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因素拖延了医疗救援，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说，“中立系重要，但我将中立排在良知后面，良知永远都系第一。”（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19年12月19日讯】（看中国记者卢乙新综合报导）近日，香港《苹果日报》专访了一位看似是普通的文职人员，但实质却是一位老人科专科的医生马仲仪。除了医生头衔，她还代表着超过6,800位医生的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是在今年6月6日正式担任会长一职的，孰料反送中运动在三日后正式爆发。至此后的半年，协会多次为了良知、公义、人道等精神价值发声，不过马仲仪却在受访时再三谦称自己只是名普通医生，并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
马仲仪表示，自己不是因为有好高尚的情操，亦没有家人是做医生的，自己没有罹患过大病，不是因为认识很多医生朋友，更没有立定特别志向说要做医生。
但似乎是时代选中了她。
社会不公有伏线
马仲仪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她并未立志要成为名医，亦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担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她只希望能当一名济世为怀的普通医生。
2003年沙士（Sars）袭港，刚好是马仲仪从中大医学院毕业之年，她说自己是糊里糊涂进入到威尔斯医院8A病房与玛嘉烈医院，当时连口罩都没有戴，甚至有同学感染上沙士，但所幸自己最终相安无事。她说，“其实当年毕业已经有一个好特别的感觉，社会的情况原来同医生工作好有关系。”
在沙士后，因为经济萧条，公营医疗面临被削减开支，对同工不同酬、薪酬多年未调整的情况下，大批新晋医生纷纷选择转投私营市场，马仲仪亦是如此，她在2007年离开医管局。公院医生转投私营市场多为“揾真银”，可是马却是选择到观塘区，以及油尖旺区开设诊所，数年之间为低下阶层悬壶行医。
马仲仪说，自己并非家境清贫，而以往对贫苦大众生活也没多大认知，直到做私家医生那几年，接触了不少老人家，霎时才大开眼界。马仲仪帮长者诊治头痛与失眠问题，而这些“老友”更爱与她大谈生活状况，小至婆媳关系，大至中港融合等大议题，
马说，有老人家讲对生活不满意，只使用医疗券看医生，因为老人津贴要供养孙儿。因此，贫穷长者的困境，令她开始反思该如何更好的照顾长马亦表示，如果老人家的生活很拮据，你跟他讲要用最好的医疗、最好的营养，他都不会听你讲，因为他没有那种生活能力。
由于极少医生会选择由私营市场重返公立医院，导致马仲仪成了异数。马仲仪在2011年决定要重返公院，接受专科培训，以便更进一步服务长者。至今，她已经成为老人科及复康科专科医生。
马仲仪从长者生活窥看香港社会的一点一滴，亦慢慢让她向社会踏前一步，发现世间不公乃是环环相扣的。
马说，这么多年来香港社会都有一些不公情况，而当她当医生后去看院舍、在安老服务时间内，基本上是有看到伏线的。数月来的反送中运动，亦是如此。马仲仪认为，其实社会运动不是一、两日，亦不是一条送中条例，运动是有一路的伏线，“伏线就系一个不公的地方，亦都有政治上错误的考量”，先会有这场运动出现。
社会希望我们来发声
马仲仪除了每日工作10小时之外，担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的她，还要额外处理协会事务，同时还得与医管局开会，以及回应传媒提问，工作压力可谓临近报表。只是，她明明只想做个“普通医生”，为何还愿意担任无粮出的要职呢？
其实，令马仲仪从“普通医生”走出来的那个人，正是协会前会长，也就是现任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沛然。
马仲仪回忆道，自己是在雨伞运动期间认识陈沛然的，陈鼓励她参与协会工作，起点则是2015年医学界政改研讨会，也是医学界第一个有关政治的论坛。
她说，当时社会好大回响，有好多不同的声音，没有人想过会有医生要为一个政治议题而举办论坛。后来，医委会改革起争议，马仲仪也和当时担任医学界立法会议员的梁家骝、陈沛然以及医学会等一起游说立法会议员。
以往医生协会都只是看着医生福利事宜，可是当马仲仪当时见到陈沛然令协会向前进之后，令她了解协会对业界及社会是有一定责任与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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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了解到，作为一个公营医疗中最大的协会，代表逾6800人数中亦包括公院医生、卫生署医生、牙医等，因此要冲破白色巨塔，走进社区绝对不简单。
马认为，因为公共医疗医生的协会，涉及到好多社会议题，例如输入海外医生，慢慢的，社会大众就会期望要再对公共健康、卫生、民生议题，都应该要有看法、同意。
此外，你不找政治，政治始终都会找上你，说的正是协会于反送中运动里的角色。
当反送中运动在6月9日103万人游行时正式爆发，马仲仪却是在6月6日上任会长的，她称得上是“被时代选中的会长”。对此，马笑言，自己在过去的五个月中，就像做了两年的会长，“有些事情是社会希望我们发声，有些是我们成个内阁、委员会自己觉得应该发声”，有时候是两样事情是有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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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在反送中运动以来多次就事件发表声明，而马仲仪则是多次以个人身份出席相关集会发言。在这一次的访问中，她叮嘱记者说内容不代表协会立场。只是，马仲仪的言论仍然多次引发争议，其中包括10月1日荃湾“健仔”被近距离枪伤左胸之后，协会曾发声明谴责警方，随后引来四个警方职方协会去信，并质疑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声明是超越了本身的专业范畴，同时是立场偏颇、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以及乱扣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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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马仲仪表示，当她发出声明，翌日就收到不少讯息，对协会声明表示反对意见。她说，“中立系重要，但我将中立排在良知后面，良知永远都系第一。”马接着解释，“其实以往好有争议的议题，我们都系为事情的良知去发声，尽量避免为政治定性去判断。”但是，马仲仪亦说道，良知及道德，其实不存在两面，这个基本上是有很清晰的分野。
“医护万人集会”医生工会会长、前线医生马仲仪：谴责警方对中学生开真枪我们有恐惧，但我们没退缩，因为我们做对了，警员会针对急救员攻击所为犹如“战争罪犯”。
当政治拖延了人道救援
马仲仪坚定表示，作为医生，将人道良知放在首位，不会有错。
其实，医生将良知放在首位看似理所当然，但是，这个理念摆放在现实中，并非如同教科书式每一次都能够实践。
10月1日，当马仲仪在示威现场进行救援工作时，政府当晚却出稿将事件定性成“暴动”，导致她不得不从现场撤退。到了历时13日的理大围城，警方更宣称校园内所有人均犯暴动罪，并声称“任何逗留、协助暴徒的人会被视为参与暴动”。警方这一次的做法，是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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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仲仪对此表示，无论身处哪里，只要自己根据规则、守则去做医疗工作，理论上应该不是犯罪，医生、医护人员的理解就是这样，但是理大一事，警方第一次坦荡荡把这种话说给你听。
由于多名医护人员在理大外被警方逮捕，相关相片即引来极大回响，而国际医学权威期刊《刺针》更是刊载一名在场医生撰写的文章，他批评警方的做法在文明国家中几乎是闻所未闻的行为，警方手法违反人道主义。
马坦白表示，我们医生当下是没有心理准备的，普通市民知道我们出来会被人拉，但是医生没有心理准备，整个行业都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当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相关相片在行业的每个同事中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马仲仪对于医疗人员受到波及一事，发表了看法。她认为就一般人类文明来看，无论是否为战争冲突，双方都应该理解医护人员是中立的，所以应该尽量不去拘捕任何一位医护人员，亦都尽量不去攻击任何医疗人员。
当医护人员后来先后逐批离开了理工大学，直到11月20日最后一批，也就是最后七名义务急救员离开后，有人见到当时校园内仍有人留守，而到后来他们的身体或精神方面亦出现负面影响，故质疑医护人员放弃了留守理大者，对此一说，马仲仪表示了不认同，她认为不应该将这个责任归给义务救护人员，因为责任在于政府，因为香港是有健全的医疗系统，每个市民都是受医管局服务、去保护的。
马仲仪亦认为，政治不能重于医疗，这事绝对不该在香港发生。可是，偏偏因为政治考量，导致医生们不敢再进入校园救援；因为政治考量，导致医管局曾经拒绝派遣救援队进入；因为政治考量，导致有留守的伤者无法得到治疗。
马表示，“医疗最严重真空期是星期一（11月18日）凌晨至早上”，她说，当时好多受伤的人，一直有激烈的冲突，但里面应该是没有医生的，只有义务护士。
马仲仪更透露，协会曾经与前线医生联盟，以及其他组织达成共识，并于11月18日早上致电医管局，要求医管局派遣救援队进入校内照顾伤者，可惜事与愿违。因为，医管局高层对他们表示，政府定性理大是一个暴动地方、不安全地方，所以他们就不可以进去。”
马仲仪对医管局的回复感到不解，她坦言提及地震、风灾的救援，也都不是安全的，但是她相信大家都不会不去，而理大亦不是一个安全地方，一起进不进去，应该不是重点。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马仲仪直言，是政治问题阻延了救援，落后国家因为没有医疗人员、设施设备，这原因阻延通常无话好说，但是香港可笑的是，一些人被晒在旁边，伊利沙伯医院去到理大要10分钟，怎么中间就没有阻延呢？
马仲仪：我不伟大
眼见警民双方武力不断升级，先后有人在反送中运动中伤亡、自杀。作为医生的马仲仪，面对无数生死，最看重的仍是生死。
马表示，如果是仇恨情绪，就很容易走错路，生命同身体的损耗，有时没得返转头，那怕这个是你自己的生命和身体，还是周遭人的生命和身体……参与这场运动是因为有理念要去达成，这个理念是有道德的考量，要记住每做一件事是为做这个理念。
马仲仪和许多医护人员，之所以选择在这场运动中发声，以至参与前线救援，都不过是出自于一个很简单的理念：良知。
只是，马仲仪再三强调，千万别将她写得太伟大、太前线。她不同意自己被称为“企出嚟”（走出来），她说如果这样就被称为“企出嚟”，就实在是贬低真正走到前线抗争的人。马仲仪强调，自己担当不起“企出嚟”这三个字。
说到最后，马仲仪这位医生只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她谦虚地表示，自己没有做过一些轰烈伟大的事情，不过政治上有自己的立场，亦都有就她自己的立场，作出她认为应该可以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