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时，北师大是重灾区，而中文系是重中之重。图为北京师范大学南门。（Pedist/wiki/CC BY-SA 3.0）
我们通了好几次电话，闻其声未见其人，总觉遗憾！想不到昨天（2012年5月19日），他千里迢迢专程来京看望我。相见一个拥抱，几声平安，我们都活得很好，相慰晚年幸福。
他和我都是对《往事微痕》寄有很大的希望。他说前苏联“古拉格群”那本书，已成为今天俄罗斯的教科书。他坚信“往刊”会留在中国的历史上。
由于我们经历相似相近，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放弃毛泽东思想，切勿再回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老路。执政的中共要尊重人权，应给公民起码的言论自由与宽松的生存空间，让他们自由自在的生，免于恐惧和惊吓。
他长我三岁，乍看去比我年轻有精神，只是眼睛与耳朵不如我。他出身穷苦，少年当过酒厂的学徒，能喝上几杯，故性格豪爽。土地改革成份是贫农，全家兄弟四人分得三亩二分地。他两个哥哥在“解放前”与地下党有接触，常为地下党秘密工作，“解放后”镇反时当地要处决一个汪伪时的区长和几个反革命，他大哥去找当时的县长说是好人，结果弄得来天天要他写检查，那时大哥正患严重肺结核病，折磨得死去活来，很快死去。后来才知道这位被处决汪伪区长，是党派去的地下工作人员，因是单线联系，无人证明，说不清楚。二哥早年入党，因受他右派影响不能晋升。
这么一个“根红苗红”的穷孩子，怎么成了“反党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呢？始于性格与认识。他是个天生崛强的性格，是个宁折不弯的硬汉子。自幼好学，喜欢读书，51年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中心小学去教书，为学校舍事向领导提意见，被当场拒绝，要他检查，他拒绝，并于1953年公然报考高等院校。按规定，在职教师不能报考大学，他便辞职去考，而且考上了，分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想不到1957年反右时，北师大是重灾区，而中文系是重中之重。他知道这个运动是整人的，便有意回避，不但不写大字报，在呜放座谈会上也不发言，还劝别人少说为佳，结果莫明奇妙地成了系里“苦药社”的“军师”。在劫难逃，榜上有名。
在交待问题时领导问：你是贫农，共产党解放了你，让你有饭吃，你为什么还要“反党”？他不值一屑地回道：我不反党，也不是靠共产党解放我，不靠共产党吃饭。我是自已解放自已，靠自已穿衣吃饭。面对“无药可救”的他，领导上又找不出其它证据，只好发配到辽宁省岫岩县一个学校去教书，但县上不按政策办事。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再次“下放”到一个农场去“劳动改造”。
那改造历史与全国五七难友一样，吃不饱穿不暖，成天劳动，成天饿着肚子，过着非人生活。“文化大革命”中还被造反派抓出来批斗，胸前挂个“右派反军黑干将”的大木牌。他为什么成了“反军黑干将”呢？是他私下向人说，“军队支左要引起武斗”，别人立马去立功检举。后来他的预见成为事实，但是共产党没有奖励他。
不过他和许多五七难友最大不同点，他回忆得最多的不是苦难，而是在那段苦难历史中帮助过他的人。他说，在他饿得快要死的时候，正是收获花生时节，管理他的辅导员悄悄向他说：薛若安，肚子饿就拿点吃，但不能拿走。也许这些花生挽救了他频临死亡的生命，所以他永远记得这位辅导员，可能出于人性关爱生命的原因，对他有过关照。另一位是县委宣传部长，常常在暗里保护他，使他避免了许多危险。但这位部长却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受到残酷的迫害与打击。
1979年，他得到“改正”，好容易争取回到家乡无锡后，曾多次去寻访看望这些有恩于他的人。可惜他们都走了，留下难以回报的遗憾。
这就是我们的难友薛若安先生！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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