林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锁定央视是要将中国逼入墙角，停止播放电视认罪这种违反人权和法治的行动，否则就“面临执照被吊销的可能性”。
星期三（4月7日）法国媒体监管机构法国高等视听委员会（CSA）证实，收到“保护卫士”针对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CGTN的第一起投诉；上个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也宣布，开始审阅有关央视在美国播放电视认罪的投诉；今年2月，英国当局依据“保护卫士”的投诉，撤销了央视在英国的广播执照。达林为何锁定央视？
一切要从5年前说起。
2016年初的一个夜里，长期为中国维权律师提供援助的达林被十几名中国国安人员从他北京的家中带走，随即失去音讯。
两个多星期后，他突然在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荧幕上现身认罪。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身着黑衬衫和灰色开衫的达林在镜头前神色平静地说，“对此我深表歉意。”
在失踪的两个多星期里，达林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没有律师，连日的马拉松式审讯，长时间的日光灯照射，甚至连每日必须服用的药物也被没收了。
达林被单独关在经严格防自杀处理的房间里，偶尔会听到楼上有人被毒打的声音（后来他得知那是被一同关押的同事）。
与达林工作毫无瓜葛的女友也被关押在同一处不对外公开的“黑监狱”，并一度被威胁10年的牢狱之灾。
“至今仍扎根在我脑海的记忆——像是种创伤吧——是他们也把我女友置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仅仅为了向我施压，”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被这种心理压力笼罩着。”
关押两星期后，达林录制了认罪视频。随后，他就被获准保外就医。
1月25日，达林被蒙上双眼送至北京机场，搭乘飞回瑞典的班机，并被告知10年内不得入境中国。他的女友也在当天被释放。
瞄准央视
时间快进5年。如今的彼得·达林是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负责人。这家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政府机构(NGO)致力于推动亚洲地区的人权和法治。近几年，达林带领“保护卫士”在世界各国推动对央视违规行为，尤其是违法播放认罪视频的调查。
“中国又要留住蛋糕，又要吃蛋糕”，达林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想融入国际社会并从中获利，但又不想被国际社会的通行标准所束缚。”
随着中国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严厉打压，当局对维权和异议人士愈加频繁使用的电视认罪和与之相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达林和“保护卫士”重点关注的议题。他们在2018年11月启动一场“促使西方开始规范中国电视广播行为”的运动，开始在西方民主国家投诉央视播放电视认罪等违反当地媒体相关法律的行为。
英国首战告捷
这场运动的第一枪在英国打响。
2018年11月23日，曾在上海被迫电视认罪的英国前记者和商人韩飞龙(Peter Humphrey)与达林共同召开媒体发布会，议题聚焦于央视和其下属的国际传播机构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英国违规运营行为。
同天，韩飞龙在“保护卫士”的支持下向英国通信管理局(Ofcom)正式提交一份针对央视的投诉信，信中指控CGTN播放韩飞龙在被喂药、上铐、关入铁笼后被强迫录制的电视认罪视频，因此违反英国广播法有关隐私保护和公平对待方面的标准。
消息立刻传到已是周五傍晚的北京。央视总部当晚召开了持续整个周末的紧急会议，商讨来自英国的危机。那段时间，央视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声势浩大的伦敦办事处落户计划。
韩飞龙的投诉信提交后，“保护卫士”继续跟进。安吉拉·桂(Angela Gui)，她是被迫电视认罪且至今下落不明的的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敏海之女，以及同样亲历强迫电视认罪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和前英国驻香港领事馆雇员郑文杰，也陆续得到“保护卫士”的支持，正式向Ofcom提交类似投诉。
Ofcom对以上投诉启动对CGTN的正式调查。
此外，“保护卫士”还在去年对CGTN追加了针对其广播执照问题的投诉，Ofcom也对此启动调查。
这一系列行动从去年开始结出果实。
去年7月，韩龙飞的投诉告捷，Ofcom裁决CGTN因播放其认罪视频违反英国广播法中的公平和隐私原则。今年3月，CGTN因此受10万英镑罚金。
“保护卫士”的最大捷报来自今年2月初。Ofcom对CGTN的执照问题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后，最终裁定CGTN不符持照要求，因而吊销其在英国的广播执照。
英国广播法规定，执有广播执照的一方必须拥有对其广播内容的编辑控制权，且广播内容不受任何政治机构控制。Ofcom在调查后认定，CGTN广播执照持有方星空华文传媒对CGTN的广播内容无监管编辑权，且CGTN受中国共产党控制。
美澳加法开始行动
“保护卫士”曾在2019年就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投诉央视4套和CGTN播放电视认罪的行为，但未得FCC的回应。今年3月，“保护卫士”向FCC重新提交投诉，而这一次，FCC在几天后就公开声明已开始审阅“保护卫士”针对央视在美播放电视认罪的投诉。
虽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媒体言论自由提供保护，但FCC明文禁止广播媒体刻意歪曲新闻。“保护卫士”在投诉中称，央视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和中国当局积极合作，录制、编辑并播出通过胁迫和欺骗手段得来的强迫认罪视频，因此属于“播放明知是虚假的信息”。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FCC这次对投诉的回应很积极，他对FCC接下来启动对央视4套和CGTN的正式调查很报信心。
“我们知道这样的调查在美国国内会有很多政治支持，” 达林说。
除了英美之外，“保护卫士”也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投诉央视的行为。
今年3月，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SBS)因电视认罪相关投诉宣布暂时停播CGTN和CCTV4的内容。加拿大已对投诉展开调查，但仍未宣布结果。
4月7日，法国媒体主管机关CSA表示，已收到“保护卫士”提出针对CGTN的第一起投诉案，谴责CGTN播放维吾尔女童被迫自白的画面。CSA表示，目前正在进行调查，并密切观察CGTN，若有违法情况，CSA将出面干涉。
习近平想讲好中国故事，西方手握筹码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保护卫士”接下来还会针对央视播放电视认罪的行为向各民主国家的电视服务供应商施压，敦促它们拒绝参与中国政府的“政治恐怖主义活动”，停止与央视合作。
达林说，其实他们发起这场运动的目标并不是让CGTN或CCTV4在各国停播。
“我们的目的是迫使央视停止参与到这种违反人权和法治的行为中，停止广播这种内容，这种被强迫的认罪妥协。”
达林表示，“保护卫士”在这个目标的实现上进展可观。
他说，自这场投诉运动开启以来，尤其自英国开启对CGTN的正式调查以来，央视国际频道上播放电视认罪的频率已有显著降低。
“扩大中国软实力是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一项政策。想要‘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媒体，需要电视台。我们采取的行动将中国逼入墙角：要么继续播出这种认罪视频，然后面临执照被吊销的可能性；要么停止播出这些认罪视频，保住广播执照，” 达林说：“我们认为，最终他们会选择后者，维持电视频道的运营，对他们来说比播出认罪视频重要得多。”
4月7日，CGTN官网发表评论文章，将达林称为“剑指CGTN的反华十字军”（anti-China crusader），并称达林的“保护卫士”组织是“真正的无赖”（true scoundrel）。
对于投诉行动是否可能激起中国的报复，达林对此并不担心，他认为中国在惩罚外媒方面其实手里没有好打的牌了。他说，中国本来就已把几乎所有外媒平台都墙住了，他们顶多能做的是让外媒记者的工作环境更差些。但不管各国是否对央视采取行动，中国加紧钳制外媒记者的趋势一直都在。
达林观察到，虽然英国吊销CGTN执照，但也没见中国有多大的报复行动。虽然BBC世界新闻台随后被禁止在中国境内落地，但此前BBC在中国境内一般也只在部分豪华酒店和外籍人士聚居区才能收看，这一报复的象征性远高于实际伤害。
达林认为，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这些行动会给其他国家传递积极信号。
“受中国报复的威胁被高估了，大家不该害怕在这件事上做出该有的行动。”达林说。
折磨、羞辱无用，只激起反抗
“电视认罪这种做法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吓住某个人，而是为吓住整个群体，”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
他举例说，当年用电视认罪羞辱人权律师王宇，就为吓住所有从事类似工作的人权律师；让记者或从事NGO工作的外籍人士电视认罪，也是同理。
“无论怎么定义，电视认罪都属于政治恐怖主义的一种，” 达林说，“因此，对这种行为进行抵抗和反击非常重要。”
被中国政府遣返后不久，达林很快就开始“抵抗和反击”工作。
他出任“人权卫士”负责人一职，并前往泰国继续投身亚洲国家的人权工作。系统性反击中国强迫电视认罪行为的想法，就是在那里萌了芽。
“记得是2017年的某个周五晚上，我和我同事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or)在泰国北部一家小酒吧里坐着喝酒，” 达林回忆着这场投诉运动的起点，“我俩讨论着中国维权律师们正面临的，但尚未被国际社会足够重视的各种新问题，一起进行着自言自语式的头脑风暴。”
“我当时突然想到，哦对，那些电视上一再播出的电视认罪，我们从没真正读到过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 达林对美国之音说，“除了我和另几个同事的亲历之外，我们从来都不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8年4月11日，“保护卫士”发布全球首份深入研究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报告，题为《先编排后登台：中国强制性电视认罪的幕后故事》，以案例研究的方式记录并分析了2013年至2018年间有记录的45起电视认罪，以亲历者的第一视角展示中国国安人员如何扮演“导演”角色，通过官媒的摄像机和各方面的积极配合，外加酷刑或威胁亲友等高压手段，从被拘押者那里获得认罪视频。
报告也揭示，很多被拘押者在录视频前被刻意欺骗，被告知视频不会公之于众，主要为法官审案和“上级领导”所用。另外，报告中列举的强迫电视认罪都发生在当局对被拘押者做正式逮捕或庭审之前，是对既定法治程序的践踏。
达林说，这份开创性的报告也被译成中文，让中国内外的公众和媒体都真正了解电视认罪背后的真相，改变了他们看待和报道电视认罪的方式。达林也表示，报告的出版是这场投诉央视运动的真正开端。
“我从没在哪一刻考虑过停止我所做的工作。我打过交道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律师和记者也普遍是这种心态。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动力很大程度就来自个人曾遭受的痛苦，” 达林说。
“折磨人们、羞辱人们，把他们关进监狱，这些不会真正奏效，” 达林继续说道，“因为一旦这些人获得自由，他们就会重新出发，为这些问题加倍努力地工作，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