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6日，香港民主派在西九龙法院外（图片来源：ANTHONY WALLACE/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2月17日讯】港版《国安法》自7月实施以来，港人过往所有的自由基石──司法独立、学术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濒临土崩瓦解的危境，激发香港掀起一波移民大浪。从2019年反送中运动到2020年的年中，已逾2万港人移居海外，这数字与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时所触发的“恐共移民潮”人数相若。
《报导者》的香港特约记者与数位正准备移民的港人深度访谈，试着了解年轻一代的专业工作者决心放下工作与生活离乡的理由。他们之中，有为数不少的挣扎和抉择，除了安全理由，更多是为了自己和下一代保留自由的生活，而流浪异乡。
位于金钟力宝中心40楼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是港人移民台湾的第一站，自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每日均“坐无虚席”。现时因防疫关系，办事处虽只接受网络预约，但每天仍处于爆满状态，办事处对外公告，申请移民文件预约已排至12月中。梁先生，是等待中的一位。
35岁的他在台湾经营广告媒体公司已8年，太太和3岁的孩子都在香港，之前从未想过移民台湾，宁愿自己港台两边走做“太空人”。但这次梁先生下定决心移台，问他原因，他带着无奈勉强挤出笑容：“为什么要走？大家都知什么事，不用说都知道为了什么。”
“我在太子住了10年，一直都很安全。但有一天你发现这里突然变得很危险。小朋友上学途中会突然遇到施放催泪弹。晚上我在楼下和其他街坊聊天，会突然被防暴（警）用枪指喝。发现这个家不再安全，很难再住下去。”
“文革正在香港发生”，已2万人离港
2020年炎夏以来的香港街头，虽不再烽烟四起，却暗流急涌。
同样在等待的贾小姐（50岁）则说：“文革正在香港发生，高官、亲中派就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对教育、司法、传媒不断攻击。这些人虽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利益却高于一切，根本不会理会自己的良心。”
贾小姐眼见香港局势迅速恶化，市民没有发声渠道充满无力感，“现在就算在社交媒体表达自己意见也担心会被他们监视，有的可能并不是政府机构人员或警察，而是你认识的人都在监视你，这最恐怖。”
不安在社会上蔓延，有选择的人已计划移民。
贾小姐和丈夫选择了台湾。夫妇两人去年（2019）10月开始以投资移民方式申请来台，最近获批，下月移居。“台湾靠近香港，万一有什么事我可以很快回来。加上港台两地文化、语言、文字相近，容易适应。”对于贾小姐来讲，台湾政治生态对她最具吸引力，“台湾有民主，而且愈来愈好。现在有蔡英文，令大家放心很多。台湾人看到‘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会更坚守自己价值，洁身自爱，是一个正在向国际舞台迈进的国家。这些元素香港已消失了，不再适合居住。”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年中至2020年年中，香港居民移出的人数有20,900人。（注）
《报导者》向台湾移民署和内政部所取的资料也显示，2020年的1月到8月之间，港人来台的居留与定居许可人数为5,653人。8个月的人数，已较2018年一整年的5,238人多出415人；即便在疫情最紧张和边境关制严格之际，人数仍持续增加。
两代人的移民，一个目的、不同终点
在离境关口的阿Sam，只肯举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拍照，不肯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他说：“特区护照是全世界最丑的护照。”（摄影／陈朗熹）
阿Sam今年45岁，任职律师，是土生土长香港人。他在一间全球数一数二的跨国保险公司任职法规部主管，太太也是律师，两人年薪高达400万港币（约新台币1,600万元）。阿Sam具备了过往香港商业精英阶层的政治冷感、赚钱至上的价值观，但这次他也迫切移民。
“坦白来讲，这一刻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能尽快离开香港，”阿Sam现在只要看到警察就会感到焦虑，“有一天，他们会怎样来搞我们？不知道。最坏的情况是把香港变成另一个新疆？不知道。现在已放风出来要搞健康码。他们一天比一天疯狂，几乎每天都在弄出一些东西来搞香港人。现在的香港，2天已成为旧闻（指政策变化太快）。如果继续留下来，对我精神困扰很大，已开始出现抑郁症状，睡不着觉，要看心理医生。”
阿Sam的忧虑，反映了港人普遍困境。过往免于恐惧的“两制”屏障，随着港版《国安法》实施已不复存在。港人欲保留自由似乎只有一项选择──移民他乡。
“你问10个港人移民，10个都会回答你是政治移民，我就是。我身边打算移民的、已申请到护照的个个都是。”
中共执政早期，曾向海外华人宣传“新中国”的美好愿景，吸引了大批海外华人到中国发展。阿Sam的父母即在其列，从印尼飞去中国读书、在当地结婚，不久却遇到文革。文革的残酷令人触目惊心。阿Sam的祖父为了救儿子，由印尼寄钱到中国，贿赂当地官员放行他父母来港，才躲过一劫。“我爸当年听政府话，大鸣大放时贴大字报批评政府，结果文革被批斗得很惨。所以文革和共产党有多恐怖，我爸由小就对我讲到大，很清楚，也使我心里一直感到很不安。”
港版《国安法》推出以来，没人知道这条红色底线具体会画到哪里。阿Sam担心律师行业会成为主要针对目标之一，“中共历史上，共产党首当其冲斗争的对象就是律师、教师这类知识分子。”他表示，早前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捕，前任特首梁振英公开表示要整顿黄丝教师的行径，更加证实他的忧虑，“第一步先把社会上一些意见领袖搞定，然后就轮到知识分子。”
眼看着香港一步步“被中国化”
另一个让他惧怕中共的原因，正是“香港人”这个身分。“我们不同于他们（大陆人）。大陆14亿人早已被同化，他们信党，但我们不是。我们受过教育、接受过英国管治，明白何谓法治、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同时也具备这些价值观。北京对香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我们敢于出声。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北京非常要面子，我们200万人出来游行反送中，他们怎么会不报仇呢？果然弄一个更恶毒的《国安法》给香港人。”
阿Sam打算移民的念头萌生于梁振英在2012年上台之后。他发现港府政策开始一面倒地向北京倾斜，中国资金疯涌来港做各类型投资。同一时间，即使像阿Sam任职的这类跨国大企业，也要迎合中国所需，“公司各部门招聘新职位都是请大陆人，香港管理层培训的也都是大陆人，很明显感受到他们是要换走我们香港人，也就是‘腾笼换鸟’，用他们第二、三代人来换走我们下一代。”
2014年雨伞运动发生后，阿Sam看到明显危机，也开始与家人筹划移民。“2018年大陆疯狂走资，印象很深。对于我们做保险的来讲最贵的是管理费，一般人不会大额购买保险付管理费。但他们（中国富二代、官二代）却通宵达旦排队来买，一买就几千万。感觉很不妥，连富二代、官二代都要走。”
直至去年发生反送中运动，6月200万港人上街后，他与太太Joanne终于下定决心申请移民台湾。
不满中央政府独裁，首度跃升港人移民要因
阿Sam的心态代表了许多港人的想法。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于2019年反送中运动发生后所做的相关调查显示，4成2的港人打算移民，创下2016年以来新高；这些想移民港人之中的9.6％已开始做移民准备，亦是近3年来人数最多一次。
在影响港人移民决定的头4个因素中，“政治争拗和社会撕裂”4年来一直排首位。“不满香港政治不民主”则较前3年排序上升一位，排第二。值得留意的是，“不满中央政府独裁”排在第三位，是过往3年里所没有的。显示港人与北京关系紧张。
负责民调的香港中大亚太研究所助理所长郑宏泰表示，左右港人移民取态与政治气氛、政治争拗有直接关系，“选择离开的港人，是对中央的敏感度较高的人士。他们抗拒中国政府，抗拒香港没民主，而他们本身又政治意识强，对民主追求较高，所以会选择离开。”
事实上，香港前两波移民潮（注）均与北京因素有关。而今次第三波移民潮，则是港人民心与北京彻底决裂的表态。
“不是我们选择参与政治，是大环境逼我们去参与，因为实在太多不公义。尤其我们做律师，看到现在黑白颠倒得太过分，简直是在污辱你的智慧、挑战你的极限。普世价值里最基本人权是free from fear（免于恐惧的自由），但现在我们是live under fear（生活在恐惧中），这只能让我们成为一个被洗了脑的机器人，或做一个埋没良心的人，那不是我。”
阿Sam的太太Joanne也是一名律师，面对司法界不断遭受建制派攻击，她虽感气愤，却又意识到在目前环境下无能为力，“我现在已封闭自己，不想再看脸书和新闻，知道自己看后会非常不开心，如果这样生存下去的话我会很压抑。”
“只愿生活在一个免于恐惧的地方”
阿Sam和Joanne于是在去年7月开始申请专业移民台湾，当时并未料到香港局势会快速逆转，“那时还在和同事说我们在申请，不过仍然会在香港继续工作5、6年，等局势再恶化的话才走。”孰料过了几天，即发生721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住在当区的阿Sam深受打击，“第二天元朗像打完仗似的。香港开埠以来元朗都未曾这样，很心痛，整个香港变得好恐怖。”
阿Sam情绪大受影响，此后一周要靠吃镇静剂才能入睡。这次事件促使他加快移民步伐。去年9月，台湾的内政部发出他们的专业移民居留证，阿Sam夫妇放下心头大石，两人把香港物业出售，并到台湾置业、买车。疫情爆发后，他们赴台计划暂缓，直至今年9月疫情稳定后，终于可重启赴台定居计划。阿Sam坦承自己只想尽快离港，“你不知明天又会发生什么。”
像阿Sam这类有专业资格和经济能力的人士，一般会选择欧美等地，但他们却首选台湾。曾在英国读书和工作过的Joanne指，中共对英国的渗透较台湾严重，她不愿意移去英国身边却充斥着“小粉红”，“台湾社会普遍同情香港，大家一脉同气。虽然有蓝、绿营，但你可以用选票来表达自己意见，不用担心属于哪个阵营而被捕。我的要求很简单，只想生活在一个免于恐惧的地方，也就是九七前的香港。”
阿Sam也指，两人去年在台湾置业期间，所接触的当地人都很关心香港。当时正值台湾总统大选前夕，他也帮忙拉票，不停向台湾人解释香港状况。“有的士司机问我，香港年轻人是不是收了钱才这么做？我就跟他说：我赚的钱是你们10年薪金，连我都去游行，有人能收买我？有些比我薪金高10倍的都上街游行，能收买到这些人吗？他们都很理解。当时台湾气氛开始转变，大家都说国民党出卖台湾，一国两制骗人，他们要用选票向国民党说不。所以有种一脉同气的感觉。”
出走，为了保留自己相信的普世价值
另一名港人工程师阿Ken，今年40岁，有两个小孩的他，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往返中港两地，与中国人有着更深入的接触，这也令他下定决心移民台湾。“政府经常跟你说不要政治化。问题不是你不理它就代表没事，现实是它会主动来找你。譬如在内地，一个小区发生了什么事，内地人未必敢出声，因为有城管在，而城管又与政府有关联。他们会先考虑是否触碰到哪一方的底线、哪一些人的利益，要在不影响当局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况下，才敢提出自己的问题。香港人无法接受，我们可以直接和区议员反映、并在区议会层面解决就好，很普通的一件事。”
不过，反送中以来，香港的“中国化”已悄然改变香港的民生政治生态。“像我住的这个区，有很多由内地公司开的水果铺、蔬菜铺。他们占了行人路，把整条街弄得很脏，你去投诉，食环署不愿意理会，你找警察，他们也不愿意管。但如果一间黄店只是在铺头里贴黄色海报，肯定会被那帮警察玩死。香港现在就是这样，倒退到大陆化。只要你撑政府、撑大陆，做什么都可以，没问题。相反，就被针对、被整。在一国一制下，肯定会影响我的民生政治，”阿Ken指，“中国化”的政治生态完全违背他相信的普世价值，“与其在这么压迫情况下生活，如果我能避的话肯定想避开这些。”
台湾是阿Ken不二之选，“如果有一个地方仍具有普世价值空间，我很想去，台湾就是这样。在台湾你两党都可批评，民进党做得不好我也可以批评，不会说你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有可以发言的地方，这对我非常重要。”阿Ken去年底申请台湾投资移民，但因申请人数众多，至今仍处等候中。
爱与痛的边缘，没有回流余地
对于阿Ken来讲，台湾保有过往香港的价值。对阿Sam来讲，台湾则让他与中共保持一定距离，免于活在惊恐之中。
即使做好一切心理准备，但“移民”从来不是一件让人容易做出的决定，尤其是这一波移民潮，是连根拔起、没有回流的余地。
阿Sam说，“我的薪金在全世界都赚不到，就算在英国、伦敦都赚不到。而且要和所有亲朋戚友割断、和自己所有记忆割断、和香港割断，这个决定很困难、很困难。我们不可能轻易回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政府）会不会报复你。”
Joanne则有另一番挣扎，“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逃兵。由去年开始，大家一起上街，许多年轻人他们付出很多很多却无法离开，感到很挣扎，非常不舍得他们。但没办法，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走，要么坐牢。这一刻我看不到曙光。”
香港局势波谲云诡，决心离开却仍待移民审批的港人，心理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外人不都能理解，而特别像阿Ken这类身为父母的港人，心情更是忐忑不安。为了下一代能在自由、免于恐惧、威吓的环境下成长，他们宁愿冒着牺牲自己在港享有的专业资格、优渥薪资以及安稳生活环境，到新环境一切从零开始打拼。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将书写这一代港人浪迹海外故事。
（文章授权转载自《报道者》。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