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在历史教科书上所看到的《辛丑条约》正式名称是《中国为1900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议定书》。根据唐德刚的近代史描述，李鸿章为了保住慈禧太后，在和列强谈判时，将义和团定义为国内叛乱，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是被义和团所挟持，迫不得已オ对列国宣战。八国联军入侵后来也不叫入侵，而是帮助大清平定动乱。
这样一来，和八国联军打仗的，就不是大清，而是大清国内的叛乱分子。既然大清和列国没有交战，也就没有战败一说，所以双方签订的条约就是一份议定书。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义和团当时喊出的口号高举的旗帜，恰恰都是＂扶清灭洋”！
长期以来，给王朝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和屈辱的义和团运动，都被标示为抵抗西方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历史教科书认定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主义运动，最终在封建王朝和八国联军绞杀下才失败。在西方的视角里，这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是科学与迷信的作战；而在近现代史书上，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被赋予神圣的使命：即保家卫国，民众觉醒以及反抗帝国主义。
历史上，把爱国与抵制某国货物相提并论的事例并不鲜见，遗憾的是从未成功过。当年的义和团，确实用这种貌似时尚的爱国方式演绎过一场所谓的爱国大戏。晚清的慈禧打着爱国主义旗号，鼓动义和团杀洋人毁教堂，最终导致八国联军入侵。
八国联军入侵，直接造成义和团灭亡以及京津一带清军溃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最终清廷与包含派兵八国在内的11国签订《中国为1900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议定书》，即史书上记载的《辛丑条约》，清王朝为此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王朝的主权。
当义和团在华北大乱之际，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宣布中立，从此清王朝权威旁落。与列强的战争也引起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及朝鲜利益而引发的日俄战争。使当时的帝国丢失了远东大片土地，直到今天，包括海参崴在内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被俄罗斯所吞噬。
义和团实际上只是一个迷信色彩很重的帮会组织，与其说是爱国，倒不如说是仇外，准确说是仇视西方文明。纵观1900年这场席卷北方的暴力运动，据《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被义和团杀死的洋人数目仅为231人，其中多数还是积德行善无枪无刀的传教士。而被义和团杀死的无辜百姓却有数十万。仅仅是北京地区，就有四万多教民被杀。
许多并不信教的人因为与洋人沾边也被义和团杀了。所谓与洋人沾边包括信洋教的、帮洋人做事的、读过洋书的，甚至用过洋货的，不分男女老幼，义和团一律杀无赦。当时义和团甚至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是指光绪以至李鸿章、张荫桓，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学习西方的洋务派。当时一些朝中的开明大臣也先后被杀。李鸿章事后庆幸，如果他在北京，多半难以保命。
一句话，凡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凡是跟洋沾边的人，哪怕仅仅是用了一支洋货铅笔，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都成了需要被肃清的对象。当时的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尸体，很多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整个北方，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发生的惨案非常之多。
义和团杀洋人、毁教堂,仅在庚子之乱前就杀死教民两万多人，进入北京后，不仅滥杀外国使节，还奸淫同胞妇女，抢劫财物，屠戮平民，在京的安徽提督提醒义和团不要轻易挑起国际争端，就被拉下马来，立即处死。
正是义和团的野蛮行径和清王朝的纵容，才导致列强的联合进攻。当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时，那里只有不到400卫兵，既没有重武器也没有坚固的防卫工事，可用克虏伯重炮武装起来的十多万“团勇”和正规军用了五十多天的时间也无法攻破大门。西什库教堂只有区区四十多杆步枪，在“清军围困万千重”的险境下一样坚守五十多天直到援军前来解围。
西方列强仓促组建起来的八国联军战斗力有限，可义和团与之接仗一触即溃，即像山崩一样败下阵来，远没有屠杀自己人时的“英勇无畏”，临危之际也没有几个人想到要“为国赴死”，而是开展了一场接力逃跑，边逃边对自家国民实施烧杀抢掠。
义和团的自残式爱国代价极为高昂，北国成了尸山血海，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东北三省随之落入北极熊张开的血盆大口。随后清王朝与列强签订的《中国为1900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议定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每个大清人摊上一两。
光绪24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宫廷政变开始推行所谓的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违背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喜欢开明的光绪，联合起来抵制，慈禧不得不有所收敛。
光绪25年12月24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又被洋人打怕了，而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刀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大，原因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闯祸杀死洋人，惹得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了山东，邀请义和团头目吃饭，吃饭聊天时提到刀枪不入，义和团头目表示是真的，袁世凯不信，头目说现场展示一下让袁世凯心服口服。袁世凯拿出枪，直接将头目打死，其他人吓得魂不守舍，这次鸿门宴后，袁世凯立即颁布命令，要求义和团撤出山东，无奈之下义和团离开山东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
而毓贤回到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吹嘘义和团刀枪不入，京城顽固派势力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光绪26年（1900年）5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5月20日深夜，有人送一封洋人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归政光绪。23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对西方国家宣战。后来慈禧发现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
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5月25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在这个过程中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洋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把教民称为“二毛子”，把“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列在杀戳之中。义和团走进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进去滥杀无辜疯狂抢劫。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用洋物者“必杀无赦”，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敢挡，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卖国贼”，只是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义和团更是不放在眼中。义和团的衰亡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八国联军”面前一击即溃。可笑的是，八国联军打进来了，义和团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
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李鸿章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慈禧才下旨让李鸿章返京全权负责收拾残局。如果不是被义和团骂为“大汉奸卖国贼”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事先“不从乱命”，事后与列强周旋，挑动列强内斗以夷制夷，不是美国适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大清国早就被列强瓜分了。
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在于：无耻者的无耻，与愚昧者的愚昧，总是一次次刷新人们的认知底线。100多年以来，义和团常常以不同的名号露出狰狞的獠牙，危害着这个苦难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