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于2018年10月24日参观耶路撒冷的Yad Vashem大屠杀纪念馆，背景是在纳粹大屠杀中遇难的受害者们的照片。（图片来源：GALI TIBBON/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4月21日讯】王岐山前些年主管反腐时，他在中共高层中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曾引发外界不少好奇和联想。现在看来，王岐山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王岐山推荐此书的原因
首先，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国民间群体抗争事件频频爆发，从规模到数量都呈快速上升趋势，中共高层紧迫的感受到了中共制度处在险境中，他们害怕一场大革命正在快速到来。
再一个，王岐山当时主导反腐，他也是在告诉党内。反腐，也是为了避免大革命到来。因为当时“闷声发大财”是党内的默认共识，高层和党内对反腐有普遍的不满。王岐山推荐这本书，是在告诉他们，如果大革命到来，船翻了大家一起都要完蛋。那么与一起完蛋的结局相比，拿下一些党内“同志”，堵住一些人的财路就不那么难以接受了。
当然，反腐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习近平巩固权力扫清政敌。随着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王岐山的反腐也结束了。但这并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习近平、王岐山的影响结束。
当局避免大革命的思路
大革命是每一位当权者都为之恐惧的事，那么在权力巩固后，习近平、王岐山等对避免大革命采取了什么思路呢？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发生的一个论点是，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当某些之前制度不合理的部分废除时，人们对制度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
习近平、王岐山可能从这里“吸取了反面教训”。人们曾经寄希望于习近平在巩固权力后，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使中国靠拢普世价值。但现实中发生的却是相反，改革并没有发生，当局反而强调要“有定力”，强调“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18世纪出现的哲学，这种新出现的意识形态是反传统宗教、反传统习俗的。18世纪法国出现的那些哲学家、作家成了“国家的首要政治家”，他们的思想深入大众，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就连贵族也把这当成了学问上的精神娱乐，接受和相信这种反传统习俗的新兴哲学。
几十年的时间里，这种哲学已经为1789年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完成了舆论和思想准备。托克维尔认为在对待思想问题上，旧制度既不够专制，也不够自由。不够专制使得各种非法出版物到后来几乎不受阻碍地传播。不够自由又使得各种攻击政府和王室的文字找到了靶子，其言辞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
而在对待反宗教的问题上，权威机构行动不力，消极被动，甚至合谋串通，它出版了所有手稿，使所有反宗教出版物流传开来。
北京当局可能也是从这里也吸取了“反面教训”，所以近年来北京高压打压言论自由、迫害人权律师、迫害信仰自由、宗教自由，从而死保中共意识形态。
做法为何无效？
那么，这样做的后果，达到了习近平、王岐山等人当初的预想了吗？现任当局是权力稳固、高枕无忧了吗？
我们看到现实中发生的，和这种预期正好相反，几十年不遇、百年不遇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频频到来，现当局可以说是焦头烂额。而这场因中共而爆发的瘟疫，祸及世界，所造成的严重事态还在发展中，后果已经对中共非常不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前中国面临的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问题，而是“恶制度与大淘汰”的问题。当权者并不需要从托克维尔的分析里去找保住权力的秘诀，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就有答案。
中华文明中一直认为道德和善恶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这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基本要素。
整个20世纪，日本、德国、前苏联等的命运，也都演绎和证实了这个规律：不尊重生命的邪恶政权就是命不久长，尽管在其走入坟墓的那一刻到来之前，它们都曾经强大。
而中共对信仰团体的群体灭绝，甚至活摘贩卖民众器官，已经到了邪恶的极致，中共已经用它的恶行，在未来的史书里写清楚了它灭亡的原因。
上天灭亡一个邪恶政权和集团的方式，不一定是大革命，很可能是人们之前想不到的方式，再好的打算也会失算，邪恶政权和集团被淘汰的命运逃无可逃。
如果非要从托克维尔上面所论述的方面吸取正面教训的话，那就是：
首先，中共体制的确无法改革，哪怕是渐进式的，所以为了避免为其陪葬，唯一的选项就是快速终结它。
再者，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那么血腥、暴力，正是因为其所信奉的反宗教、反传统的哲学，使人们灵魂空空荡荡，行为就像是精神失常。要避免这一点，就要恢复传统信仰和文化，发扬那种推崇原谅宽容、尊重生命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