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疯狂年代，充塞了许多荒诞的故事。（网络图片）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我当时所受的压力。那是个疯狂年代，充塞了诸如此类的荒诞故事：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领袖像，立即就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唐，那是在痛定之后，对疯狂年代的嘲讽和调侃了。
而在我所处的那个疯狂年代，在荒诞的后面是恐怖。和最大的走资派攀亲，最起码是政治上划不清界线，更可能是包藏祸心。如果我那首小词爆了光，那就死定了。什么“混世”、“冬夜长”，那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污蔑！什么“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丑化和诋毁！什么“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更是自绝于人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宣言！
当时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东西：日记、书信、手稿……统统烧掉了，不留一星半点残渣余孽。虽然这帮我练成了一付好记性，但现在老年痴呆了，没有片纸只字可供参考，写起东西来就分外吃力。当时我绝不是惊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训就在身边。我们系一位青年讲师，因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
刘老师当年也算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拿了学位、娶了苏联姑娘丽达，一同回到清华教书。育有非常可爱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们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涂了蜜。文革来了，老婆是苏联人，那就可能是苏修特务。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直截了当、简单明了。于是就被隔离起来办学习班，这有点儿像现在的“双规”。莫须有事，刘老师自然不会承认。于是就抄家，发现丽达和中山大学一位当年一起嫁到中国的同学有通信。于是内查外调到了广州，请那边帮了抄家，发现了丽达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如何相夫、如何教子。还交换点如何让丈夫听话的心得：适时地发点小脾气、床笫间使点小花招，让夫君乖乖的就范。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丑恶、甚至是十分下流了。专案组把这封信掐头去尾，把丽达讲御夫经验的那一段拿给刘老师看：谎称这是丽达给她的KGB（按：克格勃）上司的述职报告，当时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丽达已经彻底交待了，苏修特务一案，已是铁证如山。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刘老师懵了，确确实实是老婆的笔迹、确确实实是夫妻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琐事，难道……
精神崩溃的结果，是竹筒倒豆子。刘老师开始怀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况老婆还常去苏联驻华使馆参加Party。于是蛛丝马迹，成了苏修特务的铁案。专案组立了大功，其代价是刘老师一家的妻离子散。丽达被驱逐出境，带走了两个孩子。伤心欲绝的妻子临别时坚持要见丈夫。不让见就是不让见，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悲惨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也因为我的处境，所以就格外记得。后来见到解除隔离后的刘老师，那种颓唐和落寞，看了都让人心痛。那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刘老师一家破镜重圆没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老海归的生命空白
这年头，海归是一种时髦。我的儿子万方，也髦得合时，回北京当海归了。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老海归的故事。不，这个题目太大了，是讲他生命中不见经传的空白期中的一个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处过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30年代的海归，中国创立市政和环境工程教育的开山鼻祖，清华当年的一级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还在，恰好100岁了。下面是官方资料上关于他的简历：
1906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堂。
1929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1930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卫生工程硕士学位。
1930～1931年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
1936～1938年任南京卫生署高级工程师兼公共卫生工程研究班教务主任。
1938～1940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土木系教授。
1940～1946年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1946～1948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
194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半年，任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
1949～1950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1950～1952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兼任卫生工程系主任。
1952～1954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给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1957～1959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196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
1981～1983年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
1992年2月16日逝世于北京。
请注意，1966～1980这14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说，是官方职务的空白。为什么是空白？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40周年祭，也是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响文革第一声号角的，是《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旧”，就是要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谁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反动学术权威。根据陶先生的资历，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属于被横扫之列。当年是如何批斗陶先生的，我已经说不清楚了。一是因为当时我在文艺社团，不在系里参加运动；二是文革一开始，我就被革命群众归类为“小爬虫”，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机会。
是在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之后，才使我这个“小爬虫”和“老反动权威”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我们专业的学生、老师、干部、实验员，被集中在给排水实验室办学习班，一天早、中、晚三个单位的时间在一起关起门来斗私批修。根据老毛的宏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是领导阶级；次没有文化的实验员是学习班的各级领导。陶先生是最有知识的，所以最反动；我同最大的走资派有瓜葛，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属需要触及灵魂的重点批斗对象。学习班上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那是一种很正规的宗教仪式，要全体起立，右手举起红宝书，夸张一点的，还要用左手按着自己的胸膛，嘴里念念有词。这一段经历贻患无穷。后来我到了西方，始终不能得到神的庇护，就是因为到了类似场合，我就会毛骨悚然，把心里刚萌发出来的一点感恩心，吓到爪洼国里去了。
在这种场合，有时候我会悄悄地用眼角扫瞄周围的各式人等。用左手按着胸膛的，大多属于比较不要脸的，但陶先生从来不。他在我们学习班上最年长，站得却比许多年轻人还要直。陶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却长了那种广东人才有的前额。往后梳的已经花白的稀发，更显出额头的开阔。宽边的浅色眼镜，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宽而长的下巴，壮硕的身材完全没有江南人的纤细。后来在网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个好作品。在别人念念有词的时候，陶先生从来都是紧抿着嘴，厚镜片下那双深邃的眼，仿佛看着尘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么呢？也许，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适合国情的雨量计算公式？1975年，陶先生的这一科研成果被用于我国给排水设计的规范。1975年，正处在先生官方职务的空白期。职务空白了，但先生对事业的求索并没有空白，对科研和教学的奉献并没有空白。
给排水和公共卫生环境工程，实际得无法做意识形态的文章。对先生的批判，就沦为对人格的诋毁：陶葆楷，你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这里铁证如山！所谓铁证，说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烟，也给实验员递烟。先生身上常揣着两包烟，便宜一点的劳动牌放在外衣口袋里，贵一点的大前门放在内衣口袋里。给人递烟的时候，从外边掏；自己抽烟时，往里边摸。这种小技巧，怎么能瞒得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于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这类荒谬的大批判，后来我还遇到过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个孩子，老大李麦，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一位老工人对他的批判义正词严：“李XX，你满脑袋资产阶级臭思想，给孩子取名都是大米、白面，都是……细粮。”李工很有点幽默感，抬起被强按着的头，反驳了一句：“我们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粮。”全场粲然。
今天来说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归们，又络绎于途了。希望他们一路走好，不会再遇到当年的荒唐，不会再有生命的空白。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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