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向毛泽东献寿的婴儿，果然几天后就夭折了。（网络图片）
按：文革风云一起，水二先生想方设法赎罪，就有了向毛主席献寿这一千古未有的划时代的奇思妙想……老地主的婴儿回去以后，啼哭不止，不吃不喝，几天后就夭折了。
文革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整天无所事事，东游西荡，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父亲怕我闯祸，就打发我到乡下老家去。这正中了我的下怀，可以随心所欲地上树掏鸟，下河捉鱼了。
我去的这一天，正好躬逢生产大队即将开大会，动员大家以实际行动表忠心：向毛主席献寿。所谓献寿，据我叔父介绍，就是把自己有限的寿考提取一些，自觉自愿敬献给伟大领袖，以使他老人家活得更长久，好带领全国人民奔向美好的共产主义。
后来知道，这项世纪创举，是本村水二先生的发明。水二先生是我堂兄，年届五十，他的儿子都三十岁了，见到我这十岁刚出头的孩童，也是要恭恭敬敬叫叔的。人们称我堂兄为先生，并非是堂兄知识渊博，人才出众，只是对他所操职业的统称。
堂兄的职业是算命、打卦、看地理，一干就是几十年，也算远近闻名。后来文革风云一起，水二先生因封建迷信受到冲击，就想方设法赎罪了。这一想，就有了向毛主席献寿这一千古未有的划时代的奇思妙想。
造反派们很是嘉许，于是就家家动员，人人参与，尽量做到上至八十三，下至手来搀，一个都不遗漏。当动员的人流浩浩荡荡开到我叔父家的时候，我叔父小声叮嘱我不要开口说话，由他来应付。来人开宗明义地讲到这次献寿活动的伟大意义，和千秋万代的深远影响。叔父自然没口答应，坚决拥护，并保证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有限的生命，献到无限的表达忠心中去。
来人看到我，和颜悦色地问：“小兄弟，你准备献多少年寿命给毛主席啊？”我毫不犹豫的答道：“我全献。”我叔父闻声大惊，忙不迭说道：“他是孩子，不是本地人，是外地的。献寿是本乡的事，与他无关。”来人脸色一沉：“你这是什么思想？要批判！向毛主席尽忠不分地区，不分种族，不分年龄。”然后，又低头向我说：“小兄弟，向毛主席献寿，你愿不愿意？”我不顾叔父一再使眼色，大声答道：“我愿意！”
第二天下午，大队部门前，黑压压地就坐着一大群前来献寿的人，真正做到了不分男女老幼，全体出动，一个都不少。地、富、反、坏、右没有就坐的资格，就站在临时主席台前，一个个手搀、怀抱孩子，耷拉着脑袋，垂头缩颈，习惯性地作认罪状。其中有一个老地主，看样子有七十多岁了，手中紧紧地抱着他才几个月大的惟一孙子，神情充满恐惧。
堂兄水二先生，正襟危坐在方桌旁，上面放着笔墨，神情凝重，像是在等待着一个惊天动地的伟大时刻的来临。献寿先从地、富、反、坏、右入手，那个老地主就成了献寿的第一人。他几乎未加思惟地拿起水二先生面前的笔，在铺开的红纸写上“敬献五十年寿考”的字样，并签字画押，然后按照事先宣布的仪式，伸出手让水二先生在大姆指上剌一针，洒一滴热血在名字的上面。
他刚要转身离去，突然被一声断喝镇住了：“站住！”只见主席台上造反派头头站起身，声色俱厉地骂道：“五十年？你娘的骗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谁欺骗毛主席，谁就没有好下埸！”老地主急急地分辩说：“我没欺骗呀！”造反派头头问：“你没欺骗？你今年多少岁了？你七十多岁的人，还能有五十年的寿命？这分明是欺骗！你欺天欺地，竟敢欺骗到毛主席头上，你狗胆不小！”
老地主吓得脸色煞白，怀里几个月大的孙子也被吓着了，猫叫一样地呜呜哭个不停。造反派头头缓和一下语气说：“好吧，允许你将功折罪，这五十年寿命，就记在你孙子名下吧！”老地主如遭雷击，脚底打个踉跄，瘫坐在地，逆来顺受几十年从不敢说“不”的他，终于声嘶力竭地喊出：“不！死也不！他只有几个月大，不能减他五十年寿命。求求你，减我的吧，我的不够，减我老太婆的，老太婆不够，减我儿子、媳妇的。这是我家惟一的根，不能让他短命啊！”
造反派头头不由分说，命令两个手下上前去夺老地主怀里的婴儿，但老地主拚命护着，死也不肯松手，不知谁在他头上敲了一棍，把他敲晕了，他才不得不松开手。水二先生郑重地划去老地主的名字，写上婴儿的名字，再拿起针，在婴儿拇指上抖抖索索地剌了一下，滴上血，在婴儿近于凄厉的哭声中，完成了这宗教般的敬献仪式。
杀了老地主的下马威，接下来就顺利多了，地、富、反、坏、右乖乖地按照指点，做了他们该做的，贫下中农虽然不够慷慨，但也多少不等地敬献了忠心，只有我，尽管叔父一再用手暗暗掐我，我还是毫不吝啬地奉上三十年寿命，名次竟列贫下中农之首。接着，台上隆重宣布特大喜讯：毛主席的寿命将平添一千多年，台下立刻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眼望焚烧的红纸，和袅袅上升的青烟，耳听水二先生喃喃的祷语，我仿佛感到冥冥之中，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正在成就伟人的事业。我无比骄傲和自豪。
只是后来听说，老地主的婴儿回去以后，啼哭不止，不吃不喝，几天后就夭折了。有人说，这孩子就是长大了，也只有五十年又几个月的寿命。我问过堂兄水二先生，水二先生故作神秘的告诉我：这是百灵百验的！我为此有好几夜睡不着觉，生怕突然在哪一天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我才彻底放下了这颗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