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网络图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1946年7月31日），前后共计八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学科领域（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参阅周发勤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贡献》）。
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邹谠、王浩等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于分析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活动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
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见《当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页，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年十月）
西南联大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份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来源于胡适等人，1943年1月2日蒋梦麟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怪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
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土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
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21名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
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
8月14日，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
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
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
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8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
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
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八年时间。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
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份子的真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