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千难万险，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终于回家和妻子李文足和儿子团聚（图片来源：李文足推特）
【看中国2020年5月11日讯】柔弱即强大──李文足的寻夫之路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7
2020年四月二十七日7点51分，“七〇九事件”最后一人王全璋终于回家和妻儿团聚，为了这一刻，李文足奔走、呼号了将近五年。对其他家庭来说，享受与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是稀松平常之事，对李文足一家来说确是千辛万苦、来之不易。结婚十一年，分离五年，一路走来，沧海桑田，受难者蜕变为行动者，腼腆的家庭主妇变成“持剑的美人鱼”，很难找到比这更感人的爱情故事。
李文足的推特贴文
对抗争者的观察中，过去的目光通常放在冲锋陷阵的男性身上，天安门母亲以来，其他性别的受难者也逐渐受到重视，“七〇九事件”不只改变了人权律师的沉浮起落，也关系到背后家属的生命轨迹。
原本是景区导游的李文足在和王全璋结婚生子后专心当起了全职太太，和其他家庭主妇一样喜欢上网、购物、买衣，很少关注外部世界。2013年四月，王全璋为朱亚年作无罪辩护时，因庭上递交材料时用手机拍照备查，手机被当庭没收，人也被拽出法庭拘押，心急如焚的李文足开通微博关注此事，添加了同道律师和公民朋友后，她才知道原来中国社会这么黑暗，丈夫所从事的工作如此危险。
此后情势步步滑坡，2014年“建三江事件”中，王全璋被打得得了脑震荡；2015年七月，在对人权律师专项抓捕行动中，王全璋被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罪带走，遭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之后的小半年，李文足几乎每日以泪洗面，独自面对着生活节奏的扭转。丈夫被带走之后，她和丈夫原来的同事与助手交谈，才知道人权律师的道路艰辛险阻，丈夫为追求公义受过太多的苦，一次他曾因为在法庭上坚持发言，惹怒法警，法警威胁说一句话就扇他一耳光，最后庭审结束王权璋居然被扇了一百多个耳光，这些加深了李文足对丈夫事业的认识，危险和不安之外亦有感动与光荣。
和一般案件不同的是，中国当局对“危害国家安全”类案件，如同敌我矛盾般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全盘压制，只有“国家本位”，缺失“权利本位”，包括违反程序和非人化，如不准许律师会见，家属聘请的律师们纷纷遭遇解聘；全程闭门审理，开庭当日家属无法出庭乃至出门；从逮捕到入狱，期间形形色色的“软暴力”和“硬暴力”；超期羁押，既不审判又不放人；家属查询案件进展百般阻挠，法警背过身去阻拦家属入内，检察院职员装聋作哑，有的得知她们的身分后就关上了接待窗口，投诉也从来没有收过回复。
还有扩大化与污名化，整个“七〇九事件”当中，尽管人权律师的家属并没有足以构成逮捕罪名的行动，她们却也被定义为另一种政治犯，面临体制对“国家敌人”的种种压制与刁难（如刘晓波案对刘霞而言，“爱刘晓波就是重罪，就是无期徒刑”）。国家力量的末梢不断运作和衍化，便衣警察不时如鬼魅办的跟踪，对儿子泉泉入学的种种刁难，邻居高声叫骂她是“吃里爬外”的卖国贼，国家的政治风暴使得家庭深受波及，当丈夫在“小监狱”服刑之时，李文足何尝不是在“大监狱”服刑？
王全璋自2015年七月被带走，直到2019年六月，李文足才在丈夫服刑的山东临沂监狱首次获准探望，这四年，李文足往来跋涉京津两地法院询问与投诉多达二十八次，透过律师传言推断出丈夫“还活着”成为这四年唯一的“喜讯”。李文足自2016年一月收到丈夫的逮捕通知书后，面对国家暴力，她没有继续消沉、坐以待毙，而是“离开梳妆打流氓”，她和其他“七〇九”家属一道透过社群传播和国际游说愚公移山似的推进案件。
纪录片：《柔弱即强大》
2016年六月，警方第二次侦查延长期届满前两天，李文足去天津检察院追问丈夫的下落和案件的进度，一如既往的被阻拦后准备写下“要求会见王全璋”的标语，找不到笔只好变通使用口红代替，在信访中心门前举纸拍照上传；五天后，李文足和其他“七〇九”家属一人捧着一个红色大塑胶水桶，桶身用白色胶带贴出字样“全璋，相信你”，她们鲜红的衣服捧着红色水桶露出得意笑容的照片上传到推特，马上引起比平时还多的转发，相片甫一发出，警察便将她们强制传唤。在派出所里面，一个员警告诉她红桶是“作案工具”要没收，李文足当时就笑喷了，足足笑了十多分钟。
长笑背后也包含对荒诞现实的深深无奈，非常的时代迫使“七〇九”家属用行为艺术的方式抗议胡作非为的公权力，她们将抗议行动艺术化，以创意回敬敌意，并第一时间在推特上展示维权路上围追堵截的真实状况，提高维权传播力，这也是黑暗如铁的时代，无权力者自我保存唯一方式；此外，李文足寻夫不是如访民下跪抗议般低姿态的哀求而是坚定而理直气壮的平等诉求，将抗争融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维权风格其实也是丈夫死磕精神的延续。
五年来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刻发生在2018年的四月，丈夫失踪一千天之际，李文足徒步赴天津法院千里寻夫，在第六天时被“警总”强行送回，软禁在北京的家中，李文足透过推特发出了她被围困在家的消息，听到消息的朋友前去探望，竟在门下被“警总”和便衣爪牙拦截、推搡和殴打，如此情势，迫使平日腼腆的李文足爬上阳台上愤怒地呐喊：“无赖！你们在干什么呢？！老娘的老公是律师，平时就是替普通老百姓打官司的，现在被抓了一千多天了，三年来，我天天在替我老公呼吁，我老公就是个好人，朋友来看我怎么了？！你们就是一群走狗，知道吗？！”
“七〇九”改变了李文足，让她从政治冷漠的弱女子成长为勇于和国家暴力交手的巾帼英雄，正是对丈夫的爱让李文足和其他“七〇九”家属跳出受难的遗绪，以乐观的态度与抗争的勇气，奔走在丈夫曾走过的路上。“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如是评价“三一八”惨案里互相救助、殒身不恤的刘和珍、张静淑和杨德群，我想，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李文足和其他“七〇九”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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