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极权体制容易走向极端。（图片来源：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2月7日讯】希特勒在战争后期，一心指望V2火箭能够研发成功，一举打下伦敦，因而移转大量资源到火箭上，但最后徒劳无功。日本也是这样，拚命建“大和”这种巨大的航空母舰，意欲用大取胜，击败美国海军，但花费惊人的大和，中看不重用，以被鱼雷击沉为下场，不仅没达成战略目标，建造与维护，同样也占用过多军事资源。极权体制在事情运行不顺的时候，常会走这种极端。对比民主国家的小错不断，但大错不犯，就很清楚制度孰优孰劣。
关键在于，在民主制度里，决策的过程透明度很高，多方意见可以达到指挥中心。而通常在危机的时候，指挥中心，比平常更需要有创意的想法来解决问题。因为民主社会的教育，要公民勇于表达意见，所以不管军事，还是政治，决策者习于听取意见，也要回应批评，所以能从多个角度论事，而让事情比较圆满。极权国家的一言堂惯性，如果领袖心胸宽大，也许可以制造出开明的风气，而达到察纳雅言的效果，但通常极权体制下，不会产生这种开明的领袖，而多会是希特勒这种自大而无能的帝国领袖。
民主制度的优秀，不在于一定会做对决策，而是决策是可以公断，可以改进，而且有人负责的。台湾的口罩之乱，根本不是问题，而是民主社会的正常决策过程，而且结果还相当好，越有人批评，执政党越有改进的动力。民主和专制的差别，还在于官僚的诱因，而这诱因，也与责任政治有关。
民主社会的官员从事公职的诱因，在于法律保障下的稳定日子，而政治人物的诱因，则是对公共事务、权力的喜好。因为权力基础来自民众选票，所以政治人物有为民负责的认知，这个为民负责的认知，会在制度下，贯彻到公务员里，让僵固的官僚体制，有为民服务的动机。市府官员害我不能连任，那我自然会想办法让你好看。但极权政府负责任的对象是大老板，是总书记，所以负责任一事，不是对民众，而是对上面。今天的武汉市长、湖北省长、党委书记这些官，一个个都没下台谢罪，令我们习于民主社会权责相符的观察家，一时之间看得不是很懂。但如果仔细想想，这人头如果落地，谁来接位？想清楚专制的官僚运作的诱因后，就看得懂了。谁敢来接武汉市长的位？大老板都还搞不清楚疾病能不能控制，随便换人，不但没人敢做下一任，也难保把过错又揽回身上，不如还是让周先旺先继续担着，把败战责任处理完了再说。
照共产党自己的宣传，政府和党的计划与领导，是中国兴盛的主因，好像“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真有其事。但一个瘟疫下来，发现这个国家运作的基础，其实是市场经济，一旦封城，切断了往来，市场停摆了，政府组织也脑死了，连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拿不到口罩、防护衣。计划经济的指挥体系，不是一个口令下来，就会有一个动作发生？口罩应该是习主席下令，就该全国供给无虞，怎么会搞成这样呢？社会主义好个头！
但市场经济现在完全给断了手脚，封城、封路的情况，再持续几天，很快全中国就断粮了。更糟的是，这个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建筑在极权体系上的不稳架构，许多的环节，并不像美国的纯正资本主义，相信自主独立能力的自由人，为发财而经营事业，很有自主能力。中国的市场经济，很多决定都还是来自政府。中国的市场经济，手脚被断就算了，现在连脑子都使不动了，因为决策者慌了手脚，光自保都来不及，根本没办法处理十几亿人的生存问题。没有中央的指示，没有上级的指导，上亿人民坐地等死。
这就回到最前头说的，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极权体制容易走向极端。为避免共产党失去政权，北京的领导核心，会在疫情没有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也许是错误地暂停金融市场，也许是随意放弃大批人群，也许是用军事行动分散注意力。行动越大，错的机会就越大。这场共产党垮台的悲剧，恐怕要超过文革的悲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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