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中国死于肺结核病的人非常多，母亲因为有这个病史，不敢去石棉车间纺石棉，都是把石棉纤维领回家在家里纺。（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接上文：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上）
母亲一生得过三次肺结核病，第一次是十几岁的时候，第二次是日本侵华时期。那个年代中国死于肺结核病的人非常多。但是母亲都挺过来了。因为有这个病史，她不敢去石棉车间纺石棉，都是把石棉纤维领回家在家里纺。这样污染就小多了，但是她还是得了石棉肺，虽然不是很严重。这就是第二种生产方式。上世纪60年代末，她第三次得了肺结核病。最终，1990年，三次肺结核和石棉肺要了她的命。这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
虽然在家里纺石棉，但是幸好我的三个姐姐和我都没有得石棉肺。其实大姐还去车间里放过石棉，母亲只在家里纺，但是大姐没有得石棉肺，母亲得了，可能是因为她本身就有肺结核病。多年后大姐这样分析。
1963年，大姐初中毕业参加了工作，是在潮白河林场当林业工人。
初中毕业学校动员去林场工作，绿化祖国的大好山河，美化北京郊区的环境，多么美好的说辞，其实大姐到了林场后发现自己的同事几乎都是成分不好的，成分好的也有几个，但是也有毛病，比如父母离异，后妈。只有这样的孩子才会被分配到林场。那时候城乡是严格的二元化管理。农村人是农民户口，初中毕业就回到村里当人民公社社员，干农活。城里的孩子初中毕业都分配工作，只是根据家里成分的不同，父母势力的大小安排好和不好的工作。
1959至1962年中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工业和城市也萎缩了，因为脆弱的农业无力支撑。1963年工厂不招收工人，大量的中学毕业生就将成为失业人口。北京市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即中央政府所在地，总要比外地好一些，市政府就拨款成立了8大林场，4大苗圃。6个林场在山区，两个是在平原上，一个是永定河林场，一个是潮白河林场。每个林场下设分场，分场下面是造林点。潮白河林场只是其中的一个。大姐的具体工作地点是潮白河林场王家场分场李遂造林点儿。林场总部设在顺义县城东北1里多地的地方。一般没机会去场部。
1860年拍摄的通州燃灯塔，被认为是在通州拍摄的第一张照片。（图片来源：费利斯･比特/公有领域）
1960年代，北京的交通还很不方便。李遂在通县的东北方向，中间隔着潮白河，没有桥和公路。大姐每个月休息一次，是把四个星期日攒起来一起休。每次回林场要先坐火车，之后再走18里地到林场。过了几年才有了公路和长途汽车。每次是花五毛五分钱到西北方向的顺义，之后再倒车去李遂。三毛钱。1分钱1里地。1974年我二姐自杀被我救活，之后我找母亲报信儿。骑车去李遂，是直接往北走，花一两毛钱坐摆渡船，过了河再骑20里地，这样的话路程大概是60里地。
大姐营养不良，身材瘦小，小学毕业时52斤，初中毕业的时候体重只有72斤，也就是36公斤。他们最初的工作是抬土，要把土掺进沙子，再种树，不然光是沙子涵养水分的能力太差，成活率低。男生是一个人挑土，一根扁担一边一个土篮。女生体力小，两个人用一根扁担抬一个大土筐。走不行，要跑起来。劳动强度很大。几天工作下来出的汗和泥土把头发都粘在了一起，俗称擀毡。因为内蒙古这一类的牧区都是把羊毛擀了做毡。她的右肩膀因为天天用力比左肩膀都高，都宽。那年冬天她来通县分场会战种树，驻地离我家只有十几里地，我母亲讬邻居二哥骑车带着我给大姐送去了包子。用棉被裹着，到了那里拿出来的时候还冒着热气。
作者郭军和几位姐姐。（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这样的工作第一年算是学徒工，每月工资是22元。半年后转成一级工，31元。如果是高中毕业生，是36，48元，二级工。那时一般家庭的孩子都是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家里经济条件好些的，孩子学习好的，会上高中，那时大学也没有全国统一高考，是自己招生，录取率较高。但也总有些高中生没考上大学，这些人赶上工厂不招工的年头也来到林场种树。有一个叫周世俊的男生是高中毕业，也来到了潮白河林场，他是二级工。
50年代至80年代，共产党实行配给制度，因为重要的商品比如粮食、食用油、茶叶、自行车都严重短缺。不实行配给制会饿死人，造成社会动荡。所以成立了粮食局，公安局给每个市民上了户口。一家一个粮本，每人每月按照定量发粮票。企事业单位有集体户口，也是一样的定量。林场属于重体力劳动，平均45斤定量。女生43斤，男生47斤。一般的市民是30斤，可见林场工人的劳动强度还是很大的。
还有一种家庭副业是给北京花丝镶嵌厂做加工。这个厂子经常生产廉价的首饰和头饰，特别是为少数民族生产的各种发卡。上面要镶嵌各种颜色的玻璃珠子。因为产量大，时间紧就经常包给附近的居民干。这种活计往往要赶时间，比如下午领活，晚上干，第二天交活。为了挣到钱，母亲和几个姐姐都是干到夜里12点甚至更晚。晚饭当然也受影响。功课就更没有时间做了，所以几个姐姐的学习成绩一般。
那时母亲还有一件烦心事就是看护我。我小时候方向感特别好，经常自己跑出门。1岁多的时候送去上幼儿园，自己经常跑回家。阿姨为了防止我们逃跑，午睡的时候让大家都脱光了衣服，那也难不住我，我还是自己跑回了家。路上摔了跟头，地上还有水，所以进家门的时候肚脐眼儿上都是泥，我进门就大叫：“哈哈，我回来啦。”
两岁时，有一次，我又跑掉丢了。大家怎么都找不到。最后还是在大街上找到的我。我蹲在地上看小贩卖杏。家人拉我走，我的眼睛还是钉在杏上面，嘴里还念叨着：“杏，杏！”
因此母亲更不敢去找正式的工作，只能搞家庭副业，顺便看住我。
1963年大姐上班了，父亲每个月也寄点钱七八块最多十块。母亲就让我上了幼儿园。那时候通县县城有几个教育局办的幼儿园，我是在二分园。幼儿园和我家隔了两条胡同，第一次去幼儿园是母亲带我去的，以后我就自己上下学了。学费是每月两元。
幼儿园教一点知识，上课的时候经常讲故事，有时候是老师讲。有时候是小朋友们自己讲。我爱听小喇叭，就是电台广播中的少儿节目，听的故事很多，就经常举手上前面讲故事。有时候老师都不想让我上去，因为我老是上去讲。但是经常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让我讲，因为别的孩子都不举手。这大概是对我争强好胜性格最初的培养。对我的语感也是一种培养。
有一次老师挂上一张画，是一只老虎，让大家讲。好像我讲的是老虎的耳朵和嘴鼻子都是通着的。
幼儿园每人发一盒彩色铅笔，画画用。每人的课桌是固定的，我喜欢画画，也很节约，我的铅笔用了很长时间还很长。邻桌的王伟，铅笔很短了，经常在课后我不在的时候把我的放进他的抽屉，把他的换给我。我发现了再给换回来。不止一次。他后来上初中的时候去二道闸游泳，从桥上往下跳。水很浅，就摔坏了颈椎，以后就瘫痪了，不能上学了。后来就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幼儿园的孩子都住在附近，街上胡同里人少没有机动车，顶多是辆自行车，犯罪率低，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的拘留所，人员不能流动，都固定在户籍所在地，出门要有介绍信，也就没有拐骗孩子的。不实行计划生育，每家都是三四个孩子甚至五六个七八个。孩子多了是累赘是负担，家长们不太把孩子当回事儿，孩子也都能自己照顾自己。我们幼儿园不管午饭，中午休息两个多小时，都是自己上下学。
我的精神头很大，中午一点儿睡意也没有，母亲就给我念书，最经常念的书是【笑话一百种】。有一天念了几个我还没睡着，母亲自己睡着了。后来我醒来已经两点半了，迟到了，就大哭。母亲好像是给了我一个平时不让吃的咸鸡蛋，算是对我的赔偿，因为没有按时叫醒我。
1964年4月底，我晚上和同院的小朋友姜新亭玩儿倒拉车，就是两个人脸对脸手拉手，先往一个人的方向走，再往一个人的方向走。向哪边走哪边的孩子就是倒着走。我倒着走的时候两个人摔倒了，他压在了我身上。他是家里的老大，父母都是北京铝箔厂的工人，经济条件好，长得胖，就把我的左胳膊压劈了。我当天晚上疼，哭了一宿。母亲觉得不是小事，第二天带我去了县医院。照了X光，发现骨折了，打了石膏固定，休学一个月。不能上幼儿园，这对我是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特别喜欢上学。但是后来好几次都是想上学上不了，毕生都被边缘化，都是异类。都受打击。都是一个人闯天涯。这在幼年时，因为右派父亲，因为骨折，可能就注定了。
而且别的同学都是上了两年幼儿园，我只上了一年，是个插班生，一开始就是一个异类。就缺少狐朋狗友。
再上学，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我们列队去了几里地之外的一分园，它在中山街，是在县城的西南部，我们二分园是在北部，所以那时候的孩子是很坚强有耐力禁折腾的。现在的孩子以及大人就太娇气了，所以糖尿病血压高心脏病肥胖症就很多。
在那里我们看了各分园表演的文艺节目，还领到了一份食品，具体是什么好吃的我都忘了。总之那天还是很幸福的，我休学一个月感触就更深。就更觉得集体生活的美好，但是我一生都很缺少集体生活。往往是自己独处。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城市很小，通县县城也不例外，几里地就出了城。中国古代城墙是按照政府的级别建造的，通县过去是州政府所在地，所以又叫通州，城市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南北东西各1000丈。幼儿园同学王双起后来说，通县城是南三里（地），北三里（地）。也就是说南北6里，即3000米长。但是放在现代就很小了。我们幼儿园上劳动课，一人提一个很小的篮子，列队去了郊外，在永顺生产大队俗称“鱼藕社”（因为这个生产大队土地少，水塘多，而且挨着县城，就发展了养鱼和种藕）的鱼塘边弄了点塘泥装在篮子里提回去，幼儿园院子里种向日葵就有了肥料。脸上有一个大痦子的任老师说：“等秋天葵花子熟了，大家可以回来品尝劳动果实。”但是上学后早就把这件事忘了，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们幼儿园只有两个班，一班一个年级，只有两个老师。这两个女老师后来一直没有结婚。大概有点同性恋的意思。至少是谁都对对方的男朋友看不上眼，说三道四，一直到说吹了拉倒。互相影响互相限制互相监督，最后谁也结不了婚。
应该说我从那时候起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爱学习爱劳动，不爱淘气不爱打架斗殴不爱交接坏人，所以注定一生很孤独。
我家那时候住在贡院胡同程家大院，11号。门房。有大门道，门道里面是我家的门房，这是大户人家的看门人住的地方。这家人过去是大财主，哥俩。弟弟是国民党特务，解放时没来得及撤退，就躲在炕洞里，晚上才出来活动。共产党的公安局发现后，派重兵包围了院子，房顶上也上了人，他发现后就自杀了。之后把他的老婆哥哥都抓起来判了十几年的重罪。他的四个孩子很小，几个月。1岁多，七八岁不等，没人照顾只能死。就把他嫂子放了，算是监外执行，照顾这些孩子。他嫂子也有一个不大的孩子，而且有严重的癫痫，后来都不难上学。偏瘫，走路都困难。孩子们经常取笑他，拿石头子砍他，他做了一个弹弓，打不着，就追，就会摔跟头，引得坏孩子的大笑。下次就更愿意逗他取乐。
二部制小学
我们胡同东边，也是路北，和我们院子同侧有一个小学，是通县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简称二附小。从我们院子的大门出去，往西走，穿过一个大门洞，走100多米，也是路北，是通县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简称一附小，那时候就属于重点小学。我母亲也希望我上好点的学校。她和我的姐姐们半夜去轮流排队给我报名，希望我上一附小。天亮后开了大门，面试。老师让我唱歌，不会，让跳个舞，不会。让我转身离开，我不知道这就是结束了面试，还傻愣在那里。这样我就与重点小学无缘了。
那年头儿家家孩子都很多，学校的教室都装不下，所以教育局发明了一种制度，叫“二部制”。就是一个教室可以安排两个班，上午一个班，下午一个班，所以学生只上半天课。二附小是二部制，一附小不是。母亲不想让我上二部制的学校，就排了半夜的队。但是我没有通过面试。填报志愿的时候，母亲给我填报了靳家胡同小学，和我家隔了四条胡同，不是二部制，就给我报了这个学校。但是等我上了学，因为这届的孩子特别多，学校现有的教室装不下，也改为了二部制。
要上学了，需要准备文具书包。母亲买不起书包。那时候一个书包要几块钱，相当于一般人家孩子半个月的生活费，何况我们这种人家。所以母亲大概是花了五毛钱在“旧货业”买了一块旧帆布，好像是军用帐篷的屋顶，是一块直径六七十厘米的布。洗得发白的黄色帆布。母亲用这块布给我做了一个书包。圆的边正好做书包的盖子，再找了一块绿色的布缝了一个背带，钉在上面。这样的书包好像是一直背着，当然遇上了文革，上学断断续续。后来，上六年级的时候，可能是花几毛钱还是在旧货业，买了一个军用挎包，当书包。
中国大陆，在1980年之前，由于共产党的统治，民不聊生，什么东西都非常匮乏，价格昂贵，所以旧货业就很发达。旧货的销售在北京市通县是有两个渠道：一个是信讬商店，北京城里也有这种商店。比较好比较值钱的东西，比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毛料子衣服家俱都是在这里收购销售。如果好卖，店里会直接给钱。如果不好卖，店里就给你代卖，等卖出去了，再给你钱，他们要拿一定比例的手续费。按照商品的不同，提走钱的比例不一样。三姐上中学的时候，那是1965年夏天，六七月份，下一个学年开学前，母亲让邻居二哥在信讬商店给她买了一辆就自行车，好像是英国出的，55元。大概，也许是50元，记不清了。如果自己缺钱花，也可以把家里的东西在这里卖掉。
还有一种就是“旧货业”，在新华大街东头，快到东关了，路北。露天的。几毛钱一件的东西，甚至旧铁丝、旧书报，破衣服，小到锅碗瓢盆杓子铲子都卖，价格都很低，一般也就几毛钱。我的书包就来自于这里，母亲做书包之前，肯定是把那块帆布洗了洗。那里的东西没有干净的，露天地儿，不脏，也会放脏了。现在分析，这样的商业都是公私合营、集体所有制或者街道组织的。信讬商店肯定是更正规。
细想起来，我爱买旧货的习惯肯定是这时候培养出来的，二部制，有大量的时间需要打发，自已也会逛旧货业。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根本不允许自由流动，犯罪率必然很低，所以五六岁的小孩随意乱逛，丢不了。几乎没有机动车，更没有私人汽车，顶多是自行车，速度很慢，所以小孩也没有被撞死的。更可以逛大街。家里孩子多，大人照看不过来，粗放式生养，任孩子们自己到处玩耍。50年之后，我来到美国，有了车之后，行动自由了，也会去逛旧货商店。写到这儿的前两天，我刚在Goodwill买了一块比较大的案板，六七十厘米长，50厘米宽，6.49美元。在这之前的一星期还花15元买了一个电脑桌，当饭桌用。
上面有三个姐姐，旧铅笔盒不缺，再找几根铅笔，7分钱买一把铅笔刀，二三分钱买一块橡皮，文具就算全准备好了。
我们班好像是一四班，一年级四班。中国的学校都是大班制，中小学，甚至包括大学，中小学都是接近50人，48人，正好竖着放课桌，比如6行，六八四十八。大班制既省老师也省教室。但是教育质量会很差，教师的负担会很重。那个班有一对亲哥俩，齐锁臣齐锁柱。哥哥肯定是蹲班生。这哥俩非常闹，弟弟更闹，老师在前面讲课，他就在后面几个课桌之间来回爬，孩子们肯定是喜欢看他出洋相，而不喜欢听课。老是哄堂大笑，哪里还有教学效果。那个崔老师，女的，梳着一个大辫子，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没什么经验，对付不了这哥俩。所以我们这个班的教育水平就很差。没过多久，崔老师还离开了，生病了还是支援别的地方去了，还是下乡锻练了？年纪太小搞不清楚；也许是年代久远，忘记了。好像是经常换老师，准确地说是找老师代课，那更没办法保证教育质量了。二年级换了一个男老师，叫高勤，个子高，写字很夸张，不能说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来说。现在中国人由于大量使用电脑，都不会写字甚至不会拿笔了，其实现在许多中国人五六十岁了，筷子都不会拿，更不要说拿笔了。所以高勤那笔字现在甚至可以说是硬笔书法了。他的手指有两三个像是断了又接上的，伤疤很明显。他怕虫子，要是出外活动，学生会抓一两个虫子追得他到处跑。这样没尊严的老师，虽然是男老师，也镇不住那个班。
王双起也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同学，后来一直住在通县，而且在教育系统工作，他对当年的情况就比我清楚多了。他说这个班太乱是因为生源不好，小部分是北大街居住的，家里大人还是有点修养的，大部分是东关一带的城市贫民子弟，家里大人主要是流氓无产者，喜欢孩子溺爱孩子，反对老师的管教，甚至记恨老师，跟老师打架。所以老师就管不了，而且要经常调换，让东关的家长们找不到能撒火出气的人。东关挨着北运河，过去是水陆码头，商业发达，甚至有妓院。这样的地方三教九流，下等人也多，现在想来我和这里的孩子一起上学，确实很不幸。
而且是二部制，老换教室，今天下午在这个教室上课，明天上午不上课，下午又去了另外的教室。这样的条件，学好习，是很难的。
但是我就是个例外。因为是二部制，半天在家里，因为教学质量不好，镇不住学生，老师就会留大量的家庭作业。比如抄课文，从第一课抄到第十课，或者每个生字写十遍。反正是练习本特别费，六七分钱一个本子，20页，几天就使完了。一次不能买一个本子，一次要买好几个本子。
每天下午放学之前，老师都会留作业，我一般都是晚上写完，第二天一早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把作业本送到学校传达室，几乎每次都是第一个交作业。看传达室的是一个一个女老师，大概姓崔，因为因为失恋，精神受了刺激，后来一直未结婚，身体也不太好，学校照顾她，让她看传达室，她经常对别人说，郭军可是个好学生，永远是第一个交作业。
40多年后，初中的同学建立了一个微信群，这群里的20多人，有当年一小的，二附小的，也有靳小的。一小的还保留着优越感，看不起我这个靳小的。其他靳小的，就更看不起了。
看不起的原因主要就是靳小是二部制，非重点。其实除了二部制，我还有别的教育项目，这是今天看来，当年并不觉得。
第一，没事出去走，满处走。通县县城古代是州府的级别，所以城池也不算小，不到十岁的孩子有时候是自己有时候是和同学主要是王双起哥俩，几乎走遍了半个县城。我家住在北门里，县城的中心和北部、西部东部转遍了，南城去得少，因为那边是回民区，回民的孩子不好惹，我们好像是不敢去那里。百练不如一走。走路可以提高体能，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这对我后来的性格体魄心理素质都有巨大的影响。
第二是看小人书。县城中心有个鼓楼，古时候，县城州府都有鼓楼，北京也有鼓楼，现在还保留着。鼓楼是击鼓敲钟的地方，大概古代处理大事情、通知百姓、迎敌都需要鼓楼。鼓楼是一个巍峨的城楼，很高，有大门，有坡道，上面有房子，那时候通县的鼓楼是少年之家。主要的活动是图书馆。有很多小人书，正规的名称是连环画。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连环画创作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内容有革命故事，也有传统文学，特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岳飞传》《红楼梦》。画得好，文字简单，很适合识字不多的孩子看。其实我一个一年级的孩子，也不认识多少字，主要还是看图，看看画面上的对话。但是这些小人书对我非常有吸引力。三姐是少先队的队干部，那里的服务员主要是高年级的少先队队员，我三姐值日的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我可以进到后面，坐在书堆里看，想看哪本看哪本。但是这样的日子好像只有几次。
绝大部分的时间我要排队等着进去。最要命的是限制低年级的甚至没上学的孩子进去淘气的制度，把着门口的大孩子会考试：“你是几年级的，一年级？语文书前几课的题目是什么？”这个难不住我。但是后来门槛提高了，要求说出二年级语文课本前几课的题目。我就常被拒之门外。等上了二年级，有时候标准是三年级语文课课本的题目。还没等到上三年级，就文化大革命了，我就被轰回了涿县老家。小人书就成了封私修大毒草，烧了撕了，送到造纸厂造纸了。中国人就进入了文化沙漠时期。
进不去少年之家图书室的日子是非常难过难熬的。街上也有小人书摊点，甚至门脸。摆着几百本小人书，封面都撕下来粘在门口牌子上，作为广告。小人书再用牛皮纸糊了封面，用毛笔写了题目，供顾客挑选。看一本一分钱。这对我来说就是巨款。偶尔母亲会给我三分钱，或者5分钱。电影院的儿童票是5分钱一张。冰棍是3分钱一根。北京城里买的牛奶冰棍是5分钱一根。怎么可能花一分钱的巨款去看一本小人书呢？我都是站在门外看着人家欣赏小人书发呆。那些小人书因为看的人太多，油黑发亮，我却觉得那是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大概是1962年，母亲必须一个人回河北易县东娄山村老家，是去探亲还是做生意？搞不清楚。我才5岁。母亲不放心我，我也舍不得她离开。为了哄我，答应给我买一本小人书，我千挑万选，最后决定买《戚继光》。好像不到两毛钱。这本书后来上不了学的时候，在家里待着没事干，抄了很多遍。很多内容至今记得，比如他晚年写的两本书的题目，一本是《练兵实纪》，一本是《纪效新书》，比如他搬砖带领士兵修建八达岭长城的画面，他那句“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刀马上行”的话。
这个鼓楼是很标准很巍峨雄伟的古代建筑。所谓的革命经典故事片《野火春风斗古城》里面有一个场面，大概是伪军团长关敬桃率部队起义，出城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可是，1969年，文革当中，为了落实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怕苏联打过来，怕苏联发射原子弹，修防空工事，缺少建筑材料，就把它给拆了。现在一点痕迹也没有了。2018年这里又成片开发商品房，包括我家住的老房子贡院胡同程家大院、北大街、靳小、二附小、一小全没了。
还有就是买广播报，听收音机。那时候，一般人家都没有收音机，富裕人家才有。更没有电视机，都没听说过电视机。一般人家是自己整个三极管二极管，装在一个木盒子里面，拉根线到附近的树上电线杆子上，或者房顶上，用它听广播。我家大概是邻居二哥给安的。这种装置可以收听几个广播电台，电台往往有小说连播节目，比如《欧阳海》《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为了知道准确的时间，每星期要花2分钱去邮局买一张小报，《广播报》。
但是，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很少，上午经常是记录新闻。语速很慢，把新闻念得很慢，哪个字怎么写都告诉你，听了让人昏昏欲睡。
少年之家还有一个活动地点，在城西北方向的城关公社永顺生产大队界内。不远，出了西海子公园西门就是。离我家不到2000米吧。是天文馆，有天文望远镜。那个屋子还能放幻灯片，那就是不花钱的小电影，一般都是革命教育，比如雷锋的故事，说雷锋几岁时妈妈就被地主欺负了，暗指被强奸了，妈妈就自杀了，他就成了孤儿。激发孩子们对“剥削阶级”的刻骨仇恨。那是一个大院，周围是鱼塘。院子里还有滑梯，单双杠等健身器材，挺好玩儿的一个地方。
通县是一个古城，历史上很有名气，所以还是有一些好玩儿的地方。
我家住的程家大院就很不错，是典型的讲究的四合院，而且是前后三进，就是说有从南到北连着的三个院子。墙是磨砖对缝，白灰灌浆，房子雕梁画栋，瓦房，而且很高，大门口有石狮子、上马石。大门是高台阶，大概八九级，可以做游戏。这里拍摄过电影《革命家庭》。
后院的东跨院，东厢房有两间是同学的家。也是这个院子的主人程家老二的孩子住的地方。他家有四个孩子。老三老四是我同学，老三是姐姐，应该比我们大，也许是两岁。他们的父亲是特务自杀了，妈妈因为窝藏罪，判了十五年还是二十年？反正是在监狱里。大爷也是窝藏罪判了重刑。大妈没抓进去，因为两家好几个孩子需要照顾。同学的大哥已经当了临时工，上班的日子一天挣1块五毛钱。负责给老三老四一天几毛钱，也许是一人几个馒头一块咸菜。所以他家是不做饭的，也没有家俱，屋子里没有灯，砖砌的炕，上面没有像样的被子，都是一堆破棉花套子。甚至是一堆烂棉花。
我家住的是贡院胡同，贡院是清朝的官学，官办的学校，贡生是封建社会文人考试当官的第一个门槛。所以胡同西口就有一处二层楼，而且是几个楼连在一起，我们胡同往西海子公园去的接口，这座楼“骑着”，有过街的楼洞。它叫“魁星楼”，小时候老叫“坤音楼”，其实是文魁星的“魁星楼”。古时候，文人考试中了状元，考中了秀才，别人就可能夸他是“文魁星”，比如小说《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楼上过去有一个饭馆，据说炒饼是方圆百里最有名的。还有个飞行员的坟，水泥砌的？要是飞行员，也肯定是国军的飞行员。王双起这样说的，我倒是没什么印象了。
西面是西海子公园。中间是两个湖，中间有一道河堤。不宽，又是土堆的，被水浸泡透了，所以夏天踩上去都能留下湿脚印。这道河堤中间是一个亭子，下面是桥洞，两边的船可以来往。游船是卖票的，一小时也要一两毛钱。那时的日工资只有一块多，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主要是看人家划船，没自己坐过船。
南边的湖，西岸是通州镇食品厂，生产糕点，废水直接排进湖里，所以冬天食品厂一侧的湖边是不冻冰的，水浅时景观是很差的。但是中间还是冻冰的，还要凿个几米见方的洞，因为湖里养鱼，鱼冬天需要氧气，没有透气孔，鱼就会死掉。每年卖鱼，是公园的主要收入之一。
2020年8月3日我与老同学王双起通话，他一直住在通县，对这个食品厂了解得更深入。他说，这个厂子最早是1960年为了还苏联债成立的，叫“打蛋厂”。苏联人只要蛋黄不要蛋清，所以中国这个共产党世界的小兄弟就建立了这个厂子，把鸡蛋打开，分出蛋黄和蛋清，把蛋黄给苏联老大哥送去。那时候冷冻设备很少，是把蛋黄晒干了还是冻成冰块，给万里之外的苏联送去，这个他没说。后来还完了债，中苏关系也不好了，这个厂子就改为了蛋糕厂，生产糕点了。
关于这个厂子的职工，当时有个童谣：“打蛋厂，门朝西，不是破鞋就是野鸡。”打蛋厂可能真的是门朝着西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共产党的文化里，西面代表反动、落后，东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就是毛泽东共产党，所以东面就代表着进步、革命。最革命最有名最崇拜共产党毛泽东的歌曲是《东方红》，第一段的歌词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他是人民大救星。”通县在清朝、民国时期都是发达的商埠，烟花柳巷多，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取消了公开的、民间的妓院、私娼。对性开放的女人也严厉打击，公开称她们为“破鞋”。二者都要进行思想改造。打蛋厂就是她们改造的地方。
公园西部有个游泳池，新建的，没有几年，儿童票是5分钱。我没钱，也没有哥哥带着去。那是标准的游泳池，最深处超过2米，能淹死人。光是游泳裤衩就是一道很高的门槛，针织的要两块钱。布制的也只能是卖的，自己家不会做得很严实，下了水就会走光，闹笑话。中午天热的时候，那里全是孩子，很挤，特别吵闹特别热闹，我只能隔着竹栅栏往里看，欣赏。挨着它，修了儿童乐园，滑梯、转椅、秋千，很多好玩儿的东西，进去一次花2分钱。这个我有时消费。公园北面是假山，也许是城墙拆了外围的城砖留下的黄土堆。两侧都是树，在上面跑来跑去也挺好玩儿的。下面的大树下经常有很多个棋摊。大人们自己带着象棋去，杀上之后，自然有围观的。没有网络的时代，中国人主要娱乐是下棋。我自幼下棋，这对开发智力还是很有好处的。
西海子公园西门之外，夏天的时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因为这里是永顺生产大队“鱼藕社”的地盘，很多个池塘，挨着西海子西门的两个池塘冬天凿冰，窖藏起来，夏天出售。孩子们就围在冰窖口等着。大块的冰卖给食品厂、副食店、工厂、饭馆，小块的就会扔掉，孩子就等着抢。吃不起冰棍的孩子们包括我就爱吃冰。其实那冰就是池塘的水冻的，化了的话就发现是脏水，下面有泥。但是孩子们爱吃，也有了抵抗力，没因为这个拉肚子。
有西海子就应该有东海子。但是好像有个东海子胡同，没有湖。也许是我记事儿之前填掉了？倒是有水，而且是世界闻名的北运河。北运河源头从西面北京方向过来，经过北关大桥，沿着通县东面向南流去。污染很重，全是又黑又臭的脏水。不过往北是潮白河，没有被污染，还有螺蛳，我们经常去抓，其实是捡螺蛳。煮熟了可以吃。再往北是二道闸，这段河是天然的游泳场。水性好的孩子不花钱就能享受，我也还是看客。这里，游泳裤衩就不必那么讲究了，甚至可以光屁股游泳，把衣服放在岸上。所以后来大些了，下过水。野泳总是有危险的，后来我幼儿园的同学王伟就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在二道闸跳水，摔伤了脖子，终身瘫痪。估计他在40多年后的今天已经不在人世了。
如果不捡螺蛳，也能吃到，因为有沿街叫卖的。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头，挑着担子，2分钱一小碗。碗是粗瓷的很厚的水碗，像茶杯，这螺蛳是盐水煮熟了，里面可能有花椒，去腥味儿，还给你一个枣刺，扎在螺蛳上，一拧，就把肉转出来了。可以吃前半部分，尾巴是肠子是屎，不能吃。还要螺蛳头部的小片吐掉。五六十年代北京地区这种水产还很普通，但是后来污染严重，河流几乎都是又黑又臭，螺蛳就绝迹了。
我的记忆基本上是从1963年开始的，这年过年，我父亲回家探亲了，虽然是处于警察和街道积极份子的监视之中，但是他还是表现了热情好客的习性，好像请过很多人来家里吃饭。他走了几年，我们一直没有见面，他对我的感情就很淡了，这个过年，我没有想起他对我的爱。而且据母亲讲，他还因为一点小事狠狠地打了我，母亲拦着，他就狠狠地说：“惯着，惯着！”好像母亲对我很溺爱，这样会毁了我。
那年，我们家6口人在大门口照了合影，这是唯一的全家福。当时大概不允许他上街，因此全家福也不能去照相馆照。那时候是黑白胶卷。是谁的照相机呢？可能是邻居的。很小，所以拍出来的照片也不大。
家里本来还有影像资料一些照片特别是一些底片的，毕竟我父母曾经过过丰衣足食的日子。但是1963年前后，孩子们知道了可以买照相纸，把底片压在上面放在阳光下晒，就能得到照片。其实这种照片质量很差，颜色是紫色的，而且底片从此就废了。我的姐姐们很热衷于此，结果毁了很多底片。还有一些很好很有意义的照片，1966年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我三姐胆小，怕红卫兵发现会怎样怎样，就撕光了。母亲发现时已经都成了指甲盖大小的碎片，母亲很心疼。
小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夜里会经常尿炕。往往是前半夜尿湿了自己的被窝，后半夜就去了母亲的被窝。大概到了12岁，我才改掉了这个毛病。也有一次，夏天，我半夜起来尿尿，找了半天才找到尿盆，就尿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窗台上放的一碗炒茄子里面全是我的尿。这也说明没有冰箱的年月，中国人的生活是很苦的，以至于吃剩下的食物无处储存。
我对1962年发生的事情还有一点残缺的记忆。那时还是大饥荒时期。我家会把干的白菜根煮熟了吃，记得味道是甜的。还记得胡同西口小饭馆合兴居飘出的饭菜香味特别浓，特别馋人。可能是人在极度饥饿的条件下嗅觉特别灵敏。后来我再也没有闻到过那么香的饭菜味道。说明我后来再也没有长时间挨过饿。我还和姐姐们到郊外挖野菜，带回家充饥。主要是马齿苋。
1963年，通县的街道地面还没有硬化，就是还没有铺上柏油。是土路，下雨时雨水会满街淌。孩子们会在街道上玩儿筑水坝的游戏。还有一种以后再也见不到的活计。两三个人拉着一辆双轮车，各胡同串，发现什么地方的地皮又黑又亮。就停下来用一寸宽的挠子刮地皮，之后装上车拉走。这种地皮是大家经常倒尿的地方，那时候公共厕所非常不发达，不方便，而且很少，人们夜里懒得上街上的厕所小便，早晨厕所人又太多，端出来的尿盆就倒在胡同里了。人的尿里还有硝、碱等物质。所以可以把地皮刮了放在大锅里煮，这叫熬硝。
那个时代的厕所非常简陋，没有房顶，茅坑是砖砌的，很小，下雨天雨水就会灌满茅坑，粪水就流得到处都是。大约是1969年，才翻新了，修了下面相通的便池，外面有井，不再是人工掏粪，是用卡车抽粪。
县城的主要街道新华大街，一直往西就能到达天安门，后来党媒称这里为“长安街的东延长线”，很是高大上。那时候，刚铺上了柏油路面。初期的柏油路质量很差，太软，那时候农村的马车很多，县城很小，农民会直接赶着马车来城里送货，蔬菜水果。农民搞副业，搞运输也只有马车。马蹄子上的钉子会印在路面上，特别是夏天。
1963年，中国的石油非常缺乏，汽油就很珍贵很稀缺。公共汽车都没有汽油。那时候北京通县之间往返的汽车都在车顶上放一个一米多高，与车体一样宽一样长的橡胶做的大气包，里面装的是煤气。用它代替汽油。
这时，县城里基本上是一条胡同一个水管子。用一个直径大约30厘米，大约1.5米高的铁管子套着。这叫“水楼”。每家要预备水桶水缸，男人或者十几岁的小伙子往家挑水。所以，我父亲刚打成右派送走劳动教养的时候，我大姐才10岁，我妈怀里还有吃奶的孩子，家里吃水都成问题。但是反右运动不管你这些小事，思想改造最重要，人死了无所谓。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