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AFP/AFP/Getty Images）
一、八九学潮初起
七年以前，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经把“六四”的一些事写过一个东西，算是留下一些记事吧！现在我按这个材料来讲。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已讲了，有些事没有讲，这里一并来谈谈。
先说学潮的起因，学潮初期是围绕着悼念耀邦开始的。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广播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搞起悼念活动。随后就走上街头。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时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总的来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越轨的事。4月18、19日晚，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我曾调公安部录相来看。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
4月22日开追悼会时，天安门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这是经过同意的。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们设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这就是4･26社论发表前学潮的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主张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第二，对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面对反自由化斗争不满意、有牴触，同时对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学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当时上街的学生大体是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因此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办法。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一）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当时我觉得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总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追悼会已结束了，你们也参加了，就没有什么题目了，应当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学生、教师、知识份子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我的这些意见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后面讲的三条是我出访朝鲜前讲的。耀邦追悼会刚结束，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下电梯的时候我同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些意见。4月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
那时常委中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我只记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正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他：乔石在第一线负责，有各种预案，他会应急处理。随后我就把李鹏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乔石。实际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的大部分学生已经散去，少数人没走的由公安清了场，强令他们上了车，送回学校去了。这就是我出访朝鲜以前，学潮的情况以及当时常委的方针。
二、4･26社论激化了矛盾
但是，后来学潮怎么会闹成那么大的乱子？关键是4･26社论。学生有不满情绪，总会表现出来，即使当时没有闹起来，以后还是要表达。总是有意见嘛！但是学潮闹得那么大，就在那个时候闹出那么大的乱子，就是4･26社论。社论以前和社论以后的情况不同。如果当时因势利导，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会闹得那么大。4･26社论是个转折点。
4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就找万里，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就上了他们的当。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万里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缓和的情况。其实学生中间当时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主张复课并已经复课了，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一些学生回到教室上课，那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在门口把着不许进去。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学生气还没有完全出够，闹了一下就这样完了？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可是他们在汇报时竟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的很多，看的很多。说一个领导人几句话，他们根本不认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当中空气比较紧张的时候。当时说我的也很多，什么几个孩子搞“官倒”呀，什么运了多少车皮化肥到我的家乡呀。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4月25日李鹏、杨尚昆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我4月19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鹏、杨尚昆一讲，邓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4月25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我出访朝鲜之前，李鹏、北京市的领导都没有向我说过他们这些看法。我刚刚离开北京，他们很快就召开了常委会，并直接取得了邓的支持。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常委原来的分析及准备采取的方针。
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四”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希望在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5月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
有人利用学生的过激言论来激化矛盾，把党和政府推到和学生尖锐对立的地位。经过改革开放，学生批评领导人本来算不了什么事，发泄一下而已，并不意味着这些人要推翻我们的制度。但是把学生批评邓的话集中起来说给邓听，对老人是极大的刺激。这些人还把学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过激言论说成是学潮的主流，说斗争矛头指向邓。由于邓多年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所以一听到李鹏的汇报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鲜时，4月24日常委会纪要和邓的讲话通过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我没有对常委纪要表态。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面说过，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而且学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复课，这是很好的机会。只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学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4･26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等等，学生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推到了激进的一边。从朝鲜回来后我找了几个大学的人谈过，他们都讲了这个情况。4･26社论一发，各方面包括机关都非常不满意，“怎么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4月27日上街游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万。由于4･26社论的言辞比较严厉，学生们感到这个行动可能受到镇压，因此有的学生游行以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下了遗言、诀别信。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也普遍牴触。他们不理解、牴触，甚至反感。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热点问题，是可贵的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反而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是知识份子反应更加强烈。政府这样做，社会上更加同情支持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像可以看到，当时学生的游行队伍走到哪里，沿街的群众就拍手欢迎，呼喊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来布置的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那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
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因为知道小平讲了那么一篇话，生怕矛盾激化，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动武。彭真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听了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电话说：“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话不知准不准确。还有王震，他也主张多抓些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加上许多老同志劝告，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领导人和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学生们原来以为游行可能受到镇压，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回到学校以后，就庆祝胜利，欢欣鼓舞，更加无所畏惧。
由于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了社论，学生会、党团组织、校长、教师，原来都拚命地阻挡学生，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去上街。学生回去以后，弄得党团干部受到奚落，他们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绪，认为被出卖了，躺倒不干了。包括陈希同这样的人也有这种感觉。5月1日常委听北京市的汇报，陈希同一肚子怨气，说学校基层干部感到被出卖了。我批评他：谁出卖谁？
4･27大游行的结果说明这么几个事：原来以为4･26社论一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有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这说明用无限上纲的老办法，过去很灵现在不灵了，此其一；其二，由于广泛传达了邓小平4･25讲话，学生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顾一切地上了街，这说明再靠最高权威的领导人发话也不灵了；其三，北京市刚刚发布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警察阻挡也不灵了。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就感觉到，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与4･27以前不一样了，学生经过4･27大游行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办法，政府什么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下出动军队这一招，而学生当时认为政府是不会出动军队的。所以以后的事就比较难办了。总之，4･26社论对整个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坏的作用，增加了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以上说明，如果不用疏导对话办法，要用强制手段制止学潮，除了动用军队，没有别的办法。我从朝鲜回来途经沈阳时，听了沈阳的汇报，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话，省委都怀疑：现在还用这种办法行吗？他们说，传达邓讲话以后很多人骂邓。所以我从朝鲜回来后就觉得局势很危险。4･26社论以后，其他办法都不灵了，存在着发生大规模流血的可能。
