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0年5月25日讯】1978年的改开之前，曹德旺和父亲偷偷摸摸的做小生意，贩卖水果和烟草，结果被抓了现行，连自行车都被没收了，一家人生活艰难困顿。
1978年以后的曹德旺，办企业成为了玻璃大王，后来还去美国开了厂。
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够腾飞？无数人为什么能够像曹德旺一样脱贫致富？是因为我们突然掌握了什么高科技吗？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一场工业革命吗？
不是的，唯一的原因是把交易的自由归还给了人们，人们的自由增加了。以前你做生意是投机倒把违法犯罪，改开后你做生意是令人尊敬的万元户、致富带头人、民营企业家。
激励机制变了。
激励机制，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决定了生产力的高低。就像经济学家《财富的逻辑》一书封面上的那句话——“制度的品质，决定财富创造力的大小”。具体来说，就是自由的多寡，决定了生产力的大小。如果卖一筐水果都是一种违法行为，谁会像褚时健那样承包千亩果园，整日研究如何种出最好吃的橙子？
交易的自由程度，决定了生产的规模；而生产的规模，决定了技术的引进和创新。
一
许多人喜欢用工业革命来证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奥地利经济学派掌门人米塞斯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人的行为》一书中，他这样说：通常所谓的“工业革命”，正是由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引起的意识革命的一个产物。生产技术手段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富与福利的增加，只有通过实施那些体现经济学原理的自由政策才有可能。
无论是中国80年代后的经济腾飞，还是美国早期的经济腾飞，都不是因为突然取得了科学技术上的革命，而是经济自由的结果。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上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制度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是每当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快一点。也就是说，自由每增加一点，生产力就提高一些。
美国经济史学家约翰·S·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一书中讲述了美国经济起飞的“秘密”：美国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所以它不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存在很多阻碍经济自由发展的壁垒。例如，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有无数的特权规定，国王和贵族可以肆意对城镇徵收赋税，一袋货物从里昂运送到马赛的路上会被徵收50多种税赋。而美国却完全不同，在同一个时代，州和州之间没有任何贸易壁垒，商品可以自由地流通。这是美国经济起飞的秘密。
二
科技的进步并不一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比如说曾经的苏联，卫星可以上天，军事遥遥领先，钢铁产量令人瞩目。但是人们买面包时依然要排长队，国营商店里供给匮乏。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叶利钦在访问德克萨斯一家超市时，看到一排又一排货架上整齐摆放着的应有尽有的食品和家用百货，他感到震惊又压抑。
这种震惊，这种生产力的天壤之别，显然不是因为科技的差距。同样的，相信也没有人会认为，南韩和北韩生产力的天壤之别，是因为科技水平的差异。
三
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知识诞生，但这些创新会不会提高生产力，需要市场来验证。
樊登在讲《低风险创业》一书时就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次他们一帮投资人坐在一起，听一个创业者讲他的项目，创业者认为人们上厕所时屎掉在水中溅起水花到屁股上会很尴尬，所以他们通过科技创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固然是一种科技方面的进步，但它并不能提高生产力。因为市场不需要这种科技，相反，这种科技创新只是对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即使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自由的增加，也能带来生产力的提升。比如说，以前禁止私人资本进入电影、出版等行业，门槛放开后，生产力马上就得到了革命性的提升，各种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文艺作品源源不断的涌现。
再比如说，从闭关锁国到自由贸易，也马上能带来生产力的提升。这不是因为科技进步了，而是因为需求增加了。当一个国家的各种货物可以卖到全世界，人们当然会扩大生产，想方设法提高生产力。比如提高工资奖金，改变管理方式，而不一定是通过科技创新的形式。
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还容易引起我们的误解，让人们更关注“生产”而不是“交易”，更关注技术层面的引进（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不是制度层面的思考。
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同样的科技，同样的生产设备，在晚清的国营企业那里和在私营企业那里，在官僚和企业家手中，发挥出来的生产力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是腐败和浪费，另一种却可以为社会源源不断的创造财富。
盲目的学习科学技术，有时候造成的结果不是生产力的提高，而是社会的毁灭。19世纪的德国就非常善于学习新技术，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迅速完成了工业化，但后来却走上了战争与毁灭的道路。
科学技术没有转化为创造国民财富的能力，反而毁灭了国民财富。
在微观层面，一家企业的成功，不可能只是通过技术领先而达到，否则还要销售部门干什么。有一帮技术大神就够了，也不需要乔布斯这样的人。
同样，人类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也不可能单纯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达到。
最根本的永远是：对经济自由的尊重与维护——自由才是第一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