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是从朝鲜搬到东北的。（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我们家是从朝鲜搬到东北的。1952年我5岁，在村子里玩时，走进一间快要倒的破屋子，门窗都没了，一进屋就发现几个人倒在一堆草里，我认出其中一个是我爸爸。我惊讶地喊了一声爸爸，爸爸嗯了一声就不再说话。他们都被反绑着，天气很冷，只铺着一堆烂草。我哭着跑回家，问妈妈，爸爸为什么要在那儿？那儿好冷好破。妈妈赶紧制止我，不让我哭，并嘱咐我：“你还太小，以后别问这些事了。”看得出，妈妈好怕。1954年，赶上三反，爸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上初二时我已经写过十几次入团申请书。有一次，老师说要跟我谈话，我以为是谈吸收我入团的问题，没想到老师竟这样告诉我：我各方面表现都很好，老师特别喜欢我。如果不是我的家庭成分有问题，我早就能够入团了。老师叫我以后不要再写入团申请书了，写了也不会有结果。放学后，我独自一人趴在教室里哭。眼睛哭肿了，我不敢回家，怕被别人看见，也怕家人看到为我伤心，只好等到天黑悄悄往回走。
东北的冬天特别冷。刚到家门口，爸爸早已在门外等我入团的好消息。此前我已告诉家人，老师要跟我谈入团的事。爸爸迫不及待地问我谈的如何，我强装笑脸喊了一声爸，就再也控制不住，扑在爸爸怀里哭了起来。爸爸极力安慰我：“都怪爸爸的出身不好。”可是我知道，爸爸的心里比我更难过。
有一次五四青年节，学校排节目，音乐老师安排我打小鼓。忽然得到这种机会，我和全家都高兴的不得了。那个年代，孤独、自卑和歧视牢牢笼罩我们全家。为了我参加节目表演，家人拿出仅有的积蓄，为我做了新衣。五四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穿着新衣服来到学校。可是因家庭成分，我被临时取消了演出资格。15岁的我，心已经死亡。
姑姑那时是街道妇女主任，是干部培养对象，领导要她必须和自己的亲哥哥（我爸爸）划清界限。我叔叔家的三个孩子，老大是县武装部长，老二是工厂厂长，老三是县政府工作人员，也必须和自己的亲伯伯（我爸爸）划清界限。文革的第二年，姑姑组织我们家族的30多名亲戚朋友，搞了一次对我爸爸的家庭批斗会。
那是7月的一天，姑姑带着这一大帮亲友，高喊着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来到我家。爸爸几乎整天挨斗，浑身是伤，在家里躺着。看到姑姑来了，爸爸艰难地爬起来问候了一句：“你来了。”姑姑开口吼道：“朴和均，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待问题！要不决没有好下场！”那年爸爸已经65岁了，比我姑姑大了整整35岁。在我们朝鲜族，年龄小的对年龄大的这样不敬，那是大逆不道。可是在那个荒谬悖逆的年代，爸爸只好忍气吞声：“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文革两派，无论哪一派搞批斗会，都要把我爸爸抓去，在他脖子上挂上几十斤重的湿木板子，上写“历史反革命分子朴和均”，名字上还红笔划一个大叉号。爸爸的脖子几乎天天血肉模糊，脸肿得认不出来，脖子和头一样粗。姑姑接着吼：“你还坐着干啥？站起来！”爸爸低着头，弯着腰，哆哆嗦嗦硬撑着站了起来。爸爸血肉模糊的脖子上再一次被他的亲人挂上了那个不知挂了多少回的大湿木板。
姑姑逼爸爸背毛语录，爸爸全身发抖，结结巴巴背不出来。姑姑再次怒吼：“你连毛主席语录都背不出来，你有什么资格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三堂哥掏出手枪对准我爸爸气汹汹地喊：“你知不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说！你说！”他们边喊边靠近我爸爸，已经六亲不认。我从五岁开始就亲眼看爸爸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抄家，敢怒不敢言，可是当我看到了我的堂哥和姑姑也变得这样没有人性时，我愤怒了。我冲过去，挡在他们面前，一边保护着我爸爸一边大声吼道：“你们来干啥？！滚出去！”二堂兄啪啪打了我两个嘴巴，边打边骂我：“该死的，你干啥？！你为什么还不划清界限？！”我被重重打倒在地。二堂兄、三堂兄同时用手枪指着我爸爸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垃圾？你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垃圾！”看到我被打倒，我的妈妈和嫂子哭作一团。爸爸只好在自己的亲妹妹和亲侄子等30多位亲戚面前连声说：“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1967年9月，也就是遭受家庭批斗会两个月后，爸爸被抓到林业局农场接受改造。不准家人探望，没有任何爸爸的消息。一年半以后的1969年4月18日，劳改农场来人通知我们：朴和均已经死了，赶快去办理后事。
爸爸被扔到一个乱石堆里，一条破被子裹着。我哭着说：“爸爸，让我再看看你的脸吧。”这哪是我的爸爸？脸已被打得认不出模样了。现场监视的人担心被扣上同情反革命的帽子，连一把锹都不敢借给我们。我们全家只好一边哭，一边用手挖了一个不大的坑，草草掩埋了父亲。
责任编辑: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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